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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季羡林谈人生》一书,出版后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季羡林先生将此书送给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总理高度评价此书。
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周五一在三零一医院拜见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看到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亲自在书中题词,并高兴地说:“没想到我老了竟然还成了畅销书的作者了。”
季羡林先生愈行愈远,而他的智慧和学问对读者的影响却愈久弥深。《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精选了季羡林先生谈翻译的文章,生动有趣,活泼精炼,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为了表达对季羡林先生的纪念,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之《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双色印刷,精编精选,典藏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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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季羡林先生不仅是我国的著名学者,而且是大翻译家。他精通多种外语,译著丰富,在长期的翻译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很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理论和观点。《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精选了季羡林先生谈翻译的文章,生动有趣,活泼精炼,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对学习外文和从事翻译工作的读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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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清平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入德国哥根廷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1946年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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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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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翻译
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谈翻译
再谈翻译
翻译的危机
汉语与外语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新世纪应用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佛教梵语研究
文化交流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重新认识西方汉学家的作用
问题
——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再谈cn问题
《罗摩衍那》译后记
《沙恭达罗》译本序
推荐黄宝生汉译《摩诃婆罗多》
《南亚丛书》序
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研究语言要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
中外文论门外絮语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外来词
中外两种竹枝词
漫谈古书今译
我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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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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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此文系1986年2月22日季羡林与许国璋所合写。——编者注
翻译(translation)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这种语言活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与翻译有关的可变因素很多,例如文化背景不同,题材不同,语言难译易译不同,读者不同等等,很难把各种不同因素综合起来,都纳入一条通则。
在欧洲,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都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前250)、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前54)、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实践产生理论,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论,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其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M·阿诺德、F·W·纽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Fr·R·诺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据《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的意见,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Ausgangsspraehe(源头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Original或Source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Targetlanguage。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来讲,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翻译者,不管水平多么高,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关于翻译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逻辑的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著作,翻译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比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在这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韵、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札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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