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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胡兰成一展平生所学的经典之作， 大陆首次出版，朱天文新序推荐。
胡兰成之才学不独令张爱玲倾倒，更为一代大儒梁漱溟推重，被梁举荐给毛泽东担任文化比较机构要职。
他不独以文字惊艳民国世界，更以思想行事被誉为“天外游龙”和先知。在传统断裂的当下，他的礼乐文章已凸显出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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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新朝将定，乐兴而礼修；旧朝将亡，礼崩而乐坏。
胡兰成视野浩瀚，思想幽微。本书以“礼”、“乐”为纲，枝蔓到诸如东方（主要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文明制度、易经、宗教、革命、文学、音乐、书法、绘画、舞蹈……；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科学、文学、雕塑、绘画、歌剧、古典音乐、摇滚乐……它们各自的式样、行成和演变，以及相互间的影响和交融。
这是晨钟之作，大义精微；这是常识之书，是普及文化、艺术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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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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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一九○六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今嵊州），青年时曾于燕京大学旁听课程，后在浙江、广西等地任教。抗战期间，曾出任汪伪政权下《中华日报》总主笔。一九四四年与张爱玲结婚，三年后离婚。一九五○年初，经香港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开始学习日语，并结识数学家冈洁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遂成就其学问体系。一九七四年赴台，受聘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病逝于东京。主要作品有《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的礼乐风景》、《中国文学史话》、《闲愁万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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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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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序有风的礼制
自序
宗教篇
宗教论
补天遗石
礼制篇
统一的生活样式与个性
个人的志气与那时代民族的志气
时风与见证
天下文明的基地是家庭
凡礼皆因于祭
数尽劫新
再建中国文明的统一生活样式
音乐篇
声的究极
物形、物象、物意
一个兴字
正乐器
知与修行
西洋音乐
又一个感字
音乐要开花在礼制的枝条上
悠扬顿挫先在于声韵与音律
复兴中国的乐器、歌喉与舞姿
承传与新作
音乐今在有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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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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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的礼制
朱天文
春风至人前
礼仪生百媚
胡兰成老师的一幅书法对联。现在，简体字版的《中国的礼乐风景》要出版了，距离一九七九年繁体的初印，已经三十二年。眼前八月，大暑已过，立秋将近，热是热，往天气里嗅嗅，跟七月的热，到底不一样了。说是写序，我倒想起荞麦面的事。
六月在岐阜，森家的三小姐代父母亲招待我们，米屋町街边，吉照庵麻白短帘稍稍一隔，那店招和墨色圆拙字体果然发挥了名符的魔力，把汽车嚣嚣隔开去，却留下隐约的市声，忽近忽远。店里做的是手打荞麦面。
我请小山翻译，第一次吃荞麦面是三十二年前第一次来日本，不但吃不出好，甚至讨厌荞麦特有的一种粮仓味，而和式烹调偏就讲究吃原味，好像供馔。二十岁初的我不动声色（归功于土象星座的木讷），却是妹妹朱天心露出了喜恶，当场便给胡老师斥责：“凡事不要只是反射，先在心头过一过。”然后连我一起教训，说是遇到不习惯不明白的事物，不要就急着反弹，要会得领受，这是德性，于我们自己有益。对于新事物，要会得先看人家的好处，欣赏人家跟我们相异之处。不喜欢，常常是因为不理解。连对自己，都要能够异于自己。况且人生里多少时候，岂由得你挑三拣四喜欢不喜欢！
三小姐听了也笑，也郑重应答：“我父亲本来是一个胆怯的人，受到胡先生启蒙，因为背后有胡先生在支持，才敢出来做了好些大事情。”
我暗自嗟讶，女儿是这样看待她父亲，而我始终还留着二十岁初对森的大人印象，这会儿乍乍然童梦惊醒。
森是今尾神社的宫司，世袭祖业。森夫人写得好字，好信，永远和服出现于人前，在当年穷荒野人的我们眼里，华贵如三月三女儿节摆出来的层层人偶似幻似仙。这会儿赴京都为拍摄《聂隐娘》勘景，以及参加名古屋爱知艺术中心办的“侯孝贤的诗学与时间”论坛。岐阜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星沉海底，幽玄的记忆星光闪动着召唤。遥闻森似乎中风后口齿不宜，七十四岁了，都是森夫人和女儿接电话，这趟不见，也许再难相见。搭乘京都往名古屋的新干线上，逝见羽岛，是的，如今我知道叫羽岛，当年我这样写下：“记得一回在岐阜某小站等车，突然一声霹雳，夹雷带电的一股旋风摧枯拉朽而过，我惊叫一声，魂魄险不被摄卷了去，原来就是新干线。乘客坐在车里只当是如履平地，闲逸地望着窗外过眼的山野川林，却不知新干线的速度可比喷射机那样快。可是我真喜欢，喜欢新干线刷的飞过去时，车顶与电线摩擦爆出的水银蓝光，真是一个惊心动魄！新干线的颜色我也喜欢，流线型的车头很像飞机，雪白的车身，普鲁士蓝窗框，彻底是现代西洋的，像LIFE上的广告摄影，明快而刺激。”
三十二年间，犹似新干线擦爆着水银蓝光飞过。回去，从名古屋搭名铁到笠松，小巧的站台上换竹鼻线，是只有两节车厢的漆红电车，太像《神隐少女》动画片里铁轨浸在清浅水中的海原电铁，一站一站，南宿、须贺、不破一色、竹鼻、羽岛市役所前……我无可救药着迷于日文里的汉字，似汉非汉予人以翩想无穷，杳杳驶往毋忘我之乡。
多少事（多少恨），我与昔日之我，隔着一整个冷战时代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两岸往来，而今地球暖化气候变迁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最大课题。我目睹大浪退潮之后搁浅在滩上的一代人败落，但我告诉自己会始终记得他们打上岸的浪花，他们的秀异曾经达到浪花的最高点，而我有幸看见他们最好的时刻。我隔着一整个岐阜长良川，这里是战国豪杰织田信长的本家，隔着护国神社内如汉摩崖如魏碑的巨石上刻有胡老师字“大八洲”，刀法传笔法三十年后依旧在，但我不知，三十年能够让一个人的思想被时人所接受吗？如果像我们二十岁初吃荞麦面，那是翻开书第一句就违反常识读不下去的。
阿城有书《常识与通识》，曾经，在一个意识形态盖顶笼罩的语境里，常识通识是裂缝，是破口，让空气进来，有风流通，阳光透射，庶民的自为空间遂一点一点挣开了。
与此形成对照的不同语境是，抵抗常识。当常识运行无阻就如地心引力规范着物理现象时，便有人想要跑出来抵抗地心引力。不怕说笑，产值庞大到吓人的化妆保养品工业美容健体瘦身业，做的不就是极尽抵抗地心引力之能事？本雅明有书，《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此抒情诗人无他，矢志于抵抗地心引力，呃，抵抗常识。身为现代文学里的一分子——小说书写者，基本天职，抵抗常识而已。
我十分记得上个世纪六○年代末，父亲在晚饭桌上讲美国国防部长麦纳马拉，是管理经营的能人，肯尼迪把他挖来当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防部长时他是福特汽车的总裁，他怎么经营管理呢，父亲拿起桌上一杯水说，好比这瓶汽水，装汽水的玻璃瓶，喝完就要摔碎不准收回，这样玻璃工厂就能一直生产汽水瓶。父亲带着传播新知的兴致向童龄的我们描述麦纳马拉，还说，他们鼓励人民向国家借钱，借越多，越富裕。有这等神奇事，在彼时我们物资匮乏储蓄至上的年代听闻，简直是世界发明了聪明水一喝会变聪明的令人羡慕死。今天回头看，真清楚，乃是这样教养出来的拔萃精英（彼时媒体称艳为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麦克纳马拉一批人，主导发动了越战。二战后，美国在军工业复合体的经济结构下，越战，不就是摔碎汽水瓶好让军工业的生产线能够一直运转下去的必然出路吗？
直到越战再无法打，麦克纳马拉下台。越战结束后二十年，麦纳马拉出版了引起极大争议的回忆录，书中他深自悔恨，自言对越战做出的决策错得离谱，大错特错（terribly
wrong）。
眼前是九米五高的孔子像，矗起又撤离，在那儿搬来搬去时，我感叹，要在思想上做到抵抗常识而又能被时人所接受，比起文学写小说，太难了，比登天还难。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时代里，专业分工之门坎，既高且阻，任何一点跨界的举措都要撞到门禁。在已经没有综合性思考（多么松散疏漏不专业啊）大议题（野狐禅喔）的时代空气里，也许，我是说也许，只有写小说这门行当（小说的出身微贱，稗官野史兼及优伶滑稽），是被容许跨界的。小说家仍被容许在那儿苦恼迂阔又细琐的人生问题，评弹世道人心，死生事大，追索生命之终极价值。活在现代，有谁能获此特权出入于各个森冷门庭大喇喇行走而可以被善意（或者一笑）宽待的？所以我珍惜自己小说创作者的身份，并有生之年要善用它。因为换做了思想书写人，他几乎是得不到这份善意的。
我瞥见周润发《孔子》的电影海报上一句，“礼崩乐坏，决战春秋”，心想礼乐一词，就这么当成广告轻易使用哦，有阵子流行T恤上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老在眼前晃。说是礼乐之治，礼还可以懂，礼仪礼制礼教，听说有个时候礼教恐怖到还会杀人吃人的。
然而乐呢？总说礼求异，乐尚同，显然乐不只是乐器和音乐。但若说同，那又是什么样的同？书中有《礼制篇》与《音乐篇》，然后编入了《宗教篇》，论基督教、印度的吠陀和佛经、日本神道以及中国的礼乐之教，分辨各教彼此的所同与所异，而独标中国的有祭祀，但并非宗教。
说到祭，我不想用天人合一这个语汇，这个东方情调的滥腔太叫人倒胃了。那么儒教呢？教化的教，一样不是宗教。又总说，儒家的礼制是道路，唯道路还是要有力气来行走，中华民族的力气在黄老。说黄老，而不说老庄，因为这在于有一个黄帝疆理四方的意志力，去了黄帝单说老庄，便要流于耍帅懒惰无作为。不过我更喜欢这个明晰不冬烘的现代语：“世界上有几个基础学问，数学、物理学、哲学，还有中国文明的礼乐之学。”
孔子把政治正名为礼乐。政治是教化，风吹草偃，好吧，那是古代可以懂。但又说政治是修行呢？一个民族的修行。这么说好了，如果政治的场域和语境不仅仅只在于社会，而且还更在于大自然，而且还不是返祖，这会是个什么东西？大自然一词，不久的未来也许将成为常识，看看连好莱坞拍的灾难片都铿锵有力会得说了：“大自然的愤怒，对人类的反扑。”
“凤凰鸣于岐山”，有风骀荡的礼制，只能是梦土吗？我站在二十岁初来到的松木樱树下，有铭文刻着胡兰成老师的诗与字：
天上高天原
地下大八洲
小嬉多唐突
苔生樱又周
讲的是日本的开国神话。我听过有些傻的日本国歌，取材于古时《古今集》的贺歌作成：“君之代，千代至八千代，砾石变成磐石，直至生苔。”回首我初履日本至今，樱花又已开过了三十遍，隔着一整个世代，从扩大生产才是硬道理的常识语境到现在鼓吹节能减碳救地球，我望着昔日之我。而现下正是大国崛起，《中国的礼乐风景》得以出版，作为读者，我会怀抱最大的善意读下去。我会存而不论的，像吃荞麦面那样的——煮好沥干的面盛在竹篾扁篮上，夹面入小碗一涡撩起而食，碗内是湛凉的柴鱼酱油，有海苔丝有鲜碧现磨的山葵。多时则两篮竹笥叠在一起，吃完一篮再一篮，最后一陶小壶面汤，或纯喝（我母亲总说原汤化原食），或注入碗内一洗残汁喝净，于是向请客的主人粲笑道（用仅会的那几句日语对话），真好吃啊。
二○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宗教论
我每晨在附近小公园打太极拳，早春树枝都被斩短，为避免妨碍架空电线，而因园丁的无神经，还不致接触电线的亦一律被切短，而且是每年修切一次，因此失了枝柯的自然发展，但是春来抽条茁叶，生命还是把来保持一种平衡的姿势，我见了每为之心疼。一部《圣经》里所记载的文明就可比这样。
寇世远牧师讲基督讲得极好：我们是要通过基督才到得神那里，基督是道成肉身，基督流宝血为我们赎罪。
但是在中国文明里可以说得更好。基督即是真命天子，天子率万民以寅恪于天。故天子郊天，民间于正月一日及行婚礼时亦郊天。或曰天子不绝对善，基督才绝对善，但天子是位，是德，天子是道身又是肉身，他的实人格与事会有不善，而位则是绝对善的，《易经》说的君德是绝对善的。譬如数学的点是绝对的位，用铅笔或粉笔作的点有积，但可以当它是绝对的位来用。文明的一切行事与造形原来皆是要这样的知其实，用其虚。何况基督的原来意思也是真命天子。但西洋祭政分离的基督还是可被说得很好，如同被修切了的树枝还是抽条茁叶能有一种生命的平衡姿态。
寇牧师说基督是道成肉身，用中国语来说是“天命在躬”，印度语是“空成色身”。这里还可以举一反三，神是“道成法身”。法身是空，是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所以神每是于易之机端一现，生天生人。知神是“道成法身”，即格物的方法有二种，一种是知机其神乎，直面于大自然而知神。又一种则呼神之名，因于神以到达大自然。
先有道成法身，又有道成肉身，而且还有道成器身。道成器身是礼乐文章。所以《易经》一讲神是法身无方，二讲君德是象于天，三讲卦象作器。《易经》比《圣经》讲得完全。但是譬如数学，中国的数学比希腊的完全，今日我们却还是要学欧几里德的数学入手。今日我们亦要把《圣经》来虔敬的读，可比自己的家谱一部分湮灭忘失了，要借亲戚家的、不完全的来补正。
相差最大的是我们这边讲性善，而基督教讲原罪。
性善是我们的祖先渡洪水时豁然开了悟识，即悟得了空色之理，人乃解脱了六尺之躯的小我，而是我生在万物里。大自然生天，天生地与万物与人，而人一旦开了悟识，则可直接承自大自然，与天不是父子而是兄弟辈行，人亦可以像天的直从大自然来创造生命。生物只能限于自己的同型，生子生孙，而人则可以于器物创造生命。人有了此自觉，故人可与天地为三才。开了悟识的民族才是真人，所以性善。旧石器人未开悟识，只可说是高等动物，与动物一样的无明，所以有罪。西洋人是他们的蛮族先从北欧带来旧石器的无明，所以说原罪。
汉民族承袭西南亚细亚新石器时代的始生文明，来到黄河与长江流域发展，没有那种无明的经验，所以孟子讲到人与禽兽之别，只用平明的语气。但印度人是遭了外来民族的无明，所以说之最详。但也不说原罪，而说无明，无明只是因为没有开悟识，魔亦不是另外有魔，但凡悟了，即无明亦可成佛性，魔亦可是佛菩萨的开玩笑之姿。惟基督教所面对着的西洋人的无明却不是这样容易可化解。寇牧师也说，人生而有罪的认定，是基督教救人的起点。可是中国民族不同西洋人，对中国人不能用这种说法。
中国人对反乱的孙悟空都有好意。但是基督教对撒旦极严厉，这我也可以了解。西洋人的撒旦是他们的祖先从北欧旧石器人带来的图腾。现代西洋人的巫魔，在美国与英国等地多有崇奉魔神的半秘密组织，由巫婆举撒旦的偶像叫处女裸体献身的仪式，一群男女自愿为撒旦的臣民，非常可怕。由此才知《浮士德》里的魔女们不是插话，而是现在撒旦也存在于西洋人心的底层。现在产业国家主义的社会的拜物主义即是撒旦，它在把全世界赶向腐败毁灭。如此就可以了解基督教的何以要禁绝偶像与那样严重的对待撒旦了。
基督都是对西洋人，他说爱仇敌，与中国人所说的有两样。中国的譬如曹操对孙权，喜爱是喜爱，也还是要打。基督教的则是对于敌人没有可喜欢，但是也要爱，爱是为饶恕。中国的是孔子说的恶而知其美，对于敌人有一个美字，这个合于文学。所以中国是革命者也战斗而死，但没有像基督的流宝血为众人赎罪。中国人没有宗教性的罪恶说，而像数学的说是非，罪是罪，恶是不美。孙先生是革命者，甘冒生命的危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被杀，皆不是为赎罪，而有历史上的明亮，我是喜爱的这个。但是基督的境遇不同，他流宝血为众人赎罪，我读到寇牧师《讲台》讲到这一节，还是要落泪。
我自己的境遇，曾有如犹太人祭司等对耶稣与保罗的攻击。我乃想到，我提出了大自然五基本法则与复兴礼乐，建立于五院之右设知祭院的政治体制，建立以手工业农业为主体而以机器为辅佐手段的产业体制，依于二十世纪在考古学上的及物理学天文学上的新发见，重建中国史为本位的世界史学，重建以悟识为本，以修行为证，以致知为用的教育体制。此是二千多年来第一次出现新的思想学问体系。也许要对神献上我的此身为燔祭，才能使世人对之认识。我因此也有悲壮之想。随后读了寇牧师的《讲台》，对神发生新的亲切，我一切听于神，就心里豁然，不为一己的出处问题烦恼了。我因又想明白了革命者不为燔祭。
礼制篇
古人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都行一种仪式，是成人了。成人是身体上已长成了，精神上也已晓得做人的道理了，而且是有能力可以成家立业了。
就这三个条件来看，今人实在是退化堕落。第一讲身体，今之青年较前辈体格长大，但是像新品种萝卜，肥大而不结实，男女皆早熟，早熟是退化到了动物的证据。而且性泛滥更促进其身体的动物化。现在青年男女身体的姿态都变成中性化，这依进化史来说完全是退化。现在青年男女的身体是完全物化了。
古人教青年对于身体是一种修行。孔子说思无邪，孟子说志帅气，气帅体，如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男女就清扬、贵气、不作兴下流。以前是家庭对子女关于身体上的教育都这样教，从小孩就不许说一句关于身体上的粗话，所以能没有戕贼，发育圆满。冠礼，是男子初次主祭，笄礼，是女子初次主祭，来到神前与祖宗前的是活泼谨慎之身，像出水新荷，菡萏要开时的志气。
第二讲晓得做人的道理与成学。以前的人，便如现在台湾老一辈的人，不论男女，亦不论识字不识字，都知道有个天理人情，人世要讲三纲五常，有个礼义廉耻，他们不从书上读来，也从戏上看来，也从小就从长辈的教训中听来，所以以前的人男子到了二十，女子到了十五，宇宙观与人生观都已有了安定。
中国文明的道德就是这样单纯而广大，自君子至匹夫匹妇都普遍可以懂得，成为统一的生活样式。而现在是物欲的世界，纲常解纽，道德成了碎片落到地上被人践踏，所以虽然到了成人的年龄，精神上仍停留在十一二岁，一直不成长。
知识技能上的事亦是如此。
中国人的知识技能原来是生自一个广大的智慧，遍在于一切，先是有个感，感而知之。现在的教育，却只是教的末梢的知识，对物无感，对人无感。以前的人无论是学的哪一行，三年出师，是一个全人了，而现在则学成博士，于一般常识仍是停留在童，如何得成人。他们于道德只知一个强情，于知识只有一个专门。他们只能在这社会构造中生存，几时遇到了集团的危机或这社会构造崩坏了，他们就一齐死灭，因为他们没有一点创造性。
第三讲风貌。以前中国男子到了二十岁，女子到了十五岁，就都有大人的风格，现在的青年人就没有。现代的青年人是魂魄未全，难以信托。这是教育的问题，中国原来的教育方法是出自汉民族的智慧，即孔子说的“仁知”二字，仁是感、是格物，知则是致知，感而知之，故无论学哪一行，皆是师少教，要你于无教处亦自己会得看风头颜色，感而知之。而且学无论哪一行，都是一个完全，如木匠窑匠的学徒要扫地捧茶敬师敬来客，虽一艺亦是成于世事的全面，所以学会了制器，制的一几一瓶皆有人世之思。因为中国文明是一统的，一器亦有人世之思，所以木匠窑匠二十岁出师，便有质朴而深广的人格。女子亦即使是小户人家的，及笄之年她身上便有了人世深稳的风姿。这样就不讲个人的志气，亦庶民皆生在民族的志气里，所以历史上风吹吹会有民间起兵。
冠礼与及笄之礼，便是为这样的人生出发的第一步。此事今使我们先要来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与教学方法。现在的教育不好，如何得成人？例如小孩的塑料玩具就是没有息的，铁制的也没有情，看电视，听机械放送歌曲，皆是没有生命的颜色与声音，但是小孩以自己的生命使它滋润，可比蜗牛以自己的黏液游行旱地上，毕竟要枯的。仙枫说现在的中学生对女老师也干燥。玩具又多是飞机汽车一类，是动的，几已没有了静的玩具，所以小孩总也不知动是由静而来，静是有思。此就是小孩时在精神上不成长。自小学至初中高中，本学期的教科书到次学期即被丢弃，精神上都是断点，没有累积的成长。
旧时私塾的小孩开头即读《三字经》、《千家诗》、《四书》，到后来皆用之不尽，当时虽不懂，后来自己会懂，自小孩起即是面对着未知，世界永远新鲜如始生文明时。今以唯物质的末梢的知识，致儿童的感而知之的能力萎败了，十岁以下的小孩记忆力最强，理解力未发达，而不用以记忆民族的智能经验，倒反教以理解末梢的知识；十岁以上的小孩记忆力的旺盛时期过了，理解力开始发达，而倒反教以死记考试答案，如此违反生理发育的自然程序，如何得成人？今之青少年崇拜运动选手、电影明星，憧憬披头，此皆随年龄而移，如何不教以憧憬千古圣贤？弹吉他亦是青春，但年纪大了趣味会改，这就都是有生老病死的，何不去学学可以终生不厌的汉民族自己的音乐？成年是集义而到得，譬如学书法，教以正法的执笔、运笔，知书法之所以为书法，积以临写碑帖之功，则四年可成。而今皆乱来，学多少年亦不成书法，今之教育皆类此，如日本人今大学毕业后进公司就职，言语礼貌都要被再教育过，如何得成年？所以复兴冠礼及笄之礼是关系汉民族新一代的成人不成人。
音乐篇
中国的音乐有很明显的特征，即是兴，乐者兴也，礼者成也。兴并非只在音乐，文章有兴，此即是音乐的了，做事有兴，此即是音乐的了，宁是音乐在于万物之兴。兴的下文是造形，则为礼，以别于乐。但在西洋、音乐与绘画雕刻文学等只是艺术的形式不同，并无兴与成的不同。因为西洋的东西没有兴。
大自然的意志之动为兴，大自然的意志赋于万物，故万物亦皆可有兴，诗人言山川百佳气，望气者言东南有王气，即是此兴。而西洋的东西有意欲而无兴。兴是无，西洋人不知无，意欲是有。
兴自于天，是生发的，同着未知的，随息之舒展之波而生出调来。而意欲则自情绪而有，是寻求的，有目的，目的是已知的东西，西洋的人事与艺术是以外在的方法表现自己的情绪，而寻求意欲的对象，情绪的激动不是兴，有对象则是已知的。故其音乐亦与其他的艺术一样是构成的，不是生发的。
构成的东西是已知的。
西洋的乐曲，听者被其旋律卷了进去一同前往，如行路的几步之外大约要有高潮了，或者又要转向低潮了。多少是可推知的。但中国的乐曲则不是旋律而是调，旋律是连续的，而调则时有非连续的，所以难猜，如孔子的琴曲《幽兰》，那调子就像大自然的息的翕之波，几乎没有高峰与深谷，这种微澜似的波最难想象它下一步会如何。
大海之波，从天上俯瞰只见是微波，中国的乐调是境界高。原来大自然的息是只有微波的，息不受物质的阻碍。大起大落，高潮低潮是物质的波才有，因为物质有碍，才激起高浪与深谷。旋律卷进听者，调则因是生于息之波，与听者时时相并相失，此才是自在。音乐不可不自在。
调是息动之波。旋律则是物动之势。势不如波。
袁绍未起时谓曹操，吾欲北据冀州，以为天下形势，如何？操曰，吾与豪杰共天下，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形势原来并不是最高的。
文章更可存留得久。
书画翻印即非，文章则翻印亦不损标格。更有如歌舞，则可如火之传薪，薪异而火传。更有转生他家者。如许多歌舞之转生于平剧。中国的禅宗被忘，其他有过的许多好东西都荡然无存了，但一度有过，它就永远有在那里了。这就是青史留名吧，名不灭。当然这不是记录的名。即此中国文明的造形如大海波澜的活泼。道统是在《易经》的一个易字，庄子曰化。庄子不喜循迹，迹虽存留亦非。
知中国文明的造形之理，则知中国历史的传与变。
自然界的物都是被创造的，惟人则能创造，但是惟开了悟识的民族才能真的创造，西洋人所做的不能算数。摹仿自然物之形不能是创造。循自然物之理而做成的东西亦不能是创造，因为形与理皆只是大自然的“易”之迹。又，把自然物来改组亦无用，因为物的性质与其统一秩序只可是生成的，构造的东西不能有圆意方意光意波意。
科学方法可以致用，而不能即真。物理学的同定，即数学的公理，可用以知自然之迹，而不能知自然之所以然。可用以构造，而不能创造。
音乐是西不如东，今不如古。
西不如东，是因西洋人不知空色之理。今不如古，是因古人开启文明，而今人则只是其演绎者，演绎者不如开启者之有创造力。今乐之不及古乐，亦犹今陶之不及古陶。
我今建议，有志青年不会音乐的人亦要学会知道乐理，会音乐的人要练习中国的古乐。
乐理是礼乐治世之理。音乐不只是在于会打钟击鼓，如苏东坡的父亲与弟弟都会弹琴，惟他不会，但他的诗就是音乐的，他的为人就是音乐的，他的治事即是音乐的。乐之理是叶于大自然与人世之道，而会作曲与奏乐则是艺，《乐记》：“道成而上，艺成而下”，主祭者是君王，并非祭司，钟鼓是乐之末节，故童子舞之，俎豆是礼之末节，故有司司之，主人南面，乐师北面而弦。西洋的由牧师主祭，与过崇艺术，是因为不知大道。
凡学乐，必同时学礼，因为礼乐相连。礼是自揖让进退至治国平天下之制度器物，与岁时节气行事，故与乐相成，乐坏则礼无可悦，礼坏则乐亦荡失。今有志青年有创造新时代之志，即此是学礼乐的基本。
至于会音乐的人，则如会写文章的人，先要有自觉。杨雄说文章小道，而曹丕说文章者建国之大业，盖有建国之志，则文章便亦可以是大业。会作曲奏乐是小道，但若有建国之志，即亦可以是大业的。有志青年会音乐的人要为新时代作曲奏乐，但是先要稽古。日本语练习音乐、武道、茶道、插花都叫“稽古”，这最是说得好，因为新时代的作曲奏乐亦是要今年花发去年枝。中国音乐自有我们不同于西乐的一套，可比中国的武术与西洋的拳击完全两样。
有志青年会写文章的今知读中国的古书与孙文先生全集，这是便你们创作的前途可以日月长新花长生。有志青年会音乐的人亦要练习使用中国乐器，依照自己的所好，或是箫与笛，或是笙，或是古琴，或是二胡都可，必定要练出正音来。学唱是或昆曲，或平剧，或古乐的颂歌都可，也必定要练习出正音来。曲调是秦汉至清的郊庙颂乐，与大雅小雅的谱调，以及自孔子的《幽兰操》以来的琴曲，宋词元曲等谱调，与汉魏六朝以来的童谣民歌的唱法与舞姿都讲究练习，必定要唱出舞出一个江山风景、英雄胸襟与万民之情来。
学围棋的用功方法是摆前人的棋谱，一面摆，一面想，想出下这一子的棋理，并想见下这一子的对局者的风貌。学书法是必临古时的碑帖，体会那笔法，感得那结体与章法的气韵，并且必想见那时代与人物，如临《石门颂》，就觉照面是汉朝的建设工程，临《石门铭》则一面想象北魏文明皇后时的历史气运。学音乐亦是要如此。孔子爱一琴曲，初不知是谁所做，他把来弹了又弹，仿佛见一伟丈夫，那风貌使他完全倾心，以问师里，师襄听了他的形容，说这是文王，此曲便是文王所作。学曲是要学得像这样。读《赤壁赋》就要像看见了苏东坡的人。
学音乐必要知道什么是音乐，冈洁致力于说明什么是数学，汤川秀树致力于说明什么是物理学，有志青年则在致力于说什么是文学，今还要致力于说明什么是音乐。
纣之时，有师延作靡靡之乐，美极了，国人为之从朝就唱歌，故纣之京都称谓朝歌，殷亡纣死，师延自惜其曲，抱琴投身于濮水，尚心有不甘，夜夜琴声出水上，至春秋时师旷听之，曰：“此亡国之音也。”一言道破，琴声遂寂。今文化人学西洋音乐，自交响曲至弹吉他，亦需要有人来一言予以道破。
中国传入佛教，也曾盛过一时，但随即只取其一个空字与劫毁二字，而舍弃了其余的，佛教否定动，而禅宗肯定机，佛教与凡宗教皆讲他力本愿，而禅宗都要做大丈夫，再到后来，中国是连禅宗亦不要了，佛教原来也不过是借来发发兴，至于佛教的理论与其造形能力，则根本不足以增益中国所自有的。西域音乐远比佛教多影响，但亦是只借以发发兴，西域音乐刺激起了六朝的民歌，如《子夜歌》、《襄阳乐》等，但与西域音乐的乐器与曲调竟少关系。今尚保存在日本的西域音乐，如《兰陵王》、《青海波》、《越城乐》等，中国则唐朝以后即自然消歇，因为中国自有雅乐。今于西洋音乐，若不以之为风，借来催发中国音乐的新气运，而欲以之代替中国音乐，这是根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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