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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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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撰写的卷帙浩繁的著述中，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之外，大半个世纪以来，在思想界、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作品就要数“巴黎手稿”（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了。它不仅在哲学、经济学领域影响很大，而且还扩展到美学、文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学科，以及对资本时代人的处境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声势浩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异化和人道主义”论争等重大理论事件，都与其有直接的关联。今年适逢这一手稿写作170周年，根据最新文献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并由此生发出对当代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将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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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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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辑录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对涉及“巴黎手稿”（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文献、思想、历史地位和当代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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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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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锦芳，男，1966年8月生于山西寿阳。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和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其研究路向新颖而独到，近年来发表的大量关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的梳理、阐释和评论，有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提升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是这一领域“文本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现代阐释》（1998）、《哲学形态的当代探索》（2002）、《超越“后发展”困境》（合著，2002）、《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合著，2003）、《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2005）、《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合编，2012）、《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2012）、《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主编，2013）等；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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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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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黎手稿”再研究的一个“路线图”………………………………聂锦芳1
第一辑文献辑录与疏证
中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始顺序版”的相关说明………………聂锦芳3
理论的诞生：马克思笔记本的重要性……………………………………尤根.罗扬1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版本结构新探
—能否作出不同于MEGA2的新编排………………………………王东 王晓红3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相关文献学信息……………………………鲁克俭48
“巴黎手稿”的文献学问题再探究…………………………………………刘秀萍54
原始手稿本来面貌的直接呈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始顺序版”描述……………………杨洪源95
第二辑重要思想探微
外化、异化与私有财产：并非产生于翻译的概念理解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概念背后的理论问题研究…魏小萍107
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
—试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个理论难点……………………王峰明116
马克思对劳资关系的四种认知及意义转换
—“异化劳动”今昔谈………………………………………………李凯林132
“异化劳动学说”对“人本学”的超越…………………………………刘秀萍141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
—重新思考“巴黎手稿”对“共产主义”的七条论证……………………李彬彬15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重批判的同一性
……………………彭宏伟172
《巴黎手稿》“实践”概念再解读…………………………………………王 巍186
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相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若干疑难问题探析………………郗戈 荣鑫198
第三辑历史地位重估
对1844手稿及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再认识………………………………陈志尚21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赵家祥23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
—马克思哲学思想论要………………………………………………………安启念265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与人学问题……………………………………… 杨学功280
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与资本批判理论的统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比较研究……………孙熙国 尉浩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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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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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疏证
要全面而客观地解读“巴黎手稿”，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弄清楚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实际情形和这一文本写作的原始状况，这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巴黎时期”马克思的著述和活动情况
“到巴黎去，到这座古老的哲学大学去吧……到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1]这是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所发出的呼吁，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期盼和计划。果然，一个月之后他就到了巴黎。与原属同一阵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试图在观念领域寻求社会变革的思辨方式不同，马克思已经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现实观照，但近代以来资本世界的复杂性使这时的他实际上也并不知道从何着手来理解社会、寻找出路；与恩格斯那样进入工厂、实际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途径也不同，他是从研读政治经济学著述开始的。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先后仔细阅读了布阿吉尔贝尔的《德国详情，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和补救办法之无效。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舒耳茨的《生产的运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15位作者的19部经济学著作，写下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笔记。
当然，这期间马克思阅读和思考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更为宽泛。当时除德文以外他已经掌握了法文，于是他阅读了孔西得朗、列鲁、蒲鲁东、卡贝、德萨米、邦纳罗蒂、傅立叶、劳蒂埃尔、维尔加尔德尔和其他作者的法文著作。此外，他还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来利用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2]，例如，对于欧文的作品，他就是通过法译本和论述欧文观点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来了解的。对这些社会主义文献的研读，再加上有零星机会接触现实的工人运动，促使马克思产生了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3]的计划。这是他在巴黎时期第二方面的工作。
在观察现实和研读他人著述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产生了表述自己独立观点的想法。这特别体现在原来大段摘录他人著述的笔记本上，评论性的意见渐趋增多，到后来甚至发展为其个人思想的长篇阐释、系统论证和发挥。这样，马克思就形成了写作两卷本《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马克思曾经打算撰写的这部书的草稿，当然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完成。
上述梳理告诉我们，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各种情况及马克思著述的总体情形，如果只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单独撷取出来，进而对其内容进行抽象地解读和发挥，是不可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和思想变迁的，由此所进行概括和评论也必然是有片面性的。
2．“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的关系
“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是穿插写作的。当时马克思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阅读的书籍和文献，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到的思想作通盘的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当时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解释缺失”或“过度诠释”。通常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称谓其中的“三个笔记本”，其实这是在1932年编入MEGA1第1部分第3卷时编者为了命名方便而加上的。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实际上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事实上是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诸如“经济学”或“哲学”等的分野的。第一个笔记本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收入形式，由此映现出他们悬殊的社会境遇，并以此来透视当时森严的等级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是分明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根本不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全貌。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又是可以相对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虽然同时代或以前的思想家提供了关于现代社会的种种言说，罗列了众多的现象，提出了多样的分析思路和构架，但广泛的阅读、认真的对照和深入的思考，逐渐使马克思在诸多问题产生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选择，坚定了他超越先贤的意向和构架。在传承、批判和重构中，他正在实现着思想的嬗变。这就是同样属于巴黎时期的著述，“巴黎手稿”较之“巴黎笔记”阐发自己正面观点的篇幅逐步增大的原由。
3．“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次序
在马克思巴黎时期的著述中，《穆勒评注》是最为特殊的：其中有对穆勒原书的摘录，这或许符合本文开始设定的有关“巴黎笔记”的标准，但问题在于，其中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又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整部《穆勒评注》翻译成中文约3.1万余字，而马克思本人的论述近1.3万字，这在“巴黎笔记”的其他部分是绝对没有的，这是我把它归入“巴黎手稿”的主要依据。
而如果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 “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所阐发和论证的观点贯通起来考虑，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连续性、渐进性和层次性就显得更为突出了。这昭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无论如何不能撇开《穆勒评注》而只关注那“三个笔记本”中的内容，从而看不到“社会关系异化论”对“劳动异化论”的拓展和深化。
更进一步的文献甄别和思想推断，有助于厘清《穆勒评注》与“三个笔记本”之间写作顺序，这就形成了“陶伯特说”与“罗扬说”两派观点。前者通过实证材料表明，《穆勒评注》写作于“三个笔记本”全部完成之后，但留存下来的手稿页码的不连续和笔迹无法明显地区分出时间的前后，使极端强调文献材料的完全“靠实”的陶伯特在这里只能做到“弱实证”。而基于思想进程的把握和逻辑推理，使罗扬等人设想，“三个笔记本”不可能是连续写作的，而《穆勒评注》应该是在第一个笔记本撰写之后进行的，时间在第二个笔记本写作之前；当然他的这一推断因缺乏实证材料的支撑而不被“权威”的MEGA编辑所采纳。
或许仅凭留存下来的手稿最终将使我们不可能弄清楚二者的真实关系；但无论怎样，我们对上述讨论仍持高度肯定的态度，因为这不是在搞“烦琐哲学”、不是在“掉书袋”，而是通过不同思路的沟通和交锋，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思想复杂性、深刻性的体悟和对多元的阐释和评论思路的理解、尊重。
4．“三个笔记本”的“逻辑编排版”和“原始顺序版”
迄今为止，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无一例外，所依据的版本都是根据德文或俄文的“逻辑编排版”翻译而成的（英文本亦是如此）。但实际上，1982年出版的MEGA2第1部分第2卷刊出了两个版本，除“逻辑编排版”外，还有一个“原始顺序版”。后者是根据“三个笔记本”的原始手稿排版的，可以说是马克思当时写作的真实面貌的直接呈现，但可惜的是，国外只有极个别的研究者在其论著中对此稍加提及，而详尽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在国内也没有对“原始顺序版”进行过全面系统的介绍，更不用说翻译和编排了，这无疑对我们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思想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在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马克思还没有掌握英文。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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