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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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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一角度出发，论述毛泽东青年时代对救国之道的探索，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以及他晚年失误在文化性格方面的原因。对认识毛泽东、认识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联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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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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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详实材料，全面评述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形成、发展及其深厚内涵和重大影响，论及毛泽东在人格道德、社会理想、政治革命与文化变革、中与西、古与今等问题上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并由此论述毛泽东青年时代对救国之道的探索，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以及他晚年失误在文化性格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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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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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多年来从事毛泽东和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以及电影、电视文献片撰稿，著述和影视作品多次获中国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毛泽东传（1893—1949）》（合著）、《文人毛泽东》、《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世纪小平——解读一个领袖的性格魅力》、《读毛泽东札记》、《大时代的脉络和记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等；曾担纲《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新中国》、《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大国崛起》等多部社会反响强烈的大型电视文献片以及《走近毛泽东》、《小平您好》等电影纪录片的总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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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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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个民族
第一章圣贤精神
一、本源与心志
二、圣贤与小人
三、传教与办事
四、勤苦与体勇
第二章宇宙唯我
一、从本源到自我
二、从冲动到义务
三、从利己到利他
四、从自我到现实
第三章大潮洗礼
一、新学与主义
二、中国与西方
三、平民与文化
第四章农民革命与中国传统
一、大众与新文化的传播
二、传统秩序与农民运动
三、政治变革与文化习俗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第五章历史实践与文化选择
一、历史传统与现实改造
二、实践本体与文化选择
三、文化特性与文化选择
第六章个性世界（1）
一、“上帝”的意志
二、挑战者
三、动·变·斗
第七章个性世界2
一、超越情怀
二、本色雅趣
三、不断革命
四、山川游历与诗文意气
第八章毛泽东与周恩来
一、青年时代
二、周恩来：从道德人格到政治人格
三、“湖南辣椒”与“绍兴黄酒”
第九章崇高与迷误
——新社会与新人格一、“新村”与“新民”
二、红军学校，共产公社
三、平均主义在革命中的二重性
阅读和参考的主要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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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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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基本目的，是为了确立“我”的位置，由此推及人生目的，建构理想的个人与他人、与群体的关系。这对试图建立新的人格理想的青年毛泽东来说，尤为如此。
1918年前后，青年毛泽东的人格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他使用“本源”这一过于超脱的精神实体的概念开始减少，代之以“我”。当然，从根本上说来，寻求本源也是为了确证自我的价值，但过于强调超我的客观的本源之于人格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主观与客观、主动与被动在青年毛泽东心中搅起的困扰，无法解决二元并立的矛盾，也不吻合他在现实生活中张扬个性意志的思想倾向。
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写下的批语中，集中体现了青年毛泽东从“无我”走向“有我”乃至“唯我”的思想变化。
杨昌济以《伦理学原理》为教科书，于1917年下半年讲授了第一章，1918年上半年讲授了其他部分的要点。毛泽东对此书极有兴趣，并在书上写下了一万二千字左右意趣深厚的批语。可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为着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革全国的思想，用中国传统人格理想同具有异质体系的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全力搏斗的珍贵记录。
他赞同《伦理学原理》的基本观点，通过批语使其论旨得到进一步发挥。但又在不少地方提出疑问和相反的观点，以展开自己的人格学说与之对抗。当然，批语中的许多观点乃至某些基本观点，都非青年毛泽东独创出来的，但并不能因此忽视他的富有个性的选择、扬弃和综合。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批语”使青年毛泽东具有了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格观、人生观。
日本学者近藤邦康的看法是较为准确的。他说：“通过‘批语’，毛泽东大大压缩了杨昌济的思想，并作了有选择性的吸收。即把杨的以‘自下的变法’、‘以吾为主’、‘以民为主’作支柱的思想重点，突出地置于‘自我实现说’、‘有公心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接受，并使之向‘个人主义’方向彻底化。其次，可以看到，毛泽东经过杨昌济与泡尔生，把谭嗣同的《仁学》中关于自然（宇宙）全体生命‘冲破’人为（君权与伦常）的‘罗网’，‘士’使自己与宇宙全体生命一体化，牺牲自己以救众生的思想，改放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毛泽东确实是一个从中国近代思想史中诞生并受其特征浓厚影响的人。”近藤邦康：《长沙时代的毛泽东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7年第6期，艾珲译。因此，至少在1918年，青年毛泽东就逐步摆脱传统的儒家圣贤道德观的束缚，尽管这是他曾经奉为圭臬的坚定信仰。不过，传统中的某些合理性他并没有抛弃，他也不可能抛弃，而是用近代的个人主义来给以重新的解释。
现在，让我们开始从“自我”位置的确立这一点来追踪青年毛泽东的人格理想轨迹。
我们很快就接触到一个“自我”代替“本源”成为“神”的命题：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已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源，而知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宙宇也，除去我，即无宇宙。本章所引用毛泽东的文字，凡未注明出处者，均为读《伦理学原理》批语。本源不再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中心。青年毛泽东找到了一个新的逻辑，我→各我（群体）→宇宙；与此相应，“我”成了宇宙间唯一的最高的价值本体，同样，“我”也成了他的人格理想的出发点。
从主观上讲，从本源、圣贤向主体、自我的倾斜，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前者的寻求并没有得到实际效果，充满诗意的想象描述多于理性的建构，对往古“圣境”的追念和设想，无法切实地运用于对现实的把握和分析，本源始终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是空中楼阁，水上浮萍。因此，青年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否定本源的存在和后悔对它的追求，但逐步淡化这一概念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后来，他用“主义”这一概念取而代之，在催人进取，人格提升和寻求精神支柱方面，二者的功能是一样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概念表述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整个思想的转变。无论是立足本源的人，还是立足自我的人，事实上都属于抽象的唯心主义伦理学和哲学的范畴。本源是超越个体现实的宇宙真理，“自我”的含义同样是超越现实个体的宇宙真理。二者的功能、价值没有什么不同。在“批语”中，青年毛泽东就坦坦然然地说，“人类一大我也”，“宇宙一大我也”，自我的位置和价值又是可以向外无限延伸的。
从客观上讲，“五四”前后，传统的价值信念和道德标准，特别是用理论体系建立起来的思想规范，开始崩溃，在无所依据的情况下，人们最易发现的并成为精神支柱的东西，便是自我。当然，在大众生活中，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道德和价值取向，但这又恰恰是青年毛泽东最为反对的，认为它太旧太坏，特别是其中抹杀主体个性的内容，更为他深恶痛绝。他甚至激愤地认为，现在的中国，之所以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缘故，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缘故，而是全国人民的意识中空虚无我，“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1919年7月14日）。。基于此，他呐喊宇宙唯我，多少包含有唤醒沉睡国民的动机。其贵我、唯我的人生观体现了在新时代来临前“舍我其谁”的大丈夫济世的传统观念。在这一点上，又同他此前的获得本源的圣贤们慈悲救世的想法勾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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