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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无踪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
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本书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作一次重访，以期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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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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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无踪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本书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作一次重访，以期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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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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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济顺，1949年生，上海人。“文革”期间下乡插队，后进厂当工人。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获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于复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著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发表学术论文十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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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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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自 序
第一章 掀动底层：政治统合与里弄换颜（1949—1955）
引言
一 单位之外：新政权遭遇旧里弄
二 承续与突进：有效运作的早期居民委员会
三 国家渗透日常：政治整顿与社会生活计划化
结语 国家与里弄：未完成的社会重构
第二章 国家主人翁：第一次普选运动中的底层社会（1953—1954）
引言
一 生死攸关：“镇反”思路下的选民资格审查
二 塑造“主人翁”：树立典型与宣传引领
三 当选“主人翁”：翻身通道上的小人物
结语 依然在场的都市与革命
第三章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的改制与改人（1949—1953）
引言
一 扶助与控制：新政权与旧报业
二 放慢脚步：思想改造运动的时机与目标
三 由困惑到亢进：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
四 精英急转弯：运动中的徐铸成与严宝礼
五 体制内外：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
结语 共产党与上海民间报人
第四章 约园内外：大变局中的黄氏兄弟（1930—1960）
引言
一 《西风》：自校园的乍起与沉寂
二 在疏离与异化之间：大学蜕变中的黄嘉德
三 华彩写就的悲剧：都市文化尽头的黄嘉音
结语 圣约翰与上海知识人的日常史
第五章 时尚再现：隔绝中的大众记忆与想象（1949—1960年代早期）
引言
一 国家意志：文化体制的急剧转型与功能转换
二 时尚不再：别了，好莱坞
三 影迷重聚：香港影片激起狂热
四 旁门左道：上海化的西方影像
五 软性抗衡：党与小市民各自表述
结语 转型中的延续
征引文献
索 引
附 录
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
海派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近代上海与近代中国几个问题的思考
论上海里弄
上海租界研究的思路更新——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论检讨
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
从小溪到大海：上海城市历史和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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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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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从着手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到今天成书付梓，得到的鼓励与支持难以数计。就最近三年的写作过程而言，是诸多学界同仁、朋友、学生以及学术机构真诚而又慷慨的帮助，才使我摆脱多年不能专注学业的生疏与困钝，渐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虽然难以平复的内心让我词不达意，但还是要向热情相助的各位送上深深的感激之情。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是我的学术家园。中心每办一次研讨会、研修班，每出一期刊物，都为我提供了学习的良机和“试水”的舞台；中心每一个成员投注的心血和努力，让我充分感受到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勃勃生机，增添了不断求索的勇气和动力。作为一个研究者，有什么比身在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共同体更幸运、更享受的事呢！在这里，我要向中心的各位，特别是杨奎松、韩钢、冯筱才三位教授，表示由衷的敬意。
华东师大历史系的许纪霖、姜进、沈志华、刘昶教授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或提供帮助，他们的学术见地常常使我受益匪浅。
特别让我心谢不已的是美国及日本的几位知名学者：裴宜理、叶文心、柯伟林、萧凤霞（HelenF.Siu）、小浜正子、久保亨以及石川祯浩。他们深厚的功力和宽广的视野是我学习的楷模，许多灼见与洞察力使我深受启迪。我们分别策划并实施了1950年代中国研究、都市研究与上海研究的多个合作交流项目，长时间的讨论切磋，分享研究心得，这些都让我倍觉愉快，乐趣无穷。
年轻学者和博士生是我极好的助手和朋友，他们不但分担了写作过程中许多不可或缺的琐事，而且让我充分享受教学相长的兴奋与快乐。阮清华、刘建平、刘彦文、田蕊、张牛美以及刘亚娟——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强劲后续，充分领略到“后生可畏”，深知要当好“老师”，必须精益求精，不断进取。
我还要感谢贺祥（JoshuaHill）博士，他不但出色地将我的论文译成英文，得以在《中国季刊》（TheChinaQuarterly）发表，而且对相关的本书章节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见。
2011年我“转岗”回到学术领域之后，有幸作为合作研究教授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得以在非常优越的学术环境中，潜心研究与写作，书稿的大部分在那里完成。2013年初又获机会重访阔别了近20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感悟。
本书的部分章节分别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康奈尔大学、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日本）中央大学、一桥大学、筑波大学、东洋文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机构发表，得到同行们的点评与启发。这里尤其要致谢的是熊月之、章清、周武、刘家峰、陈兼、高纲博文、李廷江、深町英夫、坂垣弘子、山本真和齐慕石（TimothyCheek）。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美国圣公会档案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档案特藏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图书馆、香港电影资料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及档案馆等机构提供了查阅的便利与周到的服务。邢建榕、马小鹤、南希（HearstNancy）、程洪、何剑叶、吴君玉以及朱小怡给予的帮助尤多。
多位好友与热心人士接受了口述史访谈。他们是：陈绛、陈力仪、承宪武、狄宗信、黄纯颖、卢廷璋、倪康、李逊、李乃坤、刘禾、王世靖、易荣、严凤霞、姚季梅、郑如桂、朱照宏。网友芒眼（吉明）提供了许多口述线索并应允采用他收藏的黄氏家族照片。
我还要对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道一声谢谢。感谢童世骏书记及俞立中、陈群两位校长给予的鼎力相助，为我尽快地转到科研教学岗位提供了各种便利。感谢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茅海建院长、方媛书记以及各位同仁，在大家悉心营造的这个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环境里，我过得认真紧张而又开心舒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本书的问世做了大量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尤其要感谢徐思彦编审自始至终的鼓励、耐心与精心。许多意见从她不紧不慢的语调中流出，中肯又中听。她为这本书极其细致与辛苦的付出，实令我感动又不安。
作为一个上海老城厢张家的后代，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1950年的上海对我来说绝不是一段冷冰冰的历史。除了作为历史学者的责任，故土、家族、亲人也是无时不在的精神支柱。虽然不能知道父辈们是否认同我笔下的上海，但他们若天灵有知，一定会为我这个后继所尽的努力感到欣慰。故以此书献给近代教育家、我的曾祖父张焕纶，父亲张濬智和母亲凌瑞文。
自序
一
我与上海史研究“触电”，始于1980年代末。当时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名讲师，经黄美真教授推荐，参加了1988年9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云集了国内外上海史研究的学术大师，也有不少堪称“少壮派”的中青年学者，如今，他们的名字已蜚声国际学界，他们的著作也已成为大学专业课的必读书目。会议论文和讨论让我大开眼界，上海史研究的勃勃生机令我兴奋不已。那些长期未敢涉足的领域有了开拓性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租界问题的再认识；一度受到冷落的海派文化研究，不仅颇受关注，而且呈现出与社会史研究交汇前行的势头；某些“传统”课题，如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党派之争等，不再满足于政治事件的铺陈，而是从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去汲取新鲜养料；还有那些过去不受关注的小市民、苏北人等所谓“下只角”里的芸芸大众，也因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而步入史学殿堂。这些成果不但激发了我对上海史研究的强烈兴趣，更给予我一个具有导引意义的启示：上海史研究正在摆脱近代史研究规范的束缚，突破“事件-人物”单线叙述的操作模式，不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定于一尊的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附庸。透过这些崭新的学术成果，重建问题意识和更新研究方法的学术旨趣清晰可见。我有幸赶上了上海史研究的黄金时期。
随后三四年内，我开始涉猎上海社会史研究，将研究目光下移，试图从社会基层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文化范式以及心理反应等要素构成的历史画卷中，去探究社会变迁中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去估测上海现代化的深度，并揭示上海现代性之特质。发表于1990年代初的《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和《论上海里弄》两文，即源自上述想法的浅尝之作。《界说》重在上海社会研究的知识与方法更新的一些思索，其中，从历史变迁长时段的一般意义出发，质疑了1949年在上海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是否具有断然界分的意义；《里弄》则粗线条地勾画了近代上海基层生态布局和日常生活空间的演变，论及地方政治和政权更替对里弄组织及其功能转换的影响，将里弄置于一个连续的系统内去考察，上溯近代上海“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的行政格局，下限至1949年以后的上海人民政府时期。虽然我笔下的1949年以后的上海里弄进入了一个与此前似乎断裂的全新时期，这两篇论文所探究的历史延续性问题远还不是自觉的，但跨越1949年的学术旨趣由此而萌发。
在上海史研究迅速升温并成“显学”的1990年代中期，我获得了又一次提升学术的良机。1994—1995年，我到美国上海史研究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参与亨利·鲁斯基金会（TheHenryLuce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项目“社会与文化：20世纪的上海”，以《时空移位：战时上海的保甲制度》一文参加了该项目的最后一次讨论会。这篇文章本身的学术成绩现已微不足道，最难得的收获得之于魏斐德（FredericE.WakemanJr.）教授在会上的评论和其后两次单独与他的讨论。他赞赏《保甲》一文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时空中探讨社会控制手段与机制的承续和变化问题，但又告诫说，文中所使用的“传统-现代”“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是值得商榷的，任何现成的西方概念都难以容纳现代上海历史的丰富与多样性。他认为，保甲固然是中国传统的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但是它不仅借助了上海沦陷时期的非常状态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复活，而且也是国共两党都寻求的控制都市基层社会的方式。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追究这个制度或组织形态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国家”的，还是“社会”的，而在于探讨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保甲以及居民委员会为何最终都为社会所接纳，不管这种接纳是消极的、无奈的，还是积极的、能动的；为何各个不同的政权对于社会的实际掌控又大不一样。魏斐德教授的意见促使我带着明确的“转型与延续”相统一的问题意识跨入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不再为“规律”“必然”与政治褒贬所构成的“目的论”或“决定论”史学所左右，也不再让丰富的历史材料成为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等二元对立概念的填充物，而着力去发现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造表象背后延续着的历史本身的逻辑发展。
与此同时，酝酿中的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又获得了新的动力。1990年柯伟林（WilliamC.Kirby）教授发表的关于1943—1958年经济计划与技术官僚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连续与变化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打开了重新解释1950年代中国的研究之路。此后，许多学者转向从国家建设与现代化渐进过程的角度来思考20世纪的中国，开始探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间的延续性，主张重新讨论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始打破政治学研究的一统天下，在美国史学界渐成热门。正如周杰荣（JeremyBrown）和毕克伟（PaulG.Pickowicz）在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时所指出：“许多新的著作开始探讨家庭组织与工作场所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时期的相似性。研究者发现当共产党人开始治理大陆时，出于必要性和策略的考虑，会允许1949年前的组织制度、个人关系与社会模式继续在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国内的上海史研究持续进展。最为令人瞩目的是熊月之先生统领的《上海通史》起动并于1999年出版。这部15卷的通史性著作，叙述上起史前时期下至1997年的历史，其中当代部分有4卷，观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虽然其中有关1949—1979年的历史叙述还有一些重要的缺憾，但作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没有如以往许多同类著作那样，至1949年就此打住，且当代与民国、晚清也有相当程度的呼应。此著领当代上海史研究之先，确有筚路蓝缕之功。
然遗憾的是，这个极好的学术发展契机几乎与我擦肩而过。由于工作的变动，1996年之后的十几年，繁重的校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使我成了学术圈的“边缘人”。只有在长长的暑假里，才挤出时间到档案馆、图书馆蹲一蹲，找回逐渐远去的做学问的感觉，收获点滴学术心得。我的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也就在这样一种情境中，零打碎敲地起步了。
十余年间时断时续写就的论文，构成了今天写这本小书的基础。《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1950—1960年代早期）》《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转制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文汇报为中心的考察》以及《1949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是其中的主干。这些文章以“社会与文化”为研究视角，从基层政治动员与文化体制转型两个方面继续讨论国家对都市社会日常生活的控制与基层社会的反应。比之当初我在“1950年代的上海”入口处窥探之时，这些研究虽然未改初衷，但有了若干进展，其关切点也有所变化。一是从对国家权力的单向度关注，进于国家到达社会基层之间的“中介工具”或中层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新闻协会党组）以及社会的“灰色空间”（如里弄、影院）作用的探究。二是从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延续和转型（或断裂）的一般意义上的描述，开始注意到国家强力统合下“地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续，将目光聚焦于新政权的强力控制下近代上海城市特质和都市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力量。
2011年7月，当我卸去学校领导职务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学术领域时，第一个冲动就是实现我的宿愿，写成“1950年代的上海”。接踵而至的一大难题，便是上海史研究已今非昔比。从条件看，档案的继续开放和民间史料的海量发掘以及口述、图像等多种资料的涌现，既使人按捺不住地去探求新的发现，又常常让人感叹无法穷尽而难以下笔。从成果论，尽管有关当代上海史的研究还远不及晚清、民国，但其关注度与日俱增，不仅有相当学术分量的论著面世，还有一大批可畏的“后生”已崭露头角或跃跃欲试。这对一个刚刚回归学术圈的人来说，不能不是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
时隔十多年再续“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我既没有资本将原来零星发表的论文简单修改即可汇集成书，更没有理由仅用一些新收集的档案和其他史料做填鸭式的扩充凑够一本书的篇幅，而须在尽力收集新材料并做重新系统解读的基础上，力求对1950年代的上海在史学上命题的意义有新发现，以尽绵薄。
二
打破1949年的鸿沟，从延续和转型（或断裂）的视角观察1950年代的中国，业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学术取向与兴趣所在。这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直接维系着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学术取向和知识更新。
越来越多的论著以重建1950年代中国历史复杂性为旨趣，试图打破“目的论”和“决定论”史学的一统天下，建立起一系列新问题，向单向度叙述的新中国历史提出挑战，聚焦的问题是1949年是不是新中国的开端，或者说，新中国的涵义与历史呈现究竟何在。
从上述柯伟林那项开拓性的研究起，“集权主义论”颇具影响力。持这一主张的学者从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出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是延续着的党国体制迈向顶峰的开端”。如其所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在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的党国体制统治之下，国家的控制日益增强，到1949年之后，在一种专制主义中达到高峰，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他们虽然已经注意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的“一种缓慢的、平稳的但也是明确的对于个人与共同体自主性的再度肯定”，也就是所谓“集权主义的顺应力”或现代中国的自由领域问题，但是，集权主义依然在共和国早期的历史研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如孔飞力（PhilipA.Kuhn）所言：“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他所论述的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则是这个故事中的“最新篇章”。
虽然包括持集权主义看法在内的许多学者并不主张以此为唯一的分析框架，但是，集权主义的观察视角还是为一部分研究者推向极端。这种被余凯思（KlausMühlhahn）概括为“压迫叙事”的历史书写，在毛泽东时代的激烈批评者中甚为流行。他们又回归1950年代初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代西方学者的看法，倾向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一个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全能国家”。
涉及1950年代中国的“压迫叙事”，目前集中在土改、统购统销、反右、大饥荒等方面的研究，似乎与上海史较少直接关联。然而，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叙事框架。
“集权主义论”导引下的观察点都在对“国家”否定性的历史事件或场域中，叙述的是国家“吞噬”社会的过程，在这些研究中，“国家”成了唯一的、能动的主角，社会空间和“私”的空间迅速消失，“国家”之外的历史话题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经国家强力统合和改造后，所谓“地方性”“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迅速走向同一性，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史、地方史也就失去了特指的问题意识。1950年代上海史的脉络只是在“党国”的场域内展开。曾经光怪陆离、纷繁多姿的大都市上海的历史忽而变得线性而单调。
由此，“集权主义论”所导致的困境，是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社会”，只知有“中央”而不知有“地方”，其结果，则从相反的价值判断出发，与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史学异曲同工，导从一部全能国家的政治史，上海史将不再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有再度沦为国家注脚的危险。
当然，“警惕”并不等于抛弃，集权主义叙事中的国家脉络仍然是研究1950年代中国必不可少的路径。否认或低估了国家集权因素显然抛开了国家空前强势这一基本的时代特征，也无法解释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为何如此深刻剧烈，无数个人命运际遇又为何如此起伏跌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叙事路径是近世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尽管现代化叙事十分强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自晚清以来现代国家或现代化连续进程中的一环，不具有与此前完全断裂、全新开端的意义，但论者充分关注1950年代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越来越感兴趣，研究和探索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基本政策和不平等的争论、社会阶层的形成与流动、不同群体对政治制度的态度，甚至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联系。现代化叙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画成一个动态的、四分五裂的社会，不同群体不得不就重要的政策达成妥协”。虽然在1950年代中共采取了“暴力手段”进行大量的必需的经济社会改革，但总的来说，19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领导阶层决心创造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现代化中国的故事，而镇压、暴力、恐怖仅仅是个注脚”，1950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持现代化论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1950—1970年代中国国家在基础医疗保障、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入，很难想象中国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政权必须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来评价。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现代派，他们决心赶上西方。
作为近世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大都市，现代化叙述对上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同是现代化叙事，恰在如何理解1950年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1949年是否标志上海都市现代性断裂的问题上，尚存歧见。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叶文心的《上海繁华》是都市社会文化研究具有标杆意义的两部著作。尽管两著都着墨于1949年以前的上海现代性，特别是都市社会文化的鼎盛时期1930年代，但不约而同地将学术旨趣置于跨越时空的现代性叙述。
李欧梵揭示：蕴藏于“老上海风尚”之中的那种“神秘”，“是不曾被历史和革命的官方大叙事所阐释”，尽管它表征着特定时期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但这种“神秘”构成了上海与香港之间互为“她者”的文化关系，并在双城之间“建立起某种超越历史的象征性联系”。叶文心强调：她关切的并不是“上海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个常有争论的问题，而是设问在“上海是否只是上海史上的上海，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上海？”在她的叙述里，“上海繁华”这部“平常人的城市史”改写了近代中国无数平常人的命运，“上海经验并不一定非在上海才能体验”，上海史也不只是表征各种事件发生的“一个地点”，而应该有其“特殊的内涵”。
超越时空的现代性叙事为重新建构上海史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其中当然包括重新审视1949年在上海史上的命题意义。由此或可发问，1949年是不是以往官方史书中那个新上海的开端？近世中国到底有过几个新上海？如果说，1930年代是上海摩登与繁华之鼎盛时期，那么，1949年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结构下，上海都市现代性及现代化是延续还是被阻断？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李、叶的回答与“延续性”以及“黄金时代”的现代化叙事颇有歧义。两著都认为1949年是上海都市现代性断裂的开始，此后的“新上海”或可等同于去摩登与去繁华的脱胎换骨。《上海摩登》的后记论述了1950年代以后上海都市文化在香港的空间内持续发酵，指出上海始终是香港临摹的样板与怀乡的精神家园。甚至到1980年代以后香港不仅代替而且超越了上海，但老上海仍然成为香港“流行的想象”。而上海本身却在1949—1979年30年间，“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只是从当年租界的某些街区，才能“发觉这个徐娘风韵犹存”，凭着这“一丝余韵”，在那些幸存的旧书和杂志堆中，“重新发现这个当年摩登少妇的风姿”。所谓“上海复兴”则是在中国再次加入世界之后，且30年后这一次的“复兴”，是上海“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这似乎在说，只有香港在延续上海摩登的历史并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让上海仿效。《上海繁华》虽然认为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否代表“全然的断裂”尚有争议，但也肯定地表述，在共产党政权下，曾经作为城市骄傲的一代繁华沦为上海的“污点与政治包袱”，被一一洗尽。直到1990年代，上海才开始“怀旧”，“平静而又明确地唤起了那些曾被压制和摈弃的革命前的记忆”，中国又回到上海找寻现代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上海成功地追求了全球化的发展，摆脱了革命史观的历史重负。上海不再有大历史，上海脱离了上海故事在中国革命史中被划定的地位”。
1990年代以后上海史研究大多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转向同步，“摩登”和“繁华”成为上海史研究的主旋律。1949以后的上海史被认为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断裂，充满着革命的大历史，在现代都市的意义上可以忽略。
集权主义、现代化与革命史观三者彼此作用的结果，“革命大叙事”被摈弃，革命史因此一度受到冷落，上海史和城市史研究亦如是作。
但无可否认的是，革命主题从未离开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史是无法回避的叙事路径或方式。所不同的是，“集权主义论”将革命史的红色叙事完全颠覆为黑色的“压迫叙事”，两者关于“革命”的价值取向截然对立；现代化论则从史观角度将革命视为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异己力量。然而价值取向和史观的歧义可以挑战“正统”的革命大叙事，但绝无可能“告别”革命史。
暂且撇开“压迫叙事”的价值判断来看现代化叙事的史观，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有各种相左的见解，作为一个历史的尺度，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叙事不但不能在1950年代的中国与上海历史中“断裂”，而且还与中国革命的尺度难舍难分。无论是“黄金时代”的赞誉，或是“半老徐娘”的叹息，所涉有关共和国早期都市社会文化、国家与社会微妙复杂关系、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延续”或是“断裂”的讨论，既包含了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理解和估价，也不可回避对中国革命的再认识，所不同的是对革命与现代化两者关系所派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读。也就是说，上海史固然要摆脱叶文心所指的“革命史观的重负”，但不应当跌入缺乏总体史观或大问题意识支撑的“无意义境”。正如董玥所言：“中国革命虽然普遍认为是农村革命，但是其领导者与对未来的想象、构建与实践却是与城市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性的”，“而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则是大家一直忽视而值得进一步论述的问题”，将这两个方向联系起来的思考，“或许既能为城市史提供一个可能的出路，也能为革命史加入一个新的维度”。
十分巧合的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重写”革命史的态势，若用《新史学》第7卷的专题来概括，谓之“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这股革命史的研究热，明显地超越官方意识形态左右的传统革命史的“藩篱”，“试图对革命进行纯学理的实证探讨”。尽管这种探讨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与方法路径，但“新革命史”的基本主张大体一致，即将20世纪的中国革命视为一个“高山滚石”般的“连续与递进”的过程，上限始于1894年兴中会成立，下限止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1949年之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非但一场接着一场，没有终结，而且每场运动都席卷全国，都是全民性的革命，目标从政治革命进于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范围从中国革命扩展到世界革命。
显然，新革命史观也是跨越1949年鸿沟的尝试，中国革命应当是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不可回避的叙事路径或逻辑，革命应当“回归”中共执政以后的历史，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当无例外。
依照中国革命连续性的看法，上海无疑是毛泽东时代独占鳌头的革命的城市空间。谁都不会否认，1949年后的30年间，上海在“革命”这个大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极为特殊，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无法替代。不仅如此，上海的每一个“革命”举动，都会以各种方式牵动全国。有学者曾用“影子的政治中心”来比喻1949年以后上海的政治地位，不无道理。因此，从实证、学理的治史方法与态度出发，重新发掘与阐释“上海革命”的意义，并非要让上海史摆脱“大历史”而进入“小历史”的孤独“碎片”，而恰恰是要以大关怀去拼接这些“碎片”，从而去改写“大历史”。
与革命史的“官方大叙事”不同，新革命史观照下的上海史开始质疑执政党在这个大都市空间内不断革命的正当性，感兴趣于革命带来的各种相互矛盾与复杂纠缠的“成果”，探讨革命与执政合法性之间的持续张力。与“压迫叙事”也不同，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连续性的看法不仅要关注革命的暴力、血腥和混乱的那些颠覆性、毁灭性的传统在共和国时期的延续，而且不能忽视革命时期中共那些“翻身”“民主”“当家作主”的承诺在共和国时期的承续与变化，更不能将革命在和平与建设以及追求国家统一强盛的目标规定下所具有的限度与转型置诸脑后。总之，在“新革命史”的框架内，中共在城市空间内所进行的革命，既有暴力与非暴力两种传统的交替，又有张力与限度之间的掣肘。
涉及中国革命的另一个讨论与“解放”有关。根据历来的官方大叙事，新中国最主要的标志是人民的解放——翻身当家做主人。“压迫叙事”对此进行了颠覆性的种种研究，将中共执政后的政体视为对“解放”的“背叛”。周锡瑞（JosephW.Esherick）则提出了“革命是一个创造新的统治结构的过程”的观点，主张必须从革命和自由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法国革命的“原初模式”中摆脱出来。他认为：“与其将革命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远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统治结构被创造出来，去对抗、击败、取代另外一种统治结构”。为此，“共产党自然要赋权于新主体，动员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同时打破了旧的统治结构——铲除、驱逐、羞辱、恫吓旧日的精英。然而那些逃离了旧日精英统治的人们并非简单地获得了解放，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的政体”。
尽管我们还可以对革命与解放的历史内涵提出更多不同的见解，但较之单向度地将革命统统打入“黑色历史”的书写，周锡瑞提倡的革命多重释义显然对重新理解中国革命在1949年以后的延续与转型具有启发意义。我们的确不能为任何目的论的“解放”或“背叛”叙事所左右，而要继续关注各种形式的革命为何能在中共执政之后连续发动，发动者的目的是什么，是“打江山坐江山”思路的延续，还是向现代国家建设转型中的探索？是控制民众，还是革新社会？参与者的动力又来自何方，是对新秩序和规范的迫切需求，还是翻身做主人的强烈愿望？
在“延续与断裂”的史学命题之下，“集权主义论”、现代化论以及新革命史观都提供了有效或部分有效的观察与解释路径。
三
当聚焦于1950年代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内，这几种路径当然不会泾渭分明。因为它们催生的问题往往不是来自一条路径，大量丰富的史料也不允许仅在某一种叙事框架内裁剪与拼接。
我们还需谨慎地对待“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这个社会科学概念。如裴宜理（ElizabethJ.Perry）所提醒：“‘路径依赖’法则有益于鼓励社会科学家从事历史研究以解释当代制度及实践的起源，但它有一个很不幸的负作用，那就是它严重地局限我们的历史想象力”。这固然是对社会科学家而言的，可能对历史学者并不适用。但事实上，在可见的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史学研究中，“路径依赖”并非完全不搭界。比如，在集权主义和文化宰制的“路径依赖”下，195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领域里的体制变革和思想改造都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一条上溯延安整风，经由反右，下至“文革”的笔直的路。如果说，目的论和决定论是将丰富的史料削足适履，去印证“规律”“必然”的线性因果关系，那么，“路径依赖”则是将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捆在了一条直通车的轨道上，貌似非常清晰的“前世今生”，实与简单的线性因果异曲同工。
概言之，新的叙事路径既促进了一系列有关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问题之重构，也再次提醒我们尽最大努力去接近历史真相，从各种充满矛盾的历史文献中认真甄别，以唤回1950年代上海的真正价值。
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之关系出发，1950年代的上海提出了一连串激起人们强烈的探究欲，而又一时难以穷尽的问题。如同周杰荣、毕克伟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一个个鲜活的个案研究时的发问：“1950年代初期到底是一段相对和平的‘蜜月期’，还是一场灾难来临前的征兆，抑或是一个言而无信、希望破灭的时代？”这些多样性的历史案例“使这一问题不太可能有确定的答案”。
首先的问题是对传统革命史“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质疑。1950年代的新上海确乎是革命性的脱胎换骨，但那个“老上海”，或过去所称的“旧社会”是否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共新政权创造的“上海奇迹”是否与1949年以前的上海彻底决裂？或者说，上海是否成为中共所要塑造的城市？在驱逐了西方殖民者的年代里，上海作为世界都市的历史是否完全中断？
其次，在贯穿近世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之“根本性问题”上，1950年代中共新政权与上海社会的互动产生了何种结果？是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社会被国家所吞噬，还是国家以原来的底层社会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社会，因此而构成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或者说，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是否在中共执政之后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政权的合法性？
第三，在国家与地方关系问题上，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谱上，上海处在什么方位，是完全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存在，还是残有独特的都市形象？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发祥之地与聚集之地，上海在中共合法性的表述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第四，如果承认晚清以来的上海历史中有过若干次的“摩登”“繁华”的新上海的喧嚣登场，那么，经历了1950年代天翻地覆改造的新上海与之有何关联，有何不同？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和中国最具现代性的上海，在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下，是否断绝了与世界任何意义上的联系，是否完全失却了昔日所有的全球性的文化资源？
第五，从都市基本生活变迁的社会文化角度看，国家与革命如何进入上海城市生活的日常空间，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非常的革命与日常的秩序如何冲突与调和，从旧的统治结构中走出来的都市精英与社会大众如何从革命的巨变中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新场域？
第六，倘若从整个毛泽东时代或更长的历史时段内去观察，1950年代的上海有没有不同于其他时期如1960年代、1970年代的特殊涵义？换言之，1950年代的上海是毛泽东时代继续革命一条通衢的起点，还是显现过多重发展的可能性？
…………
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本书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做一次重访，以期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
1950年代的上海，确实称得上天翻地覆。国家的动员与掌控能力前所未有，一个统一有序的上海社会奇迹般地出现，曾经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摩登都市突然远去。
在强大的政治发动与统合之下，1950年代的上海行走在革命、国家与社会三个逻辑之间，依然充满活力与诸多的不稳定，都市并未逝去。
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劳动人民”呈现出空前高涨的政治参与激情。潜藏于下的，则是保持原有利益空间与抓住机会改变命运的双重驱力；这一巨大的“群众”集合体以“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角色与新政权进行较量与博弈。
可以进一步发现的是，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人民”是一个徘徊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多元的庞杂集合体，与中共的阶级理论并不合辙。面对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中共新政权既不完全依靠，又不丝毫忽略，在发动和利用的同时，不断地进行着运动式的清理整顿，不断地产生着“阶级敌人”和不可信任者。无论是革命运动场景，还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场景，1950年代的上海底层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执政者可以全心全意依靠的“劳动人民”群体。
但“当家作主”又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所捏造的空话，而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最初年代新政权对人民的一个承诺。国家与底层社会双方都要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新执政者要彰显与旧国家、旧制度的决裂，将革命的正当性转化为执政的合法性；底层社会则将其视为翻身解放的无限可能性。
这两个目的在1950年代的上海既相容又相悖。惩治社会邪恶势力、革除社会弊病、建立正常健康的社会新秩序，底层民众生存基本保障的获得和生活状况的改善，确属双方的共识与契合点。但中共不希望因此而演化成任何威胁政权的群体行动；而被“翻身”激发起来的“主人翁”感觉与想象，则常常演化为扩大社会运动的各种激进行为，也提高了社会底层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热情，从而偏离了国家预设的当家作主的轨道，双方又在此较量和冲突。
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问题所演绎的历史，是“国家主人翁”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不断摆动，“何谓当家作主”？“谁是主人翁”？官方的形象塑造与底层民众的自我认同之间，在毛泽东时代形成了持续的张力。
在新民主主义的感召之下，即使徘徊在“当家作主”的边缘，都市知识人与文化人在思想改造的洗礼下发生了政治的集体转向，“听话、跟走”迅速成为政治常态。而在常态之中仍有个体命运的不同走向与结局，这既取决于个人的背景、性格和经验，更是当革命、变革成为人们的日常时，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小环境和人际网络中，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与生存策略所致。这种个体的能动性，一方面为都市大众文化和教育体制的顺利转型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他方面也揭示了共和国早期新政权与都市知识分子的共处关系中各种复杂面相以及多重发展的可能性。
借助关于老上海的“灰色记忆”与有限的媒体空间，小市民在隔绝的状态中想象外部世界，由此而构成了独特的街头流行与时尚，以此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透过集体历史记忆和想象，可见上海的地方性在延续，摩登上海的小资文化贴上各种红色标签仍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的空间，上海历史与上海经验并没有在1949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戛然而止。
因此，尽管1950年代的上海迅速摘去了“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等政治帽子，但在中共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图谱内，上海的形象仍是模糊不清、游移不定的。“香风毒雾”“糖衣炮弹”为喻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留存于集体记忆中的资产阶级情结以及大众文化的空间，都使得上海无法脱去“资产阶级”的历史重负。在国家与革命强力书写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上海的历史并未断裂。
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这是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
本书是关于1950年代上海的史论集，将围绕着“都市远去但摩登并未逝去”这一主题，将上述内容用五个专题，分别在里弄、私营报业与出版、大学校园以及影院内外四个空间内展开社会文化的讨论。其中，关于圣约翰大学黄氏兄弟的研究，以战后至1960年这一时段论述为主，上溯他们约园生活起始的1930年代初，力求展现微观（校园）、中观（都市）与宏观（全球性）的各种结构如何渗透和影响了大变局中的个体命运。关于香港电影在上海的探讨则延伸至1960年代初。这些超出1950年代的论述，或许更有助于发现“转型与延续”内在的历史逻辑。
本书还附录了笔者自涉足上海史研究起陆续发表和未刊出的7篇文章，多数是关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变迁的“中时段”研究及方法论思考，也有个案研究或连接当下现实的论述。大部分成文已过去二十多年，无论是史料基础还是学术水准，都显薄弱与粗浅。之所以附上，一是想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对上海史的连续性思考，以求多方面批评指正；他方面也是对自己在上海史领域内踉跄学步至今的一个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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