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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到文学巨匠鲁迅、胡适，再到建国后的柳亚子、郭沫若，这些百年来在文坛、政坛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作者从另一个侧面讲述他们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和以往简单地对一个历史人物非黑即白的定性不同，本书试图以历史的大环境为背景，讲述这些文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揭示特定时代环境下他们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还给他们更多的“人性”。
★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叹服；瞿秋白说出自我否定的“多余的话”；鲁迅曾经在袁世凯政府任职；闻一多对美国的“深恶痛绝”；政治上极度“幼稚”的柳亚子；一生追求“政治正确”的郭沫若……这些内容和观点，意趣盎然，独树一帜。
★流畅、优美的文笔，客观、严谨的推理，犀利、新颖的论点，使本书在同类书中显得傲然独立、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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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穿透历史迷雾，揭露深藏内幕。
五四至建国初期，是社会的大动荡、大转型时期，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那些与历史、政治颇多纠葛的文人故事：陈独秀的频繁入狱与视死如归；瞿秋白参与矛盾《子夜》的创作；鲁迅与章太炎的师生之情；胡适与蒋介石的恩怨情仇；郭沫若、柳亚子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
王彬彬的文章，一向以文笔优美、观点犀利著称。他不人云亦云，而是重视大量史料的参照、考核和论证，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呈现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另一个侧面。
作者饱含感情的文字，无论是批判、驳斥，还是赞赏、讴歌，都有理有据、爱憎分明，让人读后有所得，有所思。
内容上兼容并包，旨在展现缤纷世相；
思想上鞭辟入里，意在构建美好未来。
继第一辑（萧功秦的《家书中的百年史》、冯克利的《虽败犹荣的先知》、虞云国的《放言有忌》、羽戈的《岂有文章觉天下》，以及娄军的《在他乡寻找自己》）闪耀上市后，“主见文丛”第二辑火热推出葛剑雄的《远忧近虑》、王彬彬的《大道与歧途》、周实的《老先生》、刘统的《本相寻踪》和张中行、朱正等的《众说钟叔河》。这五本书或针砭时事、评议社会民情，或讲述书生与政治的纠葛与离合，或追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象和家国情怀，或回味有细节的近代往事和人物，或说人论书、全貌呈现文化出版名人对当代精神生活的影响力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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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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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省望江县人。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鲁迅晚年情怀》《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城墙下的夜游者》《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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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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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
徐树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化上的保守、顽旧派，对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士，对这一批思想启蒙者，真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程度。
瞿秋白与茅盾的《子夜》
《子夜》中有瞿秋白的理念和心血。《子夜》问世后，瞿秋白也热情地给予肯定。至于《动摇》，应该是当初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所鄙弃的。但瞿秋白临死前所留恋的茅盾作品，居然不是《子夜》而是《动摇》，原因何在呢？
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
在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中，却有一件小小的“公案”。1914年6月初至15日，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南下洼龙泉寺期间，曾绝食抗争。此事当时动静很大。这期间，鲁迅未曾到龙泉寺看望过章太炎。
“匕首”与“手术刀”
胡适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鲁迅不敢，就证明了胡适比鲁迅更勇敢，更无所畏惧，更富于批判精神吗？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决定着胡适“敢”而鲁迅“不敢”的，不是个人的勇气、胆量、批判精神，而是别的一些更复杂的因素。
谈谈胡适与胡风
胡适与胡风的最根本区别，还在于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个是传统型的文人。胡适虽也多多少少有着传统士子的气息，但基本上是一个具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胡风虽也多多少少具有现代意识，但基本上是一个传统型的文人，他的气节，他的情操，都是传统型的。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唐先生淡化西洋文明对胡适的影响而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对胡适的作用，本意该是为胡适辩冤白谤，但却不知不觉间构成了对胡适价值的整体否定。试想，一个全盘反西洋文明的胡适，一个“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的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还有什么价值？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
对出国留学的必要，对在美国生活的意义，闻一多还未走出国门就已经开始怀疑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闻一多留美期间怀乡情绪那么强烈。读闻一多留美期间的书信、诗文，总能感到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柳亚子自称“狂奴”，其实并不如严子陵那样“无欲则狂”，因此，他的“狂奴故态”，不过是没有底气的作态。柳亚子一生好以“英雄”自命，其实，他也只是终身好作英雄语而已。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
在积极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郭沫若一再犯下“低级错误”，一再令自己尴尬。以郭沫若的古典诗词修养，以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审美能力，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但这样的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毕竟发生了，原因何在呢？
西安上空,《大公报》如雪飘飞
在如何应对事变上，意见分为两派。一派可称为“主战派”，即主张兴兵讨伐西安，武力解决事变。一派则不妨称之为“主和派”，主张以“和谈”的方式解决事变，反对与西安兵戎相见。“主战派”显然将蒋介石生死置之度外。
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红色电影”的编导们，本意是要让女特务的各种表现引起观众的厌恶、仇恨，没想到却事与愿违，女特务成了观众最喜爱的人物，至今还有些人像怀念初恋情人般地怀念她们。不得不说，这是“红色价值”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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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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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
陈独秀1879年降生，1942年辞世，在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有五次被捕入狱的经历。从1919年6月11日第二次被捕起，此后每一次被捕，都成为大小报章的新闻热点，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也都引起有关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介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曾出版《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一书，收录了陈独秀历次被捕后报刊的有关报道、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陈独秀在狱中的表现等资料，对研究陈独秀颇为有用。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此次是作为“共产党领袖”被捕的。我们知道，1927年后，国共两党便不共戴天。对于捕获的共产党要人，国民党通常只给予两种选择：要么投诚，要么赴死。1935年2月，国民党捕获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后，劝降不成，便将其“就地处决”了。在国民党眼里，陈独秀的“罪孽”应该比瞿秋白更深重，也是比瞿秋白更“要”的“要犯”。陈独秀此番被捕的后果“凶多吉少”，是其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国民党当局闻知陈独秀在沪落网后便令将其押赴南京受审。1932年10月19日夜11时，陈独秀在上海警方的严密戒备下，被押上了开往首都南京的火车。陈独秀一生漂泊，人在旅途的滋味本不陌生。但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高语罕在1942年6月4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最后特意提到陈独秀“后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台湾1977年5月1日出版的《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刊载了任卓宣的《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和尉素秋的《我对于陈独秀先生的印象》。任文中说：“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舆论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的。但他在京沪火车上酣然入睡，若平居无事者然。一时传为佳话。”尉文则说：“记得民国二十二年春天，陈独秀被捕受审的时候，轰动了全国的舆论。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大家所谈的种种，有一件事特别耐人寻思。就是他被捕从上海押解来京时，在京沪车上酣睡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本来坐火车打瞌睡的事太寻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等于押赴刑场呀！滔天大祸，生死关头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吗？……常人在利害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睡。至于生死大关来临，总会恐惧，仓皇失措。能从容不迫，以至于恬然入睡，假若没有养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勾画出一副东方哲人的轮廓了。”我想，押解陈独秀的那些人，看着这老先生的睡态，听着他的鼾声，一定纳闷不已。
陈独秀被解到南京后，宋庆龄、蔡元培、胡适、杨杏佛、翁文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都以各种方式进行营救，国际上知名人士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当时，国民党内的极右派力主用军法审判陈独秀，也就是“处以极刑”。而胡适等人营救陈独秀的最关键一步，是争取让陈独秀案在法院公开审判。只有进入正常和公开的司法程序，才有可能使陈独秀免于被杀害。蒋介石最终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决定将此案交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值得一提的是，在营救陈独秀的过程中，傅斯年在1932年10月30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上，发表了《陈独秀案》一文，满腔热情地肯定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卓越功绩，文章最后一段写道：“考虑陈独秀与中国改造运动的关系，与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关系，我希望政府处置此事，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四）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立场。我希望政府将此事付法院，公开审判，我并不要求政府非法宽纵。我希望社会上非守旧的人士对此君加以充分之考量，在法庭中判决有罪时，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政府以其担负执法及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决无随便放人之理，同时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当局照例也要劝降。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说，其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接陈独秀到军政部，“何应钦客套了一番，陈独秀无动于衷”。何又请陈独秀写字，陈挥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劝降不成，陈独秀案便于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三次公开审理。对陈独秀的审理，也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第三次审理时，旁听席上拥挤不堪，“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京者，惟庭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陈独秀在法庭上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在回答审判者的提问时，侃侃而谈、议论风生，常把审判官驳得哑口无言，也引发旁听席上阵阵笑声。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对此有较详的描述。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报道审判情况，标题就是“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
在审判之前，法院方面曾问陈独秀是否请律师，陈独秀答以无钱可请，并表示可自己为自己辩护。但章士钊愿义务为陈独秀出庭辩护。章氏其时是名闻全国的大律师，寻常案件，即以高酬奉请，也难得应允。章与陈虽是留日时代的好友，但后来在政治观念和文化观念上都属于敌对阵营，且都是各自阵营的代表性人物，相互也打过笔仗。章氏此次挺身而出，时人称之为“有古义士之风”。但对章士钊力图为陈独秀开脱“罪责”而发表的辩护词，陈独秀却并不全部认可，并当场反驳章士钊。任卓宣在《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中说：“他（陈独秀）无钱请律师，亦不愿请律师。章士钊当时愿意为他任义务律师。他作的辩护，说陈先生是站在三民主义立场上的，言行均于三民主义符合，并不违法。陈先生即刻声明：章之意见，是他从法理上说的，与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不符。论之者说：这‘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叙此事更详。章士钊在辩护词中说：“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耶？于法于理能服人乎？……为保存读书种子，余意不惟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焉……总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听到章士钊把自己的政治信念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挂上钩，陈独秀急了：“陈独秀当庭发出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诉为准。’旁听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赞声。”陈独秀也在法庭上宣读了自撰的辩诉状。从作文之道上说，这篇辩诉状可谓典范之作，逻辑严密却又大气磅礴。陈独秀以这样一段话开始自己的辩诉：“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辩诉状大体以文白夹杂的语言写成，陈独秀说非如此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陈独秀的辩诉状和章士钊为陈独秀所作的辩护词，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名文，各大报纸都想刊载，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只有天津的《益世报》在当时刊载了全文。上海的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还将陈、章的辩诉状作为法学系的教材。这两所学校因为是教会学校，才敢如此“放肆”。
审理结果，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后经上诉，改判为八年。在狱中，陈独秀潜心研究文字学。这并非是为了消磨时光，也是与他的社会理想紧密相关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说到陈独秀的狱中生活时，写道：“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研究《说文》。据他说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在狱中陪同在陈独秀左右的濮清泉还写下过这样一件趣事：“关于研究文字学，有一段笑话，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小学家，因慕陈独秀之名，来到监狱里看他，两人一见如故，初期互道钦佩，中期交换著作，也互称对方有卓见，后期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而没有动武。原因是，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我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我诌了几句打油诗嘲讽他俩：‘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老先生笑了，陈独秀骂我‘你这小鬼浅薄’，‘我要敲你脑壳’。”然而，“隔了一会，陈独秀又和程老先生和好了。他写了一封信给罗家伦（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推荐程老先生教文史，罗家伦以程老先生迷信鬼神而拒绝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陈独秀在狱中闻讯大喜，以为蒋介石此番定“难逃活命”。然而，十多天后，陈独秀等在梦中被爆竹声惊醒，这一夜，南京城爆竹声通宵达旦，原来是市民庆祝蒋介石平安归来。有人告诉他，这爆竹可能是警察下令放的，陈独秀则说：“下命令放的，最多放个把小时，昨天放了一夜，能说是命令的作用吗？我看南京的人民是相当拥护他的。”当然，意识到这一点，令其时的陈独秀颇为沮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开始全面侵华。8月15日，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有一天，炸弹落到了囚禁陈独秀的老虎桥监狱，陈独秀及时躲到床底才免受伤害。也就在这一天，原北京大学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中凡先生来探望陈独秀，见此情景，陈中凡回去后即与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胡适和张伯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相商，谋求当局提前释放陈独秀。据陈中凡在《陈仲甫先生印象记》中说，当时国民党方面暗示陈独秀“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独秀则愤怒地表示：“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声明“不要人保”，“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但陈独秀的友人们仍积极为其奔走，以胡适最为尽力。胡适其时刚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即以非官方身份赴欧美访问游说，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同时争取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出国在即的胡适致函其时在国民政府中握有重权的汪精卫，请汪与蒋商量，提前释放陈独秀。汪精卫于8月19日复函胡适，告知“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8月21日，司法院便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国民政府当即批准。8月23日，陈独秀出狱，先住在傅斯年家，后因傅宅附近也屡遭空袭，又住进了陈中凡家。9月8日，胡适也离开南京，踏上了征程。顺便说一句，从陈独秀第二次被捕起，此后的每次入狱，胡适都积极参与了营救。
陈独秀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函《申报》编辑部，为自己辩诬。原来，司法院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有陈独秀“爱国情殷，盖深自悔悟”之语，《申报》发表了此呈文。陈独秀于8月25日致函《申报》道：“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污蔑也。”
不久，陈独秀离开南京到了武汉，1938年7月又到了四川，最终在四川江津定居。1942年5月27日夜，陈独秀在江津辞世。社会各界闻讯都发表悼念文字。陈独秀卧病和辞世期间，共收到各界人士捐赠的医药费和赙仪费法币33750元。
如今，我常在沪宁线上行走。坐在火车上，我仿佛仍能听到陈独秀当年留下的鼾声。那一夜，在押送陈独秀的火车上，发出鼾声的一定不只陈独秀一人，但其他的声音都随风而去，独有陈独秀的鼾声至今仍清晰可闻。这鼾声告诉我，这个人尽管在政治信念和个人生活上都可挑出或大或小的毛病，但在胸怀坦荡上却少有人可与之相比。这是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个不知阴谋诡计为何物的人，一个喜怒不屑于藏于心的人。这鼾声也在告诉我，什么叫大英雄，什么叫真豪杰。
徐树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化上的保守、顽旧派，对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士，对这一批思想启蒙者，真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程度。
徐树铮与“荆生”
徐树铮，虽是民国初期北洋军阀中皖系一派的骨干，但毕竟不是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一类顶尖级人物，知名度不能算很高。但我对此人却一直有些兴趣。首要的原因，是此人与五四时期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有些关系。
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人士以《新青年》《新潮》为主要阵地，将新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也就遭致保守、顽旧势力的憎恨和反对。而林纾（琴南）则是保守、顽旧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大概是“忍无可忍”了，接连做了三个动作：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以影射的笔法攻击陈独秀、胡适等北京大学的新文化人士；又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以论述的语言，对新文化人士和新文化运动尽情诋毁、谩骂。
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必定要说到林纾的《致蔡鹤卿太史书》和蔡元培的《复林琴南书》。对二人的基本观点，也总要有最低限度的介绍。这当然很是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这确实是极重要的事件。但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者，却往往只是三言两语、略略提及，并不对其内容做多少介绍。而有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则对这两篇小说提都不提。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概普遍认为林纾的这两篇拙劣的文言小说并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而美国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周策纵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在那本也堪称“学术名著”的《五四运动史》中，周策纵对林致蔡的信和蔡复林的信，都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在摘录各自基本观点时，汉译本中都有数千字的篇幅。但不仅如此。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这两篇小说，周策纵也非常重视。对《妖梦》的基本观点，介绍得很详细。至于《荆生》，周策纵则摘录原文近千字，几乎是全文引用了。坦率地说，当我初次读到这里时，始而惊讶，继而叹服。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五四运动进行总体性研究的书。周策纵面对的问题比单纯的五四文学或五四文化研究者要多得多，他要处理的资料自然也远为庞杂多样，但却如此重视林纾这两篇文言小说，这不能不让我惊讶。惊讶之后之所以叹服，是因为这两篇文言小说，比那些论说性文章，更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林纾这一类保守、顽旧人物对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切齿痛恨。读林纾的这两篇小说，我们实实在在地认识到：在1919年春季，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5月4日事件发生的前夕，文化上的保守、顽旧派，对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士，对这一批思想启蒙者，真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程度。这当然同时让我们明白，在这时期，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处境，其实是颇有些凶险的。
《荆生》发表于1919年2月17日和18日的《新申报》。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尤其是他的这篇《荆生》，与本文所要说的徐树铮大有关系。《荆生》中首先出场的是“主人公”“荆生”：“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简”者，“锏”也，是一种兵器。林纾告诉读者：这位“荆生”文武双全。虽是“薄游”，但仍随身带着一竹箱书和一具铜锏。接着是另三人出场：“时于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从小说发表始，一直到今天，人们都认为田、金、狄三人，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似乎未见异议。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对此作了说明：“田其美是指陈独秀。根据中国古史，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二字意义相近。田其美一名大概也是摹仿民初革命党人陈其美的名字。金心异影射钱玄同。‘金’与‘钱’同义，而‘异’与‘同’则为相反词。‘胡’与‘狄’都可指野蛮民族。以‘莫’代‘适’是据《论语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或《左传》昭公三十年：‘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惠。’”。田、金、狄三人坐定后，把酒纵谈，诋毁孝道、“力掊孔子”。谈兴方浓，“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俱碎。”继而“一伟丈夫”从破壁跳至三人面前，戟指怒斥。“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于是，三人“鼠窜下山”，而“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俯视，作狞笑也”。
林纾让田、金、狄三人被这“伟丈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伟丈夫”骂之不足，动起了手足。三个文弱书生，遇如此“伟丈夫”，当然只能“屁滚尿流”。小说一发表，人们在意识到田、金、狄分别影射陈、钱、胡的同时，也意识到这“荆生”是暗指其时的皖系军阀徐树铮。“荆生”实指徐树铮，此点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等都曾或直接或间接地谈及。周策纵也认可这一说法。在《五四运动史》中，论及《荆生》《妖梦》时，周说：“虽然林纾本人并不完全同意军阀政府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向军阀求援，要他们干涉北大行政，尤其是隐含着徐树铮，因为他是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物，又是极崇拜林纾的人。”（第91页）
然而，近年却有人作文为林纾叫屈，认为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是厚诬了林纾。甚至强调，新文化人士在“荆生”与徐树铮之间划等号，是一种“运动之术”。换言之。新文化人士其实也并不相信林纾是按照徐树铮的形象在塑造荆生。他们之所以要说“荆生”实指徐树铮，不过是一种斗争策略，是陷林纾于不义的一种手段。陆建德发表于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的《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又见《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3期），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这样来谈论这一问题，我以为是有些不妥的。
徐树铮其人及与林纾之关系
林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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