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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曾国藩的智慧精髓，顶级官场生存术。
一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专为中国人打造的成功学宝典，识人以用事。
完整典藏本，更多更细的分析，值得收藏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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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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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经》是曾国藩生前的一部“压案之作”，用李鸿章的话说，这部书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秘诀。所谓“挺”，即势不可用尽，功不可独享，大名要推让几分，盛时要做衰时想，刚柔相济，无为而无不为；百尺竿头，不能再进一步；欠缺本身就是完美。曾国藩以盖世之功而能于众说诋毁中安然保全自身，全赖这一“挺”字。主动、积极、谦虚，以出世之心来入世，在困厄中求出路，在苦斗中求挺直。如此方能不受困、不为他人左右．到达气定神闲地享受人生之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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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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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晚清名臣，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著有《治学论道之经》《持家教子之术》《冰鉴》《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家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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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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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诀 入局
第二诀 励志
第三诀 坚忍
第四诀 刚直
第五诀 克己
第六诀 笃学
第七诀 爱民
第八诀 识人
第九诀 英才
第十诀 驭下
第十一诀 纳言
第十二诀 浑含
第十三诀 治政
第十四诀 整军
第十五诀 决胜
第十六诀 自强
第十七诀 外交
第十八诀 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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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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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诀
入局
【原文】
大抵此事在局中者，皆以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诸省毫无预备，而彼族诸国合纵，穷年累世但讲战事。我能幸胜于一岁，断难保全于多年，庚申覆辙，岂可再见？必须隐忍以全和议者，就势而言之也。在局外者，皆以天主教流毒中华，污辱孔亟，异端不可不攘，木兰北狩，淀园被焚，国仇不可不雪。或奖义愤之民而百万萃集，或联合各国之交而专攻一国，必须力争以全国体，此就理而言之也。欲求理势兼顾，殊无良策。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论之腾，亦无足怪。
吾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累世穷年而未有已。今西南未靖，沿海战事毫未议及。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勇丁惟淮勇器械较精，气势较壮。然劲者亦不满二万，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而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故鄙人尝谓今人外夷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别，实不敢以全局付之尝试，又安肯以津民一朝之忿，贻国家无穷之忧？惟曲全邻好而不忘防御，乃为完策。
【译文】
大概来说，这件事在局中的人，都会觉得中国士兵疲倦将领缺少，即使是沿江沿海的各省也毫无防备。如果西洋各国一起联手，接连不断要求开战，即使我国能够侥幸打赢一年，却也是无法保证每年都能打赢，战事如此反反复复，哪里谈得上有明天？所以必须隐忍以便能和议，这些就是形势需要啊。在局外的人，都觉得天主教毒害中华，污辱了我们的圣人孔子，所以这些异端邪说不能不受到排挤，咸丰帝被迫躲在了木兰围场，海淀的圆明园又被他们烧毁，这些国仇不能不报。或者奖赏那些心怀忠义、义愤难平的百姓，将他们成千上万地召集而来；或者联合其他各国，专门针对一国进攻，这样的话可能也会保全国体不受欺辱。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来说的。考虑到现实的情况，根本不可能那么做，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这里所做的，大概有所偏颇失衡，再加上所用措施不当，遭到无数非议，也不足为奇。
我和其他身在局中的人一样，怎么可能真的愿意残忍地对待我们的老百姓，以满足敌人的欲求？无非是我担心战事一起，必将祸害连连，成年累月的战争不断啊。如今西南没有平定，沿海的战事计划还没有商议。各省的绿营兵也没有一个能用的，从地方上招来的士兵也只有李鸿章一部的装备比较精良、气势较为雄壮。但这样的精兵强将还不到两万人，即使能防御一个口岸，难道还能防御所有的口岸吗？能保住一年，未必能坚持很多年，能抵挡得了一个国家，未必能应付得了西方列强。而如果西方列强联起手来、狼狈为奸，他们的实力却是牢不可破的。所以我曾经说过，如今的洋人和汉朝的匈奴、宋代的辽金是截然不同的，实在不敢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又怎能因为天津老百姓的愤怒，而让整个国家陷入无尽的灾难中来？我唯有委曲求全示好西方列强，但同时也没有忘记防范，这才是上上策啊。
【点评】
“挺”，是一种亮剑精神，也是一种有着入局勇气和魄力的精神。生活中曲径通幽的灵活，胜于坚韧的高明。
做人，需要有挺劲！
曾国藩《挺经》里的十八诀，说到底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入局”。因为这是入局后才会有的十八诀，抛开入局，也就无从谈起十八诀。而要想读懂《挺经》，读懂十八诀，首先要知道曾国藩是如何入局的，他入局时的背景又是怎样的。
清王朝在创立初期，前几代的统治者都很善于治理国家，因此，那时候的文治武功丝毫不逊色于汉唐盛世。在经过顺治、康熙、雍正朝的发展后，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而正所谓“盛极则衰”。慢慢地，清王朝的种种矛盾逐渐暴露：贪污腐化、吏治败坏……加速了“由盛转衰”的进程。
清王朝在政治腐败的同时，财政和军事也出现了状况，开始逐渐恶化。乾隆中期，清王朝的财政尚有节余，但到了嘉庆末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而那曾经英勇无比的八旗兵，也在平定吴三桂后，走向腐败和没落，开始依赖绿营。而到了乾隆后期，连绿营都开始腐败，正是因为这些，直接导致了白莲教的兴起。
在国内政治腐败没落之时，“屋漏偏逢连阴雨”，清王朝之外新兴的西方列强乘机打了进来，清军溃不成军，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个口子一开，此后的列强便接踵而至，伺机侵夺中国领土，又有无数个不平等条约签了出去。但即使这样还是没换来太平，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民族矛盾愈发激烈，这也更加激化了国内固有的社会矛盾。清王朝出现了空前的社会危机。
曾国藩就生活在这种旧秩序即将崩溃的晚清，可以说是到了真正的内忧外患的时期。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本只是一介儒生的曾国藩，不弃笔却从戎，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了清王朝的“中兴第一名臣”。
虽然曾国藩的妥协外交惹来了很多非议，但他对清王朝的贡献却也是有目共睹的。
曾国藩去世时是61岁，当时还任南京两江总督。在临死前五天，他还恪尽职守地在工作着，所以江苏巡抚在将他的死讯汇报给朝廷时，说他是被工作累死的。
“死在了工作岗位上”，用此话总结，绝不为过。曾国藩为了他的人生理想，为了大清朝廷，完全做到了：身在局中，竭尽血诚。
原本只是一介书生的他，既能召集天下人才，又能统兵三十万，最终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的一片血诚之心。
曾国藩的一生都在为大清朝尽职，甚至可以说这成了他的人生理想。一直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诲的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自小就有的人生目标。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的一种人生态度。曾国藩在达到“达”后，所要做的就是兼济天下。
既然要“兼济天下”，必须“入局”，只有身在其中，才能谈得上“兼济天下”。曾国藩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一直主张的任何事都要躬亲实践不无关系。
他一直认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为此，他提出了躬身入局的办法，那就是“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何谓“身到”？其实就是坐在哪个位置就要做哪种事，如若身在基层，即使是有关人命、盗窃的案情，也要亲自去查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基层干部要经常下基层；所谓“心到”就是指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仔细分析，不能盲人摸象，而要对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仔细研究、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而完整的结论来；所谓“眼到”就是指不管是察人还是察事，抑或是看公文，都要通过敏锐的视角，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手到”就是指面对人和事的是非曲直，重要的是寻找到关键点，而对这个关键点，还要随时做出记录，避免过后遗忘；所谓“口到”就是“叮嘱、吩咐”要到位，该说的话一定要说，千万不能嫌麻烦而漏交代。
这是曾国藩从自身的经历中总结出的躬身入局“五到”，这五点不要说放在以前，就是现在，依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值得各行各业的人借鉴和学习。
“躬身入局”，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局中，不过聪明、有成就的人知道该入什么局，该怎么入局，而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而已。
有人曾这么总结曾国藩的“躬身入局”：“曾国藩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都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的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只有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
试将我们放在曾国藩生活的年代，站在曾国藩的角度，用他的视野来理解入局，便能知道，这个“入局”是他一生成功的关键！
正如他所说，在局外呐喊助威也好，谩骂诋毁也罢，冷静下来一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多只能是牢骚。但若在局内，一切都将变得不一样。所以不管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所入的局，但我们必须知道、明白自己该入何种“局”，认清自己该怎么“入局”，这才是“入局”的关键，而“入局”又是成功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成功的基础，脱离了“入局”，一切则都是幻想。
李鸿章经常给自己的儿孙讲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也是他的老师曾国藩讲给他的。
“一老翁请客，晨起派儿置办果蔬，时已过巳，儿仍不归。老翁心慌，遂亲往村口看望。见儿子挑菜担与一挑京货担的汉子于水睦上对峙，水睦窄，两人无法同时通过，却互不相让。
老翁婉言，家中有客，请汉子于水田稍避，两人均可过，岂不两便。
汉子曰，为何不让汝子于水田稍避？
老翁答曰，儿身材矮小，立于水田，恐担浸湿，坏其食物，而汉身长，故请避让。
汉子曰，汝子担内不过果蔬，浸湿无妨，吾担内是京广贵货，浸湿一文不值，安能避让？
老翁见状无奈，乃挺身就近曰，然则如此，吾下水，汝将担交于吾顶于头，待汝空身而过，则返汝，何如？即解衣脱履。
汉子见此，甚过意不去，乃曰，既老丈如此，我即下水，汝子担过去便是，当即下田避让，争执就此消散。”
这是一个看似讲谦让的故事，但这故事不管是曾国藩讲给李鸿章，还是李鸿章讲给儿孙，都不仅仅是其表面的意思。他们讲的最主要的精髓就是“解衣脱履”，也就是“入局”。
要想问题得到解决，在岸上空嚷嚷不行，要亲自“入局”，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而这“入局”，之所以被曾国藩的《挺经》收在了首篇，就是因为“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这也是《挺经》的最基本的精髓。
有了曾国藩的“入局”，才有了接下来的一切。
然而，曾国藩想要真正入局，又是何其不容易。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后，鸦片战争将社会矛盾揭了开来，清王朝的腐朽完全暴露出来。来自底层的曾国藩，深知老百姓的疾苦，所以在做官之后，眼见官场的腐败和贪婪，很是痛心。因此，他一直用“不爱财、不怕死”来要求自己，一门心思想着重整吏治，革除弊政，维护和更新大清统治，希望能出现唐宋时期的中兴局面。不过，他最终除了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中兴局面始终没能够如愿出现。
曾国藩想做一个圣贤，一个为国为民、不顾个人得失的圣贤，这种思想渗透进了曾国藩的血液。从他给家乡朋友的一些书信中就能看出一二来。那些书信中，除了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外，就是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了。而之所以选择和家乡朋友谈，就是因为那些人和他一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成长环境相似，以及政治理想的相近都让他们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在与曾国藩经常书信互动的人当中，虽然没有人像曾国藩那样官运亨通，但这些人却也“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渴望把农村的意见传递给曾国藩，希望他能上疏给皇上。而曾国藩也希望能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底层人的真实情况，以便寻找应对策略。
正是在这些充满书生血诚的鼓动下，当咸丰皇帝下令征言时，曾国藩才连上十四封奏章，这十四封奏章里无一例外都是希望整顿吏治、革除时弊、培养人才、训练军队等。
那时候的曾国藩，正处在热血沸腾的年轻时期，还没有学会迂回，所以在第十四封奏章里，直言咸丰帝的三大缺点，惹得咸丰帝龙颜大怒，差点就要治他的罪。
曾国藩直言给皇上提意见，既体现了他个人的书生血诚，也说明他身后有着一群和他一样的书生。这份“书生血诚”，最终将这些人凝聚在一起，使他们成了湘军集团的骨干分子。然而，曾国藩想要为国为民整顿吏治，但在刚开始时还是失败了，因为咸丰帝不听，直到洪秀全率众起义。
如果说洪秀全的起义对清王朝来说是场灾难，那么对于曾国藩来说则是一个机会。因为正是洪秀全的起义，才让咸丰帝想起了他，并让他在湖南办团练。可以说，洪秀全的起义，给了他入局的机会。因而，他不顾舆论，铁腕镇压太平军，用治国平天下的血诚来入局。
曾国藩在长沙练兵的时候，非常固执和坚持，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不过，他的侵权越职，还是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愤怒，并派士兵追杀他。那时候的他，不要说当地官员，就是咸丰帝的话，他也敢不听。他曾拒绝了咸丰帝让他出兵的指令，原因很简单：还不是出兵的时候。他得罪皇上，背负骂名，不顾个人得失，最终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呈现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执拗的曾国藩办事认真也是出了名的。在他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获得一些认同后，他依然秉承着“入局”后的“血诚”。这在他曾给同治皇帝上的一份八千多字的奏章中就能看得出来。
《遵旨查办道员禀讦知县讯明定议折》，这个奏章是曾国藩传世的所有文章中最长的一篇。
这篇奏章写的是他遵旨查办的一件案子。这是一起以权谋私、公报私仇、官员内部相互倾轧的严重案件。此案光涉案官吏就多达数十人，因为久久不能结案，同治帝便命他复审。
由于此案案情非常复杂，涉案人员也比较多，且都是官员，曾国藩不得不谨慎从事。为了能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他用了一年时间走访调查。为了能让同治帝阅奏章时看得明白，他用了八千多字。在那份奏章里，每个涉案人员的涉案情况、处分情况，均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工作强度之大可想而知。
曾国藩处理这件案子时，正值他攻打南京城的最后一年。即使在那么繁忙紧张的情况下，他还是抽出时间，认真负责地办理这件案子。这也正表明了其“在其位谋其政”的入局思想，更体现了他的血诚精神。
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虽然清朝吏政的腐败已经让清政府奄奄一息，但曾国藩依然不放弃他的中兴思想。即使幕僚赵烈文告诉他，用不了五十年，清王朝就会灭亡，执著的曾国藩也还是不信。
然而，当他当上了直隶总督，亲眼目睹把持朝政的各等人物的嘴脸时，他迷茫了。而在听到慈禧的政治见解后，他彻底失望了，他知道，赵烈文的话是对的。他的中兴清朝的思想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这样看来，曾国藩也是个悲剧性人物。虽然拥有血诚，虽然抱着“中兴大清”的远大理想，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挡清王朝的急速没落。这不是曾国藩的责任，更不能用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来评价他。
为了这片血诚之心，他奉献出了他的全部，他既不爱财也不怕死。他一生节俭、不讲排场。历朝历代，都需要像他这样的人，这样肯为国家利益竭尽血诚之心的人。在那样腐烂状态中的年代，能够坚定不移地固守那份血诚，已经很难了，更何况还要去实现它。
从古到今，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呢？
曾国藩做到了，即使在受到皇帝限制、大臣排挤、无权无饷的情况下，他也做到了。而面对辱骂、责难、批评，他用他的血诚和坚忍，做了他应该做到的、能够做到的事。
这已经足够了！
所谓“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正是曾国藩血诚精神的写照。尽管有人骂他伪道学、杀人狂、卖国贼，但我们若能站在他那个年代来看他，也必定会为他的无奈而痛惜。更何况，在道德、文章和领兵打仗上，他确实有着过人之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环境里，贪官、庸官多，很多他当时的幕僚，回乡时都是几十条船的家当往家搬，只有他用“两袖清风”来回应，所以他是独特的，也是难得的。
正如他所说，唯有人才才称得上竭尽血诚，否则也就成了地道的清仪，在局外呐喊了。既然“入局”，也必定会竭尽血诚，这才是他“躬身入局”的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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