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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全球帝国史》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查看我们全球的过去。我们对全球历史的观念依然被源自西方的观点支配：正是欧洲的扩张占据了中心舞台。但对于这本书的600年跨度的大部分时间来说，亚洲的巨大帝国更堪与来自欧洲的入侵者相比。在欧亚进行的剧烈变革改变了这种力量的平衡，尽管不是如此彻底。中国，排除各种困难，一直生存到今天。英帝国来了又走了。纳粹帝国几乎立刻就垮台了。帝国的兴起、衰落和持续——及它们后面的因素——一直是世界历史中最迷人的难题。
本书的核心是各种关系的戏剧性的转移和不可预知的变化的故事，这些关系存在于西方、各国政府与伊斯兰世界的帝国和东亚伟大的文明社会之间。它建构了历史的观点，在其中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亚洲的伟大复兴，还能看到我们现代“全球化”世界的重要特征。如果我们在乎我们的未来，我们也要在意我们欧亚的过去。
《全球帝国史》涉及欧洲和亚洲历史上最著名和最令人兴奋的事件——也使它们再次鲜活和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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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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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05年帖木儿之死到欧洲帝国的兴与衰，从美国成长中的帝国势力到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经济强国的复兴，《全球帝国史》是对帝国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极具魅力的回顾和展望。本书详细剖析了西方在进行海外扩张中与莫卧儿帝国、伊朗帝国、奥斯曼帝国、日本帝国和中华帝国之间戏剧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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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约翰达尔文的兴趣在于帝国的历史，既包括它们的兴起，也包括它们的衰落。他写了大量关于英帝国衰落的文章，他如今在剑桥教授帝国史和全球史，是纳菲尔德学院的研究员。
译者：
陆伟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史，妇女史、社会性别等。已出版著作《世界视野中的扬州区域社会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英吉利的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等，译著《城市人：环境及其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高芳英，女，苏州大学1982年学士、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1997年硕士，2003年历史学教授。现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副主任、世界史专业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世界史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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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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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位
2 欧亚大陆与大发现时代
3 现代早期均势
4 欧亚大陆革命
5 与时间赛跑
6 帝国的界限
7 世界危机之路（1914—1942）
8 被否定的帝国
9 帖木儿的阴影
阅读材料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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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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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历史
世界历史，通俗地说就是一部王朝的历史、帝国的历史。从许多历史文献中我们很容易认为帝国是反常的：在一个非帝国的世界里是不欢迎
入侵者的。帝国的崛起归于具有独特个性、狂躁精神的民族在特殊的环境下所为，它们的衰落是可预见的，因为使它们崛起的特殊环境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个观点虽
然吸引人，但不应赞同。扫描世界历史进程的反面，在大多数时间里，帝国的势力只要经过政治运作就会得到认可。帝国是一个影响或统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
种族的、文化的或生态范围是重叠的或被忽略的：它们的普遍存在可以从事实中看到，在一个地域范围内，或是全球范围内，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天赋资源不是平均
分配的。这不是一个仅仅涉及可以耕种的草原或者可以航行的河流问题，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利用，以及国家从容调配人力和资源的问题。在公元前200年，中
华帝国产生于这种“现代性”。对抗一个帝国的文化吸引力或物质力量，是很困难的，除非被地理距离的遥远或不寻常的内聚力所强化，才能产生抗力。那些逃避被
征服的国家不得不结合多国的力量以避免被践踏在帝国如大象般巨大的象脚之下。
如果帝国是普遍的，那么它们也是多种多样的。历史上的许多帝国，
今天已成为人口很少、范围有限的中等国家，让我们感到震惊。即使我们的注意力局限于本书所讨论的比较硕大的帝国，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有时被称作“古
典”帝国的都是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它们的本质特征是控制土地和卖掉土地所产的剩余产品。依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组建强大的军队以加强皇帝对地方利益集
团或土地豪强的控制，征收赋税，公平地分配。皇帝的威望是重要的资源，他们往往小心翼翼地闭关自守，恪守着自己的宗教礼仪。西方罗马帝国衰落之后，中国就
是一个先进帝国运行的最好模式。在其他方面，条件常常并不那么有利，如宗教、生态或地缘政治背景，难以让皇帝的统治沿着中国的路线向前。在欧亚中部，统治
者转向更换军事奴隶的设备，马穆鲁克从帝国的边缘地区招募新兵。像外国人依赖的埃米尔恩惠（穆斯林国家元首）或直接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没有地方联系，没有
宗族或亲戚来动摇他们的忠诚。他们在当地的城镇、部落和乡村绅士的团结中形成平衡。以上两类帝国确实不同于欧洲人在15世纪后期开始建立的海外帝国。
当然，这些“殖民”帝国有多种版本。它们通常不是由政府创立的，而是通过私人冒险家，在从国内政府那里获取许可证后创建的。有些冒险家依靠使用其捕获或
征服的劳动力，有些通过奴隶贸易，从非洲购买奴隶劳动力，有些试图在征服地复制欧洲模式，或者改造这些落后于欧洲的民族。这是真正的移民社会，奴隶和本土
人民被大量驱逐。毋庸置疑，这些殖民模式在亚洲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几乎200年的时间里，欧洲入侵亚洲，因为受到基地、补给站、立足点的限制，必须面向沿
海而不是向内陆拓殖，如孟买、果阿、本地治理（Pondicherry）、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巴达维亚（Batavia）、澳门，这些都是海上帝国环绕
亚洲大国边缘建立的经商地。亚洲大国的实力常伸展到海上荒芜人迹的地方，当欧洲人开始从18世纪晚期（主要是在南亚）侵占领土建立统治493权时，他们喜
欢占据先前亚洲统治者的统辖范围，而不是时髦地建立一个“欧洲”全新的据点。例如莫卧儿帝国的税收制度，通过紧缩和降低成本，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7
年与印度孟加拉王公在普拉西战役后确立对次亚大陆的统治以财政支持。
把“欧洲”和“亚洲”模式之间的区别描绘得过于对立可能是个错误。但是在
漫长的19世纪（1815-1914），这个变化是由工业革命的力量转化的。工业技术使欧洲人在一个比原来预想的更宽大的范围里加快了殖民步伐；工业技术
意味着让欧洲人渗透到新市场并增加压垮老对手的能量；工业技术扩大了欧洲人收集信息和高效开发的能力。总之，工业技术提高了欧洲人在更远的距离中以较低的
代价发挥其物质力量的能力。在汽船时代和稍后的火车时代，战略上的遥远失去了许多意义。当欧洲军队能提前到达南京（像英国人在1839-1842年第一次
鸦片战争中所做的），亚洲没有一个地方看起来是安全的。结果是出现了许多“小印度”：殖民统治开始在亚洲和亚非之间扩散，非洲1880年后被瓜分完毕。另
外是建立第三种类型的帝国：“无形帝国”，无形帝国系统地强化其主导地位，使这些地区和国家仅保留着名义上的主权。在那里，欧洲银行家、外交官、商人和传
教士享有特权地位，管理着海外贸易，控制着国外投资，而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就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封锁或武力攻击，劳动力的支配显得多余或者徒劳。
无形帝国也称“非正式帝国”，如果代价和利益成为它的标准，无形帝国就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理论上，所有类型的帝国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压
力、危机和最后的衰落。这是历史的真实，没有哪个帝国是永久的。帝国的倒塌是由很多原因引发的。帝国往往依靠归附国的精英的合作和忠诚，他们在处于困境时
造反或反抗，能对帝国的威望和权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毁灭性损失。为了缓和与反抗者联盟的494关系，会引起缓慢的但也许是致命的控制方式的改换。如果使用帝
国的力量需要得到宗主国公众的同意，或者是给他们在人力或财力上增加新的负担，引起不是在殖民地而是在本土的反抗，也许会对帝国的衰落起决定性的作用。新
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也许会毁了一个帝国建立在它们合法性基础上的道德和政治信誉———它们是帝国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一种平常的危险变得难以处理了：当
承诺太多而开始无法兑现，痛苦太多而无法承受，帝国的臃肿显示出力量的虚弱时，就会诱使对手进行反抗。帝国也暴露在经济和环境变化的危险中。它们建立在资
源和科技基础上的实力也许开始枯竭或衰落，物质财富和技术威力会逐渐消失，或转移到利益更大的领域。更可怕的是，帝国会引发相互破坏的战争，引起不管愿意
与否的世界性剧变。即使不是世界末日，潜在的危险仍潜伏在许多帝国体系的内部。他们的控制权不可避免地会落到有广泛联系的精英们手中。依靠权位，他们也许
会把帝国的结构转化成半私人的领地，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会谋取分化别的小集团以合并组成更大的集团，保卫他们从帝国统治者那里获得的利益。但是拒绝
变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帝国的义务就是在国内、殖民地和外部的压力下不断调整统治方式，并迅速在文化或经济活动上创新开发。在19世纪晚期，似乎看起
来导致帝国衰退和崩溃的若干原因会改变这个世界。对于许多西方的观察者来说，这个结论是很明确的。亚洲和非洲本土的帝国，无论大小，都不能长期维持。它们
与欧洲帝国共存的艰难时期已经结束了。经济停滞、文化衰退和体系腐败已经毁灭了亚非帝国的政治前景。亚非帝国的统治者缺少保卫国土的办法，还面对部分少数
民族的反抗。帝国经495济的失败加剧了社会冲突，帝国文化的停滞激发了其对外国文化的渴求，但随之却带来了强烈的反作用———恐惧憎恨外国人或盲目迷信
外国人。在混乱和等待中毁灭：这些是“垂死的民族”，已倒闭的帝国。英国著名作家鲁·吉卜林（Ｒ．Ｋｉｐｌｉｎｇ）狂妄宣称，通过对比，欧洲的殖民列强和
它们北美的兄弟已经发现了永恒进步和不朽帝国的秘密。欧美帝国已经打破帝国衰落的周期。欧美的工业化，无机燃料（煤）、分布很广的资源基地建设、远距离调
运产品的能力，均使原有的地理局限变得无关紧要。欧美的商业和文化吸引了大量新的追随者，即殖民地的精英上层，他们对欧美的忠诚（或协作）会减少帝国殖民
的代价。这种情况使“宗主国”处于优越的地位。欧美帝国“廉价地”依靠遥远的市场，为推动“帝国的”理念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国内“民族国家”势力的增长
正在强化“民族社会”的理念，而乐于支撑帝国在海外的发展。也许最有效的是采用“自由主义”的政策———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治私
有化中的腐败，提倡改革。这种进步精神或许植根于“种族气质”———一种类似于自然汞合金的不一致特性，一种社会和文化特征的反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
———或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发现了社会进步的秘密。他们设想，对他们的发现，最好的奖赏也许就是永久地掌控整个世界。
最有可能的结果是
出现一个权力集中在少数“世界型国家”手中的新的全球秩序。非西方世界的其他民族国家和帝国都被排除出去，如果让其存在，它们必须转变成受严密监督的半保
护国。西方世界支持半保护国的“改革者”“进步者”，镇压反抗者。保护国获得西方支持的代价是自愿接受欧洲的规则：打开国门开放贸易，接受外来文明，订立
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的立法准则。这种监护的时代预期会很长，虽有挫折和反复，但也许是无限期的。可事实并非如此。
496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
欧洲进入亚洲的主要前提条件是欧洲的和平，避免战争。欧洲帝国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的竞争看起来很激烈，实际上只不过是被巧妙约束的争吵取代了实际的厮
杀。但是1914年，这种长期竞争共存的状态被利益驱使打破了：战后复兴的努力并无多大成果。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几乎在它开始前就失败了。欧亚的主要
利益把西方牵制在一个危急的状态之中，地缘政治是唯一可以解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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