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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厉以宁、何帆专文推荐！
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经济学领域必备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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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生活水平与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各国两个主要的政治目标。
本书介绍了一种看待和评价生活水平的特殊方法。
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生活水平”，怎样刻画“生活水平”，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阿马蒂亚·森和其他一些英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书是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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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阿马蒂亚·森
（AmartyaSen,1933- ）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而获奖，是关注最底层人民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
阿马蒂亚·森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1943年，他9岁时，家乡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数百万人。这件事对他以后生活道路选择和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的是自然科学，后转向了经济学。9岁的经历是促使他选择学习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他一接触经济学即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1959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他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帮助他的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他离开印度，辗转于欧美各著名学府，但始终和国内的大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德里大学。他一直是该大学的荣誉教授。为了学术活动，也出于自己的爱好，他始终过着带有游历性质的生活。剑桥毕业以后，他便常回印度，从来没有半年不归的情况。他也一直保持着印度国籍。这样的好处之一是保证了他对于印度公众事务的发言权。
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多次提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并对中国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给予充分的肯定。正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他曾于20世纪8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得到当时中国总理的接见。在倡导民主治国的今天，他的著作对中国学者有积极的现实研究与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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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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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一（厉以宁）
丛书序二（何帆）
撰稿人
序言
1 第1章
生活水平（第一讲）：概念与评论
阿马蒂亚·森
2 竞争性多元性与构成性多元性
4 评价对象与评价标准
7 效用、对象与评价方法
9 效用即快乐和效用即幸福
12 欲望与环境
16 选择与评价
19 财富、商品、功能性活动和能力
23 相对与绝对
26 多元性及其评定
27 第2章
生活水平（第二讲）：生活与能力
阿马蒂亚·森
28 计量与动机
32 需要、指标和基本问题
35 生活水平与福利水平
39 价值评估与功能性活动
42 不同的评价方面
45 功能性活动与收入
48 能力与功能性活动
51 结束语
52 第3章
阿马蒂亚·森教授论生活水平
约翰·缪尔鲍尔
52 引 言
55 深层次的经济背景
60 习惯
66 能力集合总结
69 个人与家庭
75 结论
78 第4章
生活水平：不确定性、不平等与机会
拉维·坎布尔
78 引言
79 阿马蒂亚·森和威廉姆斯的例子
81 不确定性与生活水平的效用基础观
82 不平等：事前与事后
88 能力与自由：事前与事后
90 能力基础观中的构成多元性与占优推理
91 总结
93 第5章
商品化与生活水平
基斯·哈特
93 引言
97 西非荒漠草原
112 工业化英国的商品化
119 结论
122 第6章
生活水平：利益与能力
伯纳德·威廉姆斯
135 第7章
答复
阿马蒂亚·森
148 参考文献
157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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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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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一◆
机械工业出版社经过长期的策划和细致的组织工作，推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该丛书预计出版经济学获奖者的专著数十种，精选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代表性成果和最新成果，计划在三四年内面世。我以为这是国内经济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要知道，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学领域内名家辈出，学术方面的争论一直不断，许多观点令经济学研究者感到耳目一新。这既是一个怀疑和思想混乱的时期，也是一个不同的经济学说激烈交锋的时期，还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断探索和在理论上寻找新的答案的时期。人们习惯了的经济生活和政府用惯了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学家普遍感到有必要探寻新路，提出新的解释，指明新的出路。经济学成为各种人文学科中最富有挑战性的领域。难怪不少刚刚步入这个领域的经济学界新人，或者感到困惑，或者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怎样才能在经济学这样莫测高深的海洋中摆对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应当从何处入门，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等于提供了一个台阶，也就是说，这等于告诉初学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各位经济学家是怎样针对经济学中的难题提出自己的学说和政策建议的，他们是如何思考、如何立论、如何探寻新路的。这就能够给后来学习经济学的年轻人以启发。路总是有人探寻的，同一时期探寻新路的人很多，为什么他们有机会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呢？经济学重在思考、重在探索，这就是给后学者最大的鼓励、最重要的启示。
正如其他人文科学一样，经济学研究也必须深入实际，立足于实际。每一个新的经济观点的提出，每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形成，以及每一种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倡导，都与实际有关。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脱离实际而在经济学方面有重大进展，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致用之学。这可能是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所选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为例，有哪一本不是来自经济的实践，不是为了对经济现象、经济演变和经济走向有进一步的说明而进行的分析、论证、推理？道理是很清楚的，脱离了经济的实际，这些分析、论证、推理全都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经济学的验证经验是滞后的，甚至可以说，古往今来凡是经济学中一些有创见的论述，既在验证方向是滞后的，而在同时代涌现的众多看法中又是超前的。验证的滞后性，表明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研究思路也许要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间隔才能被变化后的形势和经济的走向所证实。观点或者论述的超前性，同样会被经济的实践所认可。有些论断虽然至今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但只要耐心等待，经济演变的趋势必然迟早会证明这些经济学中的假设一一都会被人们接受和承认。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历和学术界对他们著作评价的变化，难道不正如此吗？
经济学同其他学科（不仅是人文学科，而且也包括自然学科）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跑。后人是有幸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代又一代前人已经在学科探索的道路上作了不少努力。后人总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即使前任在前进过程中有过疏漏，有过判断的失误，那也不等于后人不能由此学习到有用的知识或得出有益的启示。
我相信，机械工业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经济学的进展，促进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的深化，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
2014年9月21日
◆丛书序二◆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是经济学家人才辈出的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其成立300周年的时候设立，并于1969年首次颁奖。这一奖项被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奖。截至2014年，共有75名经济学家获奖。
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诺贝尔奖论英雄。有些经济学家英年早逝，未能等到获奖的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授予一个领域的代表人物的，但有些领域热门，有些领域冷门，博弈论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领域，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有很多高手，可惜不能都登上领奖台。有时候，诺贝尔奖的授奖决定会引起争议，比如1974年同时授给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比如2013年同时授予观点相左的法玛和席勒。尽管同是得奖，得奖者的水平以及学术重要性仍存在较大的方差。但是，总体来看，可以说，这75位经济学家代表了20世纪经济学取得的重大进展。
经济学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经济学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从基本的假设出发，采用严密的逻辑，推导出清晰的结论。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会发现和同行的学术交流变得非常方便、高效，大家很快就能够知道观点的分歧在哪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分工细密、门类齐全的体系。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是经济学的旗舰，后面跟着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主力，以及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新兴或交叉学科；经济学提供了一套规范而标准化的训练，不管是在波士顿还是上海，是在巴黎还是莫斯科，甚至是在伊朗，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使用的大体上是同样的教材，做的是同样的习题。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经济学训练拾级而上，由易入难，由博转精；经济学还值得骄傲的是，它吸收了最优秀的人才，一流大学的经济系往往国际化程度最高，学生的素质也最高；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有重大的影响，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里有经济学家，大众媒体上经常见到活跃的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经常会到经济学的殿堂里接受培训，然后回到自己的阵地传播经济学的火种。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颈”，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经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有很多人指责经济学滥用数学，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击中要害。经济学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数学，即极值方法。消费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他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效用的最大化。企业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资源的约束下寻找利润的最大化。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经济学的进步，无非是将极值方法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单个个体的最大化发展到同时考虑多个个体的最大化（博弈论），从确定条件下的极值发展到不确定下的极值，等等。其他学科，比如物理学、生物学也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但它们所用的数学工具多种多样，变化极快，唯独经济学使用的数学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经济学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经济学家原本也是各执一词，争吵激烈，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要“和平共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统一”了，思想上也要“统一”，经济学界对异端思想表现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会被边缘化，被发配到海角天涯，根本无法在经济学的“部落”里生存。这种力求“统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学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经济学常常被批评为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常会渗透到其他学科，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流并非双向而平等的，别的学科向经济学学习的多，而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学习的少。经济学变得日益封闭和自满，讨论的问题“玄学”色彩越来越浓厚，往往是其他学科，甚至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的学者都不知道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挑战。20世纪中叶经济学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战后重建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引起了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们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前景不明，金融风险四处蛰伏，收入分配日益恶化，这些复杂的问题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或将进入一个反思、变革的新阶段，有可能迎来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年轻一代学者将在锐意创新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创新来自继承，也来自批判。机械工业出版社拟推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出版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各类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奥的基础理论，又有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有一些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成长道路的回忆。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是过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经淡忘的。这将是国内最为齐全的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列丛书，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的经济学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4年12月12日
◆序言◆
坦纳讲座是由现为美国犹他大学哲学荣誉教授的奥伯特·克拉克·坦纳（ObertClarkTanner）倡导设立的。用该讲座理事会理事们的话来说，坦纳讲座的宗旨是“发展和创造关于人类价值及其评价的学术和科学知识”。坦纳讲座于1978年7月1日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正式创立，后来在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犹他大学、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和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也在其他地方举办。
发表讲座的讲稿也是坦纳讲座要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犹他大学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斯特林·麦克默林（SterlingMcMurrin）以《坦纳讲座论人类价值》为名结集编纂的系列丛书。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两次演讲的讲稿简缩本和他于1985年在其他地方演讲的讲稿一并被收入了该套丛书的第7卷（McMurrin，1986）。克莱尔学院的同仁们为了把他们负责的讲座的宗旨落到实处，决定全文发表阿马蒂亚·森的讲座演讲稿，包括在随后举办的研讨会上与会者所做的点评。坦纳讲座理事会的理事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评审会的成员对我们的决定都表示赞同，本书就是因此而取得的第一个成果。
没有什么能够比“生活水平”更加直接地表达奥伯特·坦纳的意图了，生活水平已经成为政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尽管政府并不总是用“生活水平”这个词来表述。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也已经成为被统治者的核心关切之一。的确，在民主几乎无处不往或至少几乎无处不向往民主的年代，就对现代国家及其或多或少有意控制的经济的期待而言，以及就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生存状况的日益关心而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水平与国家安全和国防已经成为当今两个主要的政治目标。但是，由于生活水平最终成了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又由于难以精确地确定生活水平问题的症结所在，还由于回答这个问题的技术复杂性不断提升—所有这些原因本身都与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现代国家的作用范围以及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不断扩大有关，因此，在理解如何看待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每一点进展都伴随着更大的困惑和疑问。在这些问题上，常常越是看似众所周知的东西越是有人谈论，而且越是难以取得实际效果。似乎有很多人，包括很多最密切相关的人，越来越不能理解这些问题。不过，阿马蒂亚·森是一个例外，他熟悉自己的研究主题的历史状况和各种各样的现代经济，又能作为专家和富有经济学研究技术创新精神的学者敏锐地感觉到经济学研究的道德和政治意蕴。他具有相应但几乎又是独特的能力来捕捉、联系和表达种种由“生活水平”引发的问题。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生活水平的意义在于生活”。这句话倘若意味着与某些流行的学术时尚相悖，还意味着凡是明确错误的东西必须予以摒弃，凡是依稀正确的东西则应该得到支持，那么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欣然—甚或就像人们对经济学家及其工作的普遍看法那样郁闷地—含糊其辞。很多属于生活水平范畴的东西，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可能无法容忍实证研究的精确性。即便能够容忍，这样的精确性对于在政府里操纵受到条件约束的工具但只能间或控制条件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概念精确性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而且在生活水平这个问题上，对于公民就如同对于社会学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阿马蒂亚·森的首要关切。在第一讲里，他批判了现存根据效用、收入和财富或者“富裕”来评价生活水平的方法；在第二讲里，他阐述了采用人类“功能性活动”和“能力”的概念来考虑生活水平问题的理由。在这两讲中，他都阐明了论证绝不能局限于梳理一些尚未得到解决的枝节问题。这一点可引入三个问题来加以说明。第一个问题阿马蒂亚·森在本书中只是顺便提到，第二个问题到本书结束时仍悬而未决，而第三个问题则自始至终没有在本书中明讲。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没有看到定义生活水平和说明生活水平之间看似简单的区别而造成的认识误区，而产生这种认识误区的便利性以及可能导致的困惑清楚地表现在了或许迄今仍是最旷日持久的关于任何实际生活水平的学术争论中。这场学术争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大约从1750年一直持续到了1850年。哈特威尔和恩格尔曼（HartwellandEngerman）在他们论述这场学术争论的悲观主义理论基础的论文中区分了这场学术争论所涉及的三个不同问题（1975：193-194）：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抑或有所下降？倘若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工业化，那么，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否仍能得到改善？如果工业化采取不同的进程，那么，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否也能得到改善？
正如冯·藤泽尔曼（vonTunzelmann）所言，哈特威尔和恩格尔曼虽然就这样对生活水平这个问题做了一定的澄清，但转而立马就搅乱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悲观主义者”就是那些相信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士以及那些回答第二个问题—倘若根本就没有发生工业化，那么，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否仍能得到改善—是肯定的人士（vonTunzelmann，1985）。首先，完全可以毫不矛盾地对他们区分的每一个问题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即使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但也同样可以认为，要是没有发生工业化，或者说工业化采取了不同的进程，那么，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提升。反过来，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要是没有工业化，甚至会下降得更加厉害。（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似乎至少现在已经认为，一直到大约1820年，实际工资基本没变，后来才有所增长。）实际上，除了像切斯特顿（Chesterton）和贝洛克（Belloc）之流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不折不扣的怀旧者外，悲观主义者可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包括像E.P.汤普森（Thompson）那样的人，他们认为，生活水平确实是下降了；如果所有权和资本控制权掌握在不同的人手里，如果在这方面或某个类似方面（即便没有明确界定）做得更加“社会主义”，那么工业化就能带来更多的福利。第二个群体就像哈蒙德（Hammond）之辈那样看待问题，他们更多是生活水平发展进程的不可知论者，并且相信：如果政府能够缓解圈地运动的影响，为非熟练工人规定最低工资，并且在使非熟练工人有能力参与合作的同时承认熟练工人挣到公平工资的权利。第三个群体包括冯·藤泽尔曼本人，他们认为，工业化要不是那么资本密集型，本可带来更多的福利并创造更高的增长率。
不过，正如哈特威尔和恩格尔曼所看到的那样，有些悲观主义者由于没能区分“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更多的提高或者以更快的速度提高”这样的反事实问题，以及“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提高了”这样的事实性问题而使得他们的论证变得难以理解。正如阿马蒂亚·森在本书中答复基斯·哈特（KeithHart）时阐明的那样，不但这些问题不同，而且肯定地回答反事实问题的论证也不同，譬如说，通过证明劳动生产率有可能得到提高，并不一定就能对更具事实性的问题做出相似的回答。对这种问题的肯定回答取决于赋予人们某种做事能力的商品总供给的分配和利用。最近有一篇回答更加纯粹的事实性问题的文章就采取了这种观点，并且建议我们不要太在意可能没什么用处但肯定不可靠且难以解释的收入估计值，但可以关注各种走高的趋势（FIoud和Wachtcr，1982；Floud，1984）。这篇文章比较精准地抓住了商品分配的实质，并且通过集中关注商品所具有的一种效应使我们想到了阿马蒂亚·森的“功能性活动”和“能力”。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经常被称为“生活水平相对性”的问题，证明了概念精确性和阿马蒂亚·森所建议的区分的意义。这个问题清楚地出现在有关贫困的争论中，而且常常带有非常强烈的情绪色彩。在阿马蒂亚·森结束第一讲时提到的他那篇论文（Sen，1983a）以及他答复汤森（Townsend）对那篇论文的批评（Townsend，1985）的文章（Sen,1985c：161）中，他采用议论的方式总结了自己的观点：贫困—并且暗示更一般性的生活水平—“在能力的空间里是一个绝对概念，但在商品或者特性的空间里常常采取一种相对形式”。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些能力，如亚当·斯密提到过的体面地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能力，是绝对能力。这样的能力倘若确实是值得具备的，那么对于每个人都是如此。具备这样的能力需要因时间和空间而异的资源或者商品，而不是能力本身。据斯密说，在18世纪末的格拉斯哥，不穿亚麻衬衫就不可能体面地出现在公共场合。而在20世纪后期的伦敦，据报道，一个被调查者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表示，没有能力表明能给自己的孩子带来快乐，就不可能守住体面。
有那么多的问题显而易见，而且还能够接受。诚如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所言，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是一些难以解决或许是不确定的，但肯定是关键的问题，例如“像能否体面地出现在公共场合这样的能力是否有可能派生于某些更加基本的能力，如自尊的能力”的问题、“这样的基本能力是否可被有益地认为是正确的能力”的问题乃至“如果这样的能力（也许是‘绝对能力’）能够被明确地定义，那么它们的绝对性就在于人性或者习俗”这个更加基本的问题。总的来说，困难人人知道，但阿马蒂亚·森在他的两次讲座中以及威廉姆斯在本书和其他场合（如1895：152-155）都清楚地阐述了困难所在。基于人性的回答几乎肯定只能证据不足地说明我们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需要决定和做的事。完全的非习俗需要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需要，但基于习俗的回答肯定会招来种种异议：“它的确只是一种基于习俗的回答”，“在没有得到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下，一种习俗是不能用来自我辩解的”—就像阿马迪亚·森、威廉姆斯和约翰·缪尔鲍尔（JohnMuellbauer）曾经指出过的那样，“人们只能屈服于习俗”，以及“保护习俗也好，不保护习俗也罢，到头来必然会因此而‘循环回复到’（威廉姆斯语，也许是指通过与其他地方的习俗进行比较）人性、现实利益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循环回复可能并不是一个完全有争议的问题。就像威廉姆斯已经指出的那样，“一种生活的卓越性或者满意度并不像前提支持结论那样支持有关这种生活的信念”。一种“卓越的生活”乃至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它们的特点就是拥有这样的信念，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信念并不是关于本人性格或生活或者他人性格的信念，而是关于社会世界的信念”（Williams，1985：154）。生活水平的意义看来确实就在于生活。支持概念精确性的第二个理由并不是要回避这种事实，而是试图理解它的确切含义。
不管怎样，生活必然是集体性的，现在没人还会相信，集体生活，譬如说在某种所谓市场的环境中的集体生活，能够采取自然的进程。集体生活总要受到监管，即便是监管者不在场的监管。现代政府也许永远也无法做到精确的监管，但是，无论现代政府的实际监管有多么不精确，它们必须相当精确地意识到自己可做什么或者不可做什么。这是我们坚持概念精确性的第三个理由。无论是阿马蒂亚·森本人还是任何一个他的演讲的点评者都没有直接论及由概念精确性导致的问题。阿马蒂亚·森在他做的两次演讲中所表达的最大关切，首先是把生活水平概念与对生活水平的解释区分开来，然后是生活水平概念本身，而不是在任何特定地点和时间可以为生活水平做些什么。此外，就像阿马蒂亚·森在答复拉维·坎布尔（RaviKanbur）时所说的那样，他在那两讲中对公共政策必须回答的总量问题的关心还不如对个人生活水平这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演讲点评者们要谈的很多问题确实与政府和其他机构应该做的事情有关。
举例来说，很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对现在所谓穷人的“基本需要”承担着某种类型和程度的责任。阿马蒂亚·森表示，这个话题的基础，即需要的基础，迄今仍未完全阐明。此外，凡是政府都应该想到，它们也许正在为之制定政策的民众无论贫富大多生活在家庭里，其中包括儿童和弱势妇女，从而由此产生了各种分配问题以及更具技术性的“等价”问题—一些不同于缪尔鲍尔和哈特采用不同方式论述过的“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公共福利水平加总的问题。此外，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了解，而不只是抢先决定在它们所负责的社会内部家庭能够“自给”（哈特语）的程度以及由某个或者某些其他机构供给的程度。哈特的点评稿中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三种经济—西非荒漠草原（现在已经遭殃的萨赫勒地区）的谷物种植者和牧民经济、19世纪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工人经济和今天的工业社会经济—中自给与通过其他手段供给之间存在的常常是错综复杂、变化不定的相互关系。就像哈特和阿马蒂亚·森以不同方式解释的那样，这样的关系使得根据收入估计值推理变得非常危险。正如阿马蒂亚·森在答复缪尔鲍尔时重申的那样，他要表达的主要论点有一部分就是商品—收入本身，可用来换取收入的物品以及可被作为收入的物品—必须与被他称为“功能性活动”的东西区分开来。所谓的功能性活动就是个人生存状态特性，而不是个人或者家庭能够拥有或者生产的物品。
此外，正如阿马蒂亚·森在结束第二讲时所说的那样，把功能性活动与功能性活动执行能力以及功能性活动选择能力区分开来，虽然并非总是很容易，但却十分重要。能力意味着自由。这就是考虑能力问题的部分要点所在。很多民众和有些政府的确非常关注自由问题。阿马蒂亚·森本人以及坎布尔和缪尔鲍尔阐明了赋予这个概念以一定实际清晰性和操作性的意义，并且比较了它的事前吸引力与事后结果要涉及的内容。但由于被阿马蒂亚·森称为人的“可执行功能性活动束”的集合也同样是人的能力，因此，“功能性活动与能力之间存在一种同步、双向的关系”。当然，某些能力就像威廉姆斯所阐明的那样，也许与“选择其本身有助于提升福利水平或者提高生活水平的好处”无关。如果说活得更久或者长得更高的能力就在于能够选择早死或者长得矮小，而且这种能力能够提高本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就会被人认为稀奇古怪。诚如威廉姆斯所言，很多能力，如购买衬衫洗衣粉的另一个牌子的能力，都是一些不重要的能力。但是，考察他所说的“同时可行能力”的集合，并且考虑个人能够掌握这种能力集合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确实具有思想观念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然而，在阐明生活水平概念之前，无法回答甚至无法提出总量问题，更不用说更加直接的经验和政治性质的问题了。阿马蒂亚·森的功绩就在于他为阐明生活水平这个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就连批评他的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生活水平概念的提出依据还是内涵都比以前清晰了许多。
笔者要感谢克莱尔学院的同仁、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弗朗西斯·布鲁克（FrancisBrooke）和基斯·劳埃德（KeithLloyd）以及阿马蒂亚·森演讲稿的四位点评者，尤其是正处在困难时期的阿马蒂亚·森本人，感谢他们在安排出版机会和准备研究成果出版方面给予我们的帮助。
杰弗里·霍索恩
（GeoffreyHawthorn）
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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