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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表征方式趋于多元化，网络信息量极为丰富。文字与图像是其中两种重要的信息表征方式，较之文字，图像以其直观性与具体性，更具表现力与感染力，认知负荷也较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并习惯“读图”。因而，有人称当今时代为”读图时代”。 在今天的数码时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挑战与机遇。由徐红梅著的《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中的图像记录研究》以青海省互助县土族服饰为例，选择数字图像这一媒介，探讨读图时代的传统文化传承，并就民族服饰类数字图像的编码问题做了一定的分析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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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系统论的观照下，由徐红梅著的《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中的图像记录研究》以“媒介”为思维主线，选择数字图像媒介，对图像媒介传播与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传承做深入、细致、及时的研究。
本书借助田野考察及传播学分析框架，对青海省互助县土族服饰文化传承体系做要素与过程分析。在此基础上，阐释以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为主旨的图像记录的实践原则，并探析了现阶段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的现状。最后，就获取的土族服饰图像在数字化情境下的编码策略做一定的实验研究。
本书适合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生、科研人员，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新媒体传播感兴趣的各类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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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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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第一节研 究 缘 由本书构思直接缘起于作者参与数码时代少数民族文化数字化记录与传播的技术实践，在“西南研究专题数据库”建设中，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数字图像资源的建设时，发现普遍存在图像数据标引的操作性问题，据此进一步思考操作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试图寻求解决方案，并将思考逐步引向深入。一、数据库资源建设的操作性问题图像资源是数据库重要的数据组成部分，资源数据的标引是数据库建设的重要环节，最终，用户应用数据库检索数据时，用户的检索需求——“关键词的表达”必须与数据库中数据的文本标引一致才能实现，所以，资源数据文字标引的质量决定数据库建设的质量及数据检索的实际效果。研究者在采用文字标引少数民族文化类图像数据时，发现存在着以下问题：1）运用文字标引图像信息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要求标引者对少数民族文化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必须事先掌握相关民族文化的背景知识，否则无法完成标引工作。2）图像的多义性，使得标引信息难以准确、客观、唯一。3）需要逐条标引图像数据，即每一张图像均需运用文字来标注相关信息，如民族、地域、主题等，繁杂且重复，工作量大。首先，从图像标引者角度来看，参与数据库建设的绝大多数图像标引者并非来自于与目标图像相同甚至相似的少数民族地区或文化区域，标引操作者在不具备与目标图像相关的主题背景知识的情况下，是很难完成目标图像基本信息的文字标引的，如民族、地区等，更不必说，对图像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准确揭示。将此情形拓展开来，这种现象在当前的社会中普遍存在。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绚烂多彩。但就全国国情而言，从人口数量来看，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很小，据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少数民族11 37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8.49%，而对于绝大多数处于主流文化圈内的人而言，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认知均存在着严重不足或偏差，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误解与曲解现象具有普遍性，这是值得关注与思考的。其次，自绘画与现代摄影产生以来，图像记录及其图像意义的解读一直使人类着迷。今天在数据库建设中，图像是一种重要的资源类型，借助图像，可以鲜活地记录少数民族文化物质形态与存在现场，少数民族文化主题的数字图像可以包含多元信息。最后，在应用文字描述与标引少数民族文化类图像资源的方法上存在着对操作者的民族文化认知水平要求较高的局限。那么，是否存在着其他的图像标引与认知的方法？以少数民族服饰图像为例，能否依据民族服饰的某些典型形象特征，通过图像“复制”自身，即图像所记录与呈现的民族服饰之物质形态的典型视觉特征（如颜色、纹理、形状等），并将这些视觉特征提取出来进行识别，以便捷地获取关于民族服饰图像的客观的准确信息呢？二、问题的延伸本书研究缘起于少数民族文化类主题数据库的资源建设实践中产生的具体技术问题，进一步思考此问题，并引向深入，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介技术为主要动因的社会变革时期，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及其传承面临什么挑战，图像记录与传播技术的应用对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图像记录是否可以服务于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呢？最终，本书将选题定位于“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中的图像记录”。本书将遵循技术中立论的基本观点，思考图像记录在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中是否具有影响。并在此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思考以数字图像为介质记录少数民族服饰时，图像记录应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在此目的下，又如何选择图像记录与传播的具体实践策略？第二节相关概念界定有必要对本书中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相关概念具体包含民族服饰文化、文化传承、图像记录、互助土族服饰。一、民族服饰文化（一）服饰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是器物层次，第二是组织层次，第三是价值观念层次。费孝通.2003.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文史哲，（3）：15~16.一般情况下，所谓的“服饰”是指服饰文化的第一个层次，即民族服饰文化的物态形式杨鹓.1997.背景与方法：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导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33.，服饰包含衣服及其装饰，即人体穿着的衣服及用于人体装饰的物件。完整的服饰包括：第一类是衣着（用不同质料如棉、麻、丝绸、毛纺、皮革制作的衣、袍、裤、裙、帽、袜、鞋等）；第二类是各种附加的装饰物（头发、耳部、颈部、腰部、手臂、脚部装饰物等）；第三类是对人体自身的装饰（各种发式、文面、文身等）；第四类是具有装饰作用的生产工具、护身武器和日常用品等。贾汶傧.1996.服饰概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4.（二）服饰文化服饰文化则包括上述三个（器物、组织、价值观念）层次的完整体系，既指实际衣装、艺术饰品等物质成果，也包括服饰礼仪、价值观念、信仰等精神成果。一方面，它具有器物文化性质，是人类物质劳动的成果，即物质文化的体现；另一方面，服饰又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华梅.2004.服饰民俗学.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6.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其产生和演变与地理环境、文化、经济、宗教信仰、政治及生活习俗等都有密切关联。二、文化传承对于文化传承的阐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文化的“传”之过程，指文化由上代人传给下代人，不至于失传，特指文化持有者世代传习其文化。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承”的本质，重视文化在“承”中的自我生产。运用文化生产理论视角将文化传承视为“一种文化的再生产，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传递，是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是纵向的‘文化基因’复制”赵世林.2002.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10～16.。上述两种观点均认为服饰文化的传承以特定地域或特定族群为界自成体系，重视体系内时间向度上文化的积累与延续，却有意或无意忽视了文化传承受体系外因素影响及其引发变迁的可能性。本书中“文化传承”的落眼点放在第一种——文化“传”之过程，重点关注服饰文化“传”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本书试图运用传播学框架分析服饰文化传统传承体系，揭示传统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及其过程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突破原有民族文化传承重点关注文化系统内部的基点，将传统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承纳入全球、全民视野，直面当下现代传媒深刻影响社会文化的现实遭遇，思考图像媒介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及其作用。本书选择以青海省互助地区的土族服饰为例，首先分析民族服饰文化的传统传承体系是运用什么“传”——“传”的媒介，如文化持有者的身体、语言，如何“传”——“传”之情境，如婚丧嫁娶、节日、宗教活动等重要场合。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今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与普及趋势，思考以图像为媒介记录与传播民族服饰文化的可行性及其产生的相关问题。三、图像记录（一）图像图像有多种含义，一般来说，广义的图像“包括各种画像（素描、写生、水彩画、油画、版画、广告画和漫画等），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彼得 伯克.2008.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狭义的图像是指静态单帧的；适用于表现含有大量细节（如明暗变化、场景复杂、轮廓色彩丰富）；以纸张、胶卷为存储介质，或数码存储形态的，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摄影照片、图片及数字图像。目前越来越多的图像是以数码形式存储，用数字描述像素点、强度和颜色的。描述信息文件存储量较大，在显示方面，它是将对象以一定的分辨率分辨后将每个点的色彩信息以数字化方式呈现，直接快速在屏幕上显示。本书中的“图像”一词，主要是指数字化图像，沿用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规范中的通用数字资源格式标准，其定义可以表述为“由输入设备捕捉的实际场景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的任意画面”“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组.2008.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http:hi.baidu.comtjdxyeloblogitem2a335b66fe4f1d25aa184c4c.html\[2009-10-12\].。可以是数码相机拍摄直接得到的数字图像，也可以是相片、胶片等纸质图像扫描得到的数字图像等。（二）图像记录本书中的图像记录有三层意义。一是指以图像为介质再现现实，用图像手段描述现实，图像被赋予“纪实的属性”与“文献的功能”。张舒予.2007.论摄影的分类.电化教育研究，10:18～23.在本书中，将图像记录与人类学田野考察相关联，获取具有文献性质的互助地区土族服饰图像资源，以区别于艺术创作及商业宣传等目的的图像；二是运用图像来记录与再现服饰文化的物质形态，物质形态是服饰文化的实体基础和前提条件；三是在数字化背景下，图像记录并非仅指对现实的描述与记忆，即图像的摄取与获得，还包括在计算机及互联网的支持下，对图像资源进行处理、分析，使其满足于特定用户的认知需求等，延续数码时代图像记录的最终意义与价值追求。由于技术发展的历史局限性，前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图像记录大多集中于图像的采集与获取。例如田野考察中，应该如何选择拍摄的对象、场景等；如何达到对目标——文化现象及其背景等——图像摄取的“整体性”“科学性”等要求；如何能够完整记录与再现文化场景、揭示与呈现其文化内涵等。然而随着数字化图像记录技术的发展，图像记录手段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图像可迅速进入传播场所。以往不存在的问题突出了，需要涉及并关注图像在摄取与获得之后面临的新问题：如何有效应用与传播。此外，在提及民族文化的数字化保护时，也往往集中于从文化的物质状态到“数字化编码”形态转变的描述上，而对具体的实现手段及产生的相关问题、在数码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应用与传播此“数字化编码”形态等很少涉及。本书以数字图像为媒介，以提取互助土族传统服饰中的典型视觉特征并进行图像识别为切入点，思考民族服饰文化传播中图像信息“编码”的相关问题。图像作为重要的数字化编码形态及传播媒介，为记录与传播民族服饰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本书尝试以数字图像为媒介记录与传播民族服饰视觉特征，思考数码时代图像记录对民族服饰传承的意义及其具体问题。所以，本书的图像记录指基于数字图像介质的互助地区土族服饰文化传播中信源的图像“编码”过程及其实现手段、技术序列，具体包括互助土族服饰图像的摄取、处理、识别等。四、互助土族服饰本书关注点在“民族文化”上。首先，有必要对主流文化、民族文化做概念上的区别与说明。本书所指的主流文化是指以主流意识形态导控的、由大众传媒呈现和建构的社会生活方式。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两个概念相对应，主流文化有大众性、社会性的特点。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发展，体现我国主流文化的主要规定性。程郁儒.2012.民族文化传媒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9～30.主流文化具有公共属性，不是从属于某一个组织或某一群人的，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一种社会的普遍的生活方式。本书中所指的“民族文化”主要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总和，包括器物、制度、精神层面的。这里的民族文化不是与汉族文化相对立和相区别的，更多的是对应于现今社会因素中的主流文化和资本因素所致的商业文化，以考察民族文化在数字化编码与传播过程中的表征。本书选择青海省互助地区土族为例，探讨数码时代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与现代媒介传播中数字化编码与实现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一）土族土族世代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东南麓以及黄河、湟水、大通河和洮河流域。土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为青海省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此外，甘肃省也是土族的聚居地区之一，主要分布在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兰州市永登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据2010年统计，全国土族人口达289 565人，在青海、甘肃境内有235 193人，占全国土族总人口的81.2%。青海省互助县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土族人口集中，风俗习惯保存较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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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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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张诗亚）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由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第三节 研究构思
第二章 互助土族服饰文化传承的传播学分析
第一节 传播学分析框架应用的合理性之辩护
第二节 互助土族服饰文化传承的媒介分析
第三节 互助土族服饰文化传承的情境分析
第四节 总结
第三章 图像的意义：图像背后的文化意蕴
第一节 图像叙事——文化的另一种表达
第二节 图像的符号学解读
第三节 为什么要进行图像记录
第四节 人类图像记录的历程
第五节 图像记录的性质
第六节 以民族文化传承为主旨的媒介传播
第七节 民族文化类图像记录与传播
第四章 民族服饰数字图像传播场分析
第一节 现有场的概念
第二节 传播场分析
第三节 民族服饰数字图像传播场
第五章 图像的获取：人类学田野考察中的图像记录
第一节 图像记录与人类学研究
第二节 人类学田野考察中图像记录的属性
第六章 图像传播中的“编码—译码”
第一节 传播过程中的“编码—译码”
第二节 数字图像编码
第三节 数码时代图像主要的译码立场
第四节 民族文化类图像编码策略
第七章 另一种编码：民族服饰图像的计算机识别
第一节 数字图像分类与检索研究
第二节 民族服饰图像识别的前提分析
第三节 互助土族服饰的计算机图像识别
第四节 模式识别
第五节 基于PNN神经网络的“秀苏”识别
第六节 基于RBF神经网络的盘绣识别
第七节 系统界面的实现
第八章 总结与反思
第一节 总结
第二节 对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中图像记录的反思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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