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英语思辨，攻错他山 朱绩崧
Topic Guide xiii
Introduction xv
Issue 1. Should the Public Have to Pay to See the Results of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Issue 2. Should the Internet Be Neutral?
Issue 3. Is It Time to Think Seriously About “Climate Engineering”?
Issue 4. Is It Time to Revive Nuclear Power?
Issue 5. Is There Sufficient Scientific Evidence to Conclude That Cell Phones Cause Cancer?
Issue 6. Ar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Safe to Eat?
Issue 7. Will 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Life Ever Succeed?
Issue 8. Can Machines Be Conscious?
Issue 9. Does Endors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Fail to Resp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10. Is “Animal Rights” Just Another Excuse for Terrorism?
Internet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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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导读】英语思辨，攻错他山
朱绩崧
学界奉为圭臬的《牛津英语大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side n.1条目的18.a.义项里，把18.b.所收词组“to take a or one’s side, take sides. Also to hold side with one”里的side解释为[t]he position or interests of one person, party, etc., in contrast to that of an opposing one，个人立场 相反、党派利益对立之意，了然无疑。
惜我愚钝，近年才明白，take sides不仅仅是英语词典里的一个词组，甚至可说是英国议会制度的根本；而议会制度，实在是英国对人类文明进步最大的贡献之一：通过take sides，把思辨，而非独断专行，尊奉为国事决策那不可撼动的核心机制。我们不会忘记，电影《铁娘子》（The Iron Lady）里梅里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新学一口英国腔就来西敏寺宫滔滔激辩的场景，那不是骂街，虽然嘘声迭起，那是两股思想在龙争虎斗，最终推进历史。
谈到西方好争论、善思辨的传统，古希腊已臻化境，垂范千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真如某些评论家所言，为定于一尊的儒学所戕害，使得读书人唯服从传承是务，从不挑战权威。
《古文观止》读到最后几卷，便会看到编注者吴楚材、吴调侯叔侄鼓励读者对古时定论大胆质疑的用心。如建文忠臣方孝孺的名篇《豫让论》，标新立异，一反古说，直指春秋时代为主雪仇的刺客豫让“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配“国士”之誉。
甚至，在我们历史课本一向蔑之为“埋头故纸”、“皓首穷经”的乾嘉学派里，多数学者的考据也都具有很高的思辨性。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到戴震“由字义以明经义”的治学方法和段玉裁《东原先生年谱》所载的戴氏札记——“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从文本到现实，立场鲜明，无不指向对真理的上下求索。
读书为求真。这句话，是儿时由老师灌输给我的，我不曾怀疑过。可也正是老师告诉我“乾嘉学派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反动的”、“高考答题时，如遇到岳飞，不能勾选为民族英雄，他打的仗是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当年不容我怀疑辩驳的“事实”。
往事固不可追，令我大失所望的却是“寓教于乐”、“反对应试教育”了不知凡几年，中小学生竟在变本加厉地背记历史、语文的“标准答案”，到了易只字则为错的地步。有人甚至把中小学生语文水平的普遍降低归咎于英语课太多，视母语、外语修习为零和博弈，全然不去审视、拷问、批判当下严重阻碍思辨与创造的文科教育体制本身。试问这样的教育，又如何能培养出活泼泼的人来？如何能引导他们求真？
求真，真真何其不易也。有时，权威发声，莫敢深究。有时，缺乏条件，无从寻觅。信息爆炸、思路开阔的今天，更多情况下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至有时在“是”与“非”这两者之间，都不知何从矣。
而相对综合型、重意合（parataxis）的汉语，英语是分析型语言，重形合（hypotaxis），语法规则更明确，对指代、性数格一致等形式要求更高，且有强烈的时态观。不能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汉语常见的因文害意：把一些站不住脚的歪理，用华丽辞藻一包装，就算是“美文佳构”了。（这方面，韩愈的个别名作，如为名教张目的《原道》，可算反面教材，远逊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后者的论理，简朴而流畅，本质上与今天英美法院经典判词如出一辙，堪称我国古代taking sides的典范。）加之英美学者好辩的传统在当代通过课堂教育、学术论文等形式得以强化，思辨的局面委实优于我国。
我素为古罗马倾倒，曾读国人编著的几种罗马史，又看了英国剑桥大学克里斯托弗·凯利（Christopher Kelly）教授写的《罗马帝国简史》（The Roman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后者末章呈现的学者思辨生动别致，过目难忘，非我国传统重介绍“史实”的史书可比：20世纪初，英国历史学家、律师、自由党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认为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非常相似，都能维持高水平的内部和平与秩序，民人深谙工程技术，勇猛活跃，不畏困苦；牛津古代史教授弗朗西斯·哈弗菲尔德（Francis Haverfield）进一步说明，罗马帝国的成功，在于把行省居民同化为一个秩序井然、富有凝聚力的文明；曾奉职印度的英国古典学会会长埃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持不同看法，在“同化”问题上，大英帝国与罗马帝国有不可弥合的区别，单论印度语言、宗教、种族的多样性，就和罗马人征服的任何地区不同；哈弗菲尔德不同意巴林，认为英国之所以有印度问题，是因为征服印度时，印度已经发展成发达社会，文明形态稳固；牛津的古代史专家、考古学家D. G. 霍加斯（D. G. Hogarth）也反对巴林，认为罗马帝国有三个阶段，即“尚未同化”、“有意同化”、“积极同化”，大英帝国对印度犹处“尚未同化”的第一阶段。
把学者taking sides过程中的各种观点陈列出来，供读者思辨，是我国各阶段教材的短板。同时，也应注意，为提高我国学生的思辨水平以及英语能力，taking sides的内容不宜学科专业化程度过高（上述关于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的争辩即有此虞），还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为民众熟知的话题更宜为组织教材的出发点。
美国著名的Taking Sides丛书，其宗旨正在于满足成长中的思考者兼英语学习者的需要。这套书系，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出版52种专题分册，多数一版再版，其中传媒凡12版，经济、环境达15版，社会、教育更已有17版之多。畅销程度，不劳赘言。
从题材看，外研社首批择取的七册分别覆盖了社会、教育、经济、环境、科技、大众传媒与全球性问题，无一不是当下公众话题的焦点。但呈现的手法却很“单一”，即先提出问题，再摆出正反双方最典型、最具说服力的论证，最后引导读者作进一步的阅读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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