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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编辑荐语：
一部师法于卢梭《忏悔录》式的回忆录。
评论家唐晓渡：
徐迟先生的创作跨跃不同的时代，前后绵延达六十多年，且涉猎多个领域，毫不夸张地说，其作品不仅是一部连续的的个人心灵史，而且是一部打开的精神现象学，并由此折射着现当代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进程，以及转型期一代知识分子曲折的心路历程；反过来，这些作品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作为精神－语言存在的徐迟，一个饱经沧桑而又始终敞向未来，敏感、好奇、博学、多思、丰富而纯粹的徐迟，一个似乎永远激情充沛，且不失赤子之心的徐迟。这样的徐迟不会随着他肉体的消亡而消亡，恰恰相反，其中蕴含的生命和存在的秘密，正如他笔下曾经感动了一代人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值得我们反复重新认知、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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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为《徐迟文集》第十卷《江南小镇》下册。
本书为《江南小镇》第五部、第六部，写了作者1947—1962十六年间的生命历程。“在共和国最初的岁月里”，他如何积极投身于那“火热的生活”，《诗刊》创刊，在他的奇妙创意下，编辑部以一封信而约到毛泽东诗词十八首，使一本原计划印五千册的诗刊，一下子印了五万册，后来又加印仍供不应求。那是些轰轰烈烈的日子，但也充满惊心动魄的运动：土改、“肃反”、“反胡风”、“反右”等等，徐迟在这些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妻子因“下去锻炼”而受到极大精神折磨并致病。晚年的徐迟，在回忆那逝去的“火热”时光时，不免充满了迷惘。他对当年有了不同的新认识，这需要他进行某种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和迷惘，使他终于没有完成全部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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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徐迟（1914—1996），原名徐商寿，著名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和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诗。抗战爆发后，曾与戴望舒、叶君健合编《中国作家》（英文版），协助郭沫若编辑《中原》（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中国》编辑、《诗刊》副主编、《外国文学研究》主编。朝鲜战争中，曾奔赴前方采访，写出许多战地通讯和特写。五六十年代，写了许多反映国家基础建设工程的纪实文学。新时期，曾任中国作协理事、湖北省文联副主席。
徐迟在报告文学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代表作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生命之树常绿》等。其中，《哥德巴赫猜想》与《地质之光》获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002年创立“徐迟报告文学奖”，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学会奖，专门用于关注和奖励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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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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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1947—1954）
第二十八章3
173.德馨弄六号故居生活；174.杨光波、谭得先、郑明涛等外地教师请进来；教师们又去上海访问幼师和育才学校；入夏，晨光级毕业；175.暑假中译《帕尔玛修道院》；晓光级、幼光级实行“小先生”制；人口普查；176.放映电影出了事，学生上街游行，“砸”镇秘书的家，我主动认错，平息此事；177.借来收音机，听陕北电台，并评论《美国之音》；178.演出话剧《升官图》。
第二十九章32
179.台湾之游；180.溪口之旅东山之行；181.日全食的观测于瓶窑赐碧坞；182.译《瓦尔登湖》；陶立鹤来沪；孙慎来浔；183.创办乡校；筵请上海来客；王洗截获告密信；184.止弟去解放区。
第三十章61
185.沈求我来访；训练童声合唱队，举行晚会；186.去震泽回访沈求我，畅叙竟日；去上海见李小姐；187.又去上海得她给的确讯，知大军即将渡江，乃作《江南》之诗、又赋《雄师飞渡》之歌；188.大军渡江以后，南浔平静，震泽不安；189.从沈求我日记中，可见情况不好；我急去湖州；途中，见到解放军已到来，有漫山遍野之势；190.沈求我日记，详细记录了五月二日的南浔解放和五月三日的震泽解放。
第三十一章91
191.与沈求我相约，同去北京，我乃乘船去了震泽；192.经苏州、南京，在统战部招待所住下；193.见到止弟身穿解放军军装，已在人民空军工作；我参加先农坛“七一”大会，次日又参加全国文代大会；并随即得到要我参加国际新闻局工作的通知；194.我搬进南河沿国际新闻局上班；后搬到钱粮胡同；陈松带孩子迁居北京；大姐亦从上海迁来北京；195.开国大典；但我忽然患了耳疾，且甚严重；做全身麻醉的切除乳突骨手术；196.病后，通知我在《人民中国》半月刊任编辑；在国会街工字楼工作，家住银丝沟；三子徐建于冬至日出生；年底去印刷厂取到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的样书，然则一九五○年的元旦，该刊即可如期出版了；以上是我一生的第五个八年的头三年。
第三十二章117
197.“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198.在新中国的面前，我是无限欢乐的，但我又有点儿困惑，我一无所有了，又感到彷徨，要从头，从零开始，我赶不上去了，世界变大了，二十世纪是怎么一回事？199.我在元旦创刊的《人民中国》编辑部编刊物，受命办理“忠诚老实，坦白交代”运动；200.在抗美援朝的一座大山洞里，见到了志愿军的总司令，听到他的叱咤风云的雷电般的声音。
第三十三章135
201.参加广西柳州地区柳城的土地改革；202.略述“土改”的过程；203.中国作协组织作家们“下去”，深入生活中；204.我到了鞍钢的大型轧钢厂、八高炉、无缝钢管厂；205.为纪念两位世界文化名人，塞万提斯和惠特曼，写了稿；又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当收发组的组长；206.中南区的机械式采访，郑州、洛阳、开封、武汉、黄石；207.又从长沙、汉寿，经洞庭湖，一直线到岳阳楼，才返回北京。
第六部（1955—1962）
第三十四章167
208.三场大雪的第一场，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地上；209.在北京，我的家庭，大姐和二姐她们的两家子；210.我的止弟和三姐的两家子；211.《火中的凤凰》的构思；212.《西行气象万千》的采访；在云冈石窟和大同煤矿的竖井下；213.在呼和浩特和包头，在包钢的矿山，遇上的白云鄂博的第三场大雪。
第三十五章193
214.采访饶阳县的初级社转高级社；215.采访北京市工商业改造成功；作家协会的扩大理事会，会后，又一次组织作家们“下去”；216.我到了以世界最新技术建筑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工地上；其间陪方纪去武钢；217.又与方纪一起访问了林一山，并到长江中、上游采访；乘“民众”号江轮经宜昌，进西陵峡，到秭归；218.仍乘“民众号”，进巫峡、夔峡，经奉节，到重庆；219.又经成都、都江堰，至宜宾而川江，考察了几个未来的大坝的横断面，又回到了重庆。
第三十六章222
第三十七章264
第三十八章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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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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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九
现在回过头来说筹备《诗刊》的事儿。
先是臧克家的寿宴上，我知道了中国作协让我协助克家办《诗刊》的事儿。起初我有点儿不愿意，被方殷痛斥了一顿之后，乃欣然听命了。不久，郭小川（他当时是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正式通知了我，中国作协决定臧克家任《诗刊》主编，严辰和我任副主编，并成立八人组成的编委会：田间、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徐迟、臧克家、严辰。
十一月七日，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到了十七日晚上，我就动手用道林纸和做封面的厚纸，做成了一本未来的《诗刊》的“样本”。这个“样本”实际上就是三十年代我和路易士协助戴望舒编辑的《新诗》的“翻版”：单栏、疏行，天宽地阔，朴素大方。
当时作协在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的五楼上给我们开了三个房间，作为《诗刊》编辑部的办公场所。十二月份人马到齐，开始正式办公。克家其时身体不大好，很少到编辑部来，沙鸥、吕剑是两员能干的大将。还有一位吴视，四十年代在重庆时就写诗，熟悉诗坛情况。另外还有一位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刘俊做编务，既学编排，又跑印刷厂。
我们决定，《诗刊》一定要赶在元月创刊的。而且要一炮打响，引人注目。
于是，我考虑到了一件首要的事情，就是如何争取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一位最伟大的诗人的作品——毛泽东的诗词！
当时，毛泽东的许多诗词尚未正式发表，但却流传颇广，不少人都在传抄。我自己也曾竭力寻访抄录，但只抄到了八首而已。既是传抄，就难免错讹，个别字句自己就难详其原意了。当时我就想到，把毛主席的这八首诗词发表出来，以光《诗刊》之篇幅。这个建议提出来，立即得到编委们的赞扬，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同时又都认为恐怕做不到，谁知道主席肯不肯公开发表他的这些诗词呢？我说：“我也知道争取他老人家同意不是那么容易，但至少我们可以写一封信，试一试，或许能征得他的同意呢！不过这封信要写得非常好，得有点儿巧思，要一下子打动主席，使他欣然同意我们的想法……”
我之所以抱此侥幸心理，是因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先秦文学，《史记》、《汉书》一类的史书中，都有一些大政治家、战略家、纵横家、外交使臣等等，常常在面对一些重大的疑难问题时，出奇制胜，曲径通幽，仅仅用一句话就干净利落和彻底地解决了复杂的矛盾，其智慧和巧思，令人击节叹赏。例如齐桓公举兵伐鲁，鲁庄公不敢应战，便请求谈判结盟，并托称鲁国是小国，会谈时他不敢带剑。齐桓公同意了，说谈判时他也不带兵去。他的智囊管仲却说不可，因为对方有个曹刿，此人就算和他订立了盟约也约束不了他的。桓公不听，自去会盟。哪知一登上会谈的高台，庄公便挥剑威胁桓公了。管仲上前保驾，曹刿拔剑将他阻住。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管仲只对齐桓公说了一句话：“君与地，以汶为境。”意思是说，你给他点儿土地吧，就以汶河为两国的边境好啦！桓公听了，当即表示同意，而对方也心满意足，双方平安无事，会盟自然成功了。这个故事见于《管子·大匡篇》。只一句话，七个字，就解决了一场大矛盾，化干戈为玉帛。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这“一句话主义”的故事里获得点启发，也想出一句绝妙的话来，让毛主席一听，便能够欣然同意我们的主意呢？我看是有这个可能的。
那么，大家都来一起想这“一句话”吧。这可是又见智慧，又要富于情理的“一句话”呢！我们拜访了在北京的许多老诗人，如俞平伯、汪静之等等，征求他们对即将创刊的新《诗刊》的建议。
到了一九五六年年底，预定于一九五七年元月二十五日创刊的《诗刊》创刊号的稿子都准备发稿了，这“一句话”还没有结果，给毛主席的信自然也无从写起。大家都很着急。一天，我驰车到北京大学燕南园去拜访冯至，谈笑之间，说到了毛主席的诗词，如《沁园春·长沙》中，据那时我们从萧三的一本书里抄到的，就有这么一句：“张寥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个“张寥阁”，可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猜测到可能是传抄有误，却又无法给它改正错字。冯至说：“毛主席的诗词早已广泛流传，连外国都有了翻译。但却显然有着这样的传抄错误，真是不好呵！其实呢，与其听任错字流传，毛主席倒不如出面发表一个定本，同时也可以为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冯至刚说到这里，我大喝了一声彩！——找到了！就是这“一句话”啦！我们的冯至教授，真不愧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这一句话不仅抒情，还多么有见地，透出了大智慧呢！只这一句话就够了，就可以给毛主席写信了！
我回到编辑部，便抑制不住兴奋，很快地起草了一封信，中心就采用了冯至的这句话，并写明了《诗刊》的出版日期和截稿日期，请主席尽早赐稿。信写成了，吕剑写得一笔好字，挥毫便写，正好那天编辑委员们都在，全体签上了名，这封信当即发了出去。于是一天天等候音讯。真是望眼欲穿呵！因为离创刊号出版日期越来越近了！
直等到我们预定的截稿期过了，仍然杳无音讯，发出去的信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我心想：完了，没戏了，希望落空了，快不要等了吧，再等也是无济于事的……
可是，到了离创刊号出版时间仅仅剩下十来天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元月十二日，中午，我正在抄写周良沛的那首《云彩深处的歌声》诗时，忽然听说，国务院一连打来了三个电话，要臧克家到诗刊社里等着，说是有一封重要的信要交给他本人。我当即猜想到，可能是毛主席回信来了！一个小时后，我赶到编辑部，吕剑兴奋地说；“果然是毛主席的信和诗寄到了！一共十八！十八首呵！”这消息可真叫人欢喜欲狂了。十八首！比原来我们抄上去的八首又多了十首！
毛主席的那封信，现在已经是人人都知道了的。一封著名的谈诗的信，堪称中国新诗史上的一篇文献！此时，当我写到这儿，禁不住仍要找出它来，全文抄来在这里，再回味一遍吧。毛主席写道：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从毛主席的信上看，果然是冯先生想出的那一句美妙的话起了作用，毛主席照我们的意见办了！但冯至自己却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的。
毛主席的诗词一来，有些疑难也果然如冰释然。例如那个“张寥阁”，并不是某一个姓张的人，也并非哪个亭台楼阁，原来是“怅寥廓”，错字终于被改正了。
毛主席给《诗刊》寄来了信和诗词的事儿，当天就传出去了，轰动一时。刘白羽闻讯匆匆赶来，十分兴奋，立即把毛主席的信和诗词看了一遍，高度赞扬了我们说：“看来，诗人和诗人之间有共同语言。”拿着信和诗稿，他立即给文化部的一位部长助理打电话。因为出版局当时认为《诗刊》不会有多少销路的，只批给五千册印数的纸张。部长助理一接到电话，也立刻要求看诗和信。并把出版局的控制数字一下子提高了九倍：批给了五万册的印数印张，还答应说，如还不够，可以再给。大家都高兴地说：这下好了，《诗刊》一出，肯定要轰动全国——不，全世界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等自然都要发消息的，而世界各地也都会翻译主席的诗的，那么接下去我们向任何人约稿都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主席可真真是支持了我们——新诗的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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