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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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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独特视角的解读，提供人事、政治、爱情、天理人欲的另类解说，让你明白潇洒与悲凉里的人生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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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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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王道》系列丛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与启示。王蒙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历练，品出了个性的味道。细读与活说，把《红楼梦》当做一部活书来读，当做活人来评，当做真实事件来分析，当做经验学问来思索，从中发现人生，发现爱情、政治、人际关系、天理人欲等的诸多秘密。即使时代不同，这些秘密仍令人惊醒，给人启示，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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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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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生于1934年，曾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14岁入党，19岁发表处女作《青春万岁》，至今一版再版，经久耐读。22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因该小说而被错划为右派。其《活动变人形》《我的人生哲学》《红楼启示录》《青狐》《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快活》《庄子的奔腾》《中国天机》等作品深受好评，长销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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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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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意趣在“石头”（代序）
前言一
前言二
一·细读
一、《红楼梦》的写实与其他
二、宝玉与黛玉的见面
三、回味起来仍然得意
四、关于贾宝玉
五、《红楼梦》的语言与结构
六、情与政
七、关于“红楼二尤”
八、《红楼梦》的结构与贾府的末日
九、话说《红楼梦》后四十回
十、说不尽的话题
附录一：蘑菇、甄宝玉与“我”的探求
附录二：时间是多重的吗？
二·活说
一、贾宝玉论
二、天情的体验
三、钗黛合一新论
四、《红楼梦》中的政治
五、抄检大观园评说
六、《红楼梦》纵横谈
七、伟大的混沌
八、《红楼梦》的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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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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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意趣在“石头”（代序）
王蒙在一次电话中以他一贯的调侃自嘲口吻说：请注意了，一颗红学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原来他自己正在研究《红楼梦》，已写成好几篇文章了。
随即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两篇：《蘑菇、甄宝玉与“我”的探求》《时间是多重的吗？》。展读之余，真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薰风之感。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读者没有想到，或可说雪芹也没有意识到的。王蒙挖掘出来，给予细致的分析，并注入新的内容。其思想和笔调一样，汪洋恣肆，奔腾纸上。
笼统地说别人都未见识到，未免大胆。我是红学门外汉，极少阅读研究著作，和人谈论的机会也不多。不该妄言。还是只说自己为好。我从幼时读有护花主人评的《石头记》，常和兄弟比赛对回目，背诗词，却当有人来借《红楼梦》时，答以没有。因不知这一部书有两个名字。后来知道了，便发议论说，还是“石头记”这名字好。它点出了主人公的本来面目，包括降生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以前的履历，“此系身前身后事”，而且这部书本身就是记在石头上的。也许有人要考证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的大石头，能记下多少文字。那就请便吧。王蒙也认为“石头记”的书名好，可谓虽不英雄而所见略同。从石头主人公，引出了一株草，引出了木石前盟的故事，使得宝黛的爱情更深挚更刻骨铭心。因为它是从前生带来的，是今生装不下的。套用“反面乌托邦”的说法，它是“反面宿命”的。深情与生俱来，却没有带月下老人的红线。石头有玉的一面，家族与社会都承认这一面。玉是要金来配的，与草木无缘。木和石乃情之结，石和玉表现了自我的矛盾和挣扎，玉和金又是理之必然，纠缠错结，形成红楼大悲剧。曾见一些评论，斥木石金玉等奇说为败笔，谓破坏了现实主义，实在不能同意。
关于绛珠仙草的想象，真是美妙极了。王蒙也是这样看的。它生长于三生石畔，餐饭都不离“情”，到人世的唯一目的便是还泪。脂砚斋有批云：“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从来多以花喻女子，用草喻女子的，除了这一株，一时还想不出别的来。花可见其色，即容颜，是外在的；草则见其态，即神韵，是内在的。这些比喻、想象和无稽之谈大大丰富了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道理。
我曾把幻境部分挑出来读，觉得特别有趣。只是第一百一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中的描写稍感凌乱。宝玉从此知道了众姊妹的寿夭穷通，渐渐醒悟。使我联想到有特异功能的不幸者，每日里见人的五脏六腑，未免煞风景。宝玉的参悟是生活使然。关于形而上的描写，应是若有若无，朦胧不清，若真像得了求签的结果似的，就索然无味了。
一切无稽之谈都来自无稽崖下的一块石头。有这块石头在读者心中坐镇，知道它从来处来，往去处去，人世间万种风光，不过转瞬即逝，和没有这块石头坐镇，只有现实的描写，给读者的印象必然大不相同。前者从已知看未知，便有种种遗憾，种种怅惘，种种无可奈何；后者从未知看未知，可能会减少这种气氛。当然书的成功在全部，不在这一局部，而石头之作用不可忽视。我很重视它，为它争“名”，却从未想到它关系到一个至深的哲理问题：“我是谁？”
雪芹当时真想到这问题吗？那真是“太抽象太超前了”。但小说的具体内容给了人发掘的依据。高兴的是有人发掘了它。
红楼中的时间，是个老问题。不少人指出过了。各人年纪只有个大概。姐妹兄弟四个字不过乱叫罢了。事件的顺序也只有个大概，是“一个散开的平面”，不只是一条线或多条线。我一直以为雪芹不肯费心思排一排年代。排出年、月、日并不增加真实性，反不利于穿插其中的种种扑朔迷离的描写，反见其“板”。及读王氏“哨位”说，大觉畅快。可不是！那哨位是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大观园中的悲欢传递到那儿不知需要多少亿万光年。几天，几月，几年，几十年又算得了什么！
书中还有许多问题，若从茫茫大荒彼岸的石头来看，可能都不值一提。贾府的排行很怪，姑娘们是两府一起排，哥儿们则不仅各府归各府，还各房排各房的。宝二爷上面有贾珠，琏二爷呢？那大爷何在？没有交代。贾赦袭了爵，正房却由贾政住着。荣国府的婚姻联结了史薛王成为四大豪门。宁国府在婚姻上好像很不动脑筋。秦可卿是一个小官从育婴堂抱来的。尤氏娘家也很不像样。作为警幻仙子之妹的秦可卿，其来历可能不好安排，所以就给她一个无来历，也未可知。别的一些是疏漏是不必顾及还是另有深意？
也许王著另外几篇会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它们不像“我是谁”和时间多重那样富有哲理性。却也定有好论。红楼梦是一部挖掘不尽的书，随着时代的变迁，读者的更换，会产生新的内容，新的活力。它本身是无价之宝，又起着聚宝盆的作用，把种种睿思，色色深情都聚在周围，发出耀目的光辉。
近十年来，作家们写得很不少，够辛苦了。停下来做些研究或双管齐下，而“作家学者化”，是大好事。因为有独特的创作体验，读他人之作，可能总会有独特的感受见解。若不写下来，就太可惜了。
宗璞
1990年1月中旬
前言一
我早就有一个愿望：写一本关于《红楼梦》的读后感。
我不是“红学家”，我不懂专门的“红学”，如“曹学”“版本学”等。
然而我是《红楼梦》的热心读者。从小至今，我读《红楼梦》，至今没有读完，没有“释手”，准备继续读下去。《红楼梦》对于我这个读者，是唯一的一部永远读不完，永远可以读，从哪里翻开书页读都可以的书。同样，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
我写下了札记式的感想。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写这个题目。
前言二
我读过一些书，这些书里，最活的一部就是《红楼梦》。
《红楼梦》当然是小说，但是对于我来说似乎又不仅是小说，而是真实的生活。就是说，一读起《红楼梦》，就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在你的面前展示着的与其说是小说的文字、描写、情节、故事、抒发、感慨……与其说是作者的伟大、精细、深沉、华美、天才……不如说是展示着真实的生活，原生的生活，近乎全息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你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它能取信于你，你完全相信它的真实、生动、深刻、立体、活泼、动感，可触可摸，可赞可叹，可惜可哀，可评可说。
你本来涉世未深，所知有限，如果你好好读三遍《红楼梦》，怎么着，你显得懂点世事人情了。不是说《红楼梦》里的事情可以与生活中的实事照搬比照，不，那样强拉硬扯只能出笑话，而是说的某种“事体情理”是普遍的，是可以互为启迪的。
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阅读《红楼梦》。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红楼梦》，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体会新解读。
例如我过去多次说过也写过，抄检大观园时，探春的一段长篇讲话太深太痛，显得突兀，可能是曹雪芹借探春之口说自己要说的话。我还“小人度君子之腹”地说，让作品人物说出作者想说的话，是写作者很难摆脱的一种诱惑。但是近来的多次重读使我的想法发生了动摇。盖从一开始探春与老太太在评价园内治安形势上就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探春在突击查夜后认为除夜班人员无聊耍钱外并无违规大事，她的这种天下本无事的观点马上受到贾母的恶声恶气的批评。整个抄检之中，能充当抄检方针与举措的对立面的只有探春一人。其他司棋晴雯只是个人尊严维护，宁折不屈罢了。
时代当然不同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已经与贾氏们在大观园里的生活大相径庭了，但是许多事体情理，许多人性善恶，许多爱爱仇仇，许多阴差阳错，许多吉凶祸福、兴衰消长仍然令人觉得亲切，觉得似曾相识，觉得有令人警醒、给人启示、发人深省之处。
否则，毛泽东那么伟大，那么政治，那么哲学又那么日理万机、实务缠身的人怎么可能念念不忘于《红楼梦》！他评价《红楼梦》远远多于高于任何中外名著。
除了真实生动深刻以外，《红楼梦》的一大特点是它留下了太多的空白，这是一道道填空题，它呼唤着记忆力、联想力、想象力、直至侦探推理的能力，谁能经得住谈《红楼梦》的诱惑呢？不谈《红楼梦》，谁知道你也是有智慧有灵性有感情有感悟的呢？
感谢曹雪芹吧，给了我们这么好的话题，你对什么有兴趣？社会政治？三教九流？宫廷豪门？佛道巫神？男女私情？同性异性？风俗文化？吃喝玩乐？诗词歌赋？蝇营狗苟？孝悌忠信？虚无飘渺？来，谈《红楼梦》吧。
所以我不揣浅陋，把说《红楼梦》作为我的一件常务，常活儿，一个永远不尽的话题。我把《红楼梦》当做一部活书来读，当做活人来评，当做真实事件来分析，当做经验学问来思索。我把《红楼梦》当做一块丰产田，当做一个大海来耕作，来徜徉，来拾取。多么好的《红楼梦》啊，他会使那么多人包括我一辈子有事做，有兴味研究著述争论拍案惊奇！我常常从《红楼梦》中发现了人生，发现了爱情、政治、人际关系、天理人欲……的诸多秘密。读《红楼梦》，日有所得月有所得年有所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各有所得。我也常常从生活中发现《红楼梦》的延伸、变体、仿造、翻案、挑战……伟大的经历丰富的中国人中国同胞啊，谁没有一部红楼梦、瓦屋梦、土牢梦、灰房梦、石穴梦、地道梦？或者有经历有各种屋子楼而终于无梦？
一、细读
一、《红楼梦》的写实与其他
写实与梦幻
整个说来，《红楼梦》是长于写实的。“石头”在全书第一章中答复空空道人说：“……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这段写实主义的声明是由“石头”所做，有点令人哭笑不得，也有点中国式的聪明灵活的辩证法。
写实的作品中，穿插环绕装点一些神话的、魔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的生动、神秘、奇异，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生出浪漫的彩色。这就比一味写实，除了实还是实的作品更文学了。
一般地说，写实的作品易于厚重，梦幻的作品易于轻灵，写实的小说易于长见识，梦幻的小说易于玩才华。或者反过来说，写实的小说易失之于拙，梦幻的小说易失之于巧。能不能把二者结合一下呢？厚重中显出轻灵，执着中显出超脱，命运的铁的法则之中显出恍兮忽兮的朦胧，痛苦而又无常的人生之外似乎还别有一个理解一切俯瞰一切而又对一切无能为力的太虚幻境……这是真小说家的境界，这是人生真味的体验，这是有为与无为，有所希冀与无可奈何的理念与情感的融会贯通。
有一种廉价的判断，写个荒诞的故事就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荒诞性的理解、感受与评价。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荒诞也是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要求，当科学性、必然性、可知性不能完全满足人的主体要求包括经验的要求、理解的要求与观赏、享受的要求的时候，梦幻性与荒诞性就应运而生。正像人们会在梦中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与体验一样。不管一个人多么理性和“科学”，不管他多么执着于逻辑的必然性，他总还是要做梦的。其次，荒诞、幻化也是一种美，是一种突破了现实的硬壳、摆脱了大地的芜杂的美，就像梦的美、痴的美、醉（酒）的美、疯狂的美一样。（说疯狂也可以是一种美这话听来有些残酷，但请想一想京剧《宇宙锋》，梅兰芳大师表演的，不正是这一种“疯狂”的美吗？）
最后，没有人说过的是，幻化、荒诞化是把小说与人生间离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一开篇，作者就强调“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经历过一番梦幻”“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一方面强调不失其真，未敢失其真，一方面又强调不可当真，不过是供“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而已，这就给创作主体留下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大的灵活性，留下了极大的艺术创造力纵横驰骋的余地，留下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也为读者留下了欣赏与阅读即进行二度创造的自由。这就不像我们的一些聪明的呆鸟，强调创造就一口否定写实，强调娱乐“玩文学”就一口否定教化及其他一切功能，强调艺术形式就一口否定一切内容……或者正相反地进行只讲另一面理的批判。
间离了才好“把玩”。所以精神病医生不能去欣赏患者的疯狂美，但是戏迷们能欣赏舞台上赵玉蓉的装疯。间离了作者也才能自由。完全地写实，写作本身变成了一种介入、投入，乃至变成了一种舆论一种“大众传播”、一种“态度”、一种“站队”，就必然会碰到一系列世俗人生中的问题。涉嫌不敬，涉嫌溢美，涉嫌揭人隐私，涉嫌泄己私愤，涉嫌造舆论，涉嫌呼应直至涉嫌提倡异端与犯上做乱……曹雪芹有几个脑袋敢去以身试文字狱！而且小说毕竟只是小说，至少首先是小说，虽然不如起诉书或辩护词那样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却因为失去了这种针对性而获得了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写小说就要把小说当小说写，而不是当檄文当救世秘方当判决书写，《红楼梦》摆在案头，您就“把玩”“把玩”吧。反正是：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又道是：“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动人的石头故事
最动人的还是石头的故事，窃以为《石头记》的名称比《红楼梦》好，《红楼梦》这个题名起得多少费了点劲，不像《石头记》那样自然朴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至于《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云云，就透出俗气来了。
太虚幻境的故事，一僧一道的故事，秦可卿死前向王熙凤托梦的故事等等，俱无甚奇处。太虚幻境的价值在于它是由情所生之境，不像玉皇大帝、阴曹地府是人间政治统治之延伸，又不像西天、极乐世界是宗教幻想的“无差别境界”。但即使如此，与石头的故事相比，也是太差太差矣！
本是补天之石，其使命感、其先天的选择的可能性亦大矣，却落了个“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的下场！呜呼，怀才不遇，失意文人，用现代话叫充满了“失落感”，真是中国千古文人的悲剧！虽说是“自怨自愧”，实际并不服输，因为来历不凡（是女娲氏炼出来的），抱负不凡（意在补天从政），“身手不凡”（叫作“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这里的“锻炼”二字，令人抚今思昔，一唱三叹！）又失落又自负，又是“灵物”又“没有实在的好处”，这真是中国千古文人的悲剧心态！
石头是物，是自然，叫作“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浑浑噩噩，不由自主，落寞孤独而又平静安宁，悠长永远。偏偏这样一个无生命的石头通了灵性，被携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里“去走一遭”。这样，石头就成了人，就有了感觉、有了情义、有了灵魂，享受了人间的诸种美妙，也吃尽了人间的种种痛苦。人来自物，倒有点唯物论的味道。人成了人以后便脱离了物，在大自然面前感到了疏离和孤独。这是一种灵性的孤独，情感的孤独，灵魂的孤独，与原始的荒漠的孤独不一样，不是因荒漠而孤独，而是因脱离了荒漠，要求着不荒漠——如繁荣、文明、友谊——而孤独。不但孤独，而且脆弱，最终还要变成石头，还要回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是一个圆环，无始无终。这不但是贾宝玉的“历史”，而且很近乎宇宙与人类的历史。经过一个循环，或叫一个轮回、一番梦幻、翻过一回筋头，以后，毕竟又与未曾经历过不一样，留下了记载，留下了辛酸荒唐，留下了消愁破闷、喷饭供酒的材料，呜呼，这不就是人生么？这不就是文学么？这不就是小说么？
石头是普通的，因石而成玉就是石头的升格乃至“异化”了。所以，“木石前盟”比“金玉良缘”动人得多。因为木石比金玉更具有原生性，更本真也更朴素。《红楼梦》中关于石头的故事非常精彩，显示了曹雪芹的高度的艺术想象力，也显示了他的悲哀、不平、迷惘和自我解脱。但《红楼梦》中关于玉——即那块宝玉——的描写可就大不如石了。衔之而生也罢，两行小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也罢，丢了又找回来也罢，特别是又出来个衔玉而生的甄宝玉也罢，除见林黛玉时摔玉一节以外，其余有关这块玉的具体描写都脱不开俗气、太实、啰嗦、外加游离，甚至有画蛇添足之感。当然，整个说来还是有深意的，这一点后面当另作议论。
《红楼梦》里的另一个精彩的幻化故事便是“神瑛侍者”给“绛珠草”灌溉，绛珠草投生为女人，愿把一生的泪水还给爱自己的神瑛侍者的故事。着实是别致得很，古今中外，只此一家，任凭结构主义的大博士们怎么研究，难得找出一个什么原型什么模式来！而这个故事是这样优美，这样缠绵，这样至情，这样哀婉，与小说内容相比又是这样贴切，真是千古绝唱了！而这样的故事，不是来自初民的民间传说，不是出自神话时代的巫神宗教，而是来自后神话时代的文人创造，就更加令人赞叹了。
作为装点也罢，有这样的装点和没有这样的装点是不同的，有这样的幻化与没有这样的幻化是不同的。《红楼梦》中的写实描写像铁一样沉重，金一样珍贵，而《红楼梦》里装点穿插的这些幻化故事，用独特形色的烟霞衬托打扮起我们的铁与金来；没有艺术想象力的文学当然是跛足的文学，没有艺术想象力的作家，当然最多是门槛外的作家！
“好了歌”一析
“好了歌”了无意趣，浅俗得很。甄士隐为表达自己的学习心得与深刻领会而诵的曲文也没什么意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之类，根本不合逻辑。当年笏满床是当年，如今陋室空堂是如今，二者岂能互相混淆或以一个否定另一个！反过来，也不妨唱：“当年空堂，如今笏满床，当年乞丐人皆谤，如今金银满箱”，就变成了“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了。尽管如此，甄士隐的心得曲词的最后几句，还是确实有点意思：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几句词概括得很形象也很实在。生活当中这种心劳力绌、轻举妄动、费尽心机、适得其反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自投罗网，自掘坟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这些成语谚语中也不难想象这种“甚荒唐”的林林总总：“反认他乡作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说明了主观与客观的分裂，动机与效果的背道而驰。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是人们往往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例如王熙凤，恃强到连有了疾病也不敢声张的程度，人们又往往估计不出合力的作用。因为人们自己的那点努力或者是很大的努力，归根结蒂不过是非常多的多边几何形的一个边，而历史的发展生活的发展是这几种边的对角线，又由对角线组成新的平行四边形，最后经过不知凡几的组合与淘汰才形成的决定的对角线来主宰的。再其次是由于人们的短视，比如下棋，能看三步就不错了，能看十步八步大概就可以当国手了，谁能看出一百步棋去？谁能看到一百零一步呢？自己的努力到了第一百零一步反倒成就了对手，叫作“反认他乡作故乡”，叫做“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的事例还少吗？能不兴这种“乱烘烘、甚荒唐”之叹吗？
空空道人的批评
空空道人对本书有一段批评，叫做：“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第一时代背景不明确——导致了或决定了缺乏时代精神，第二没有政治内容也就少了教化意义。两条加在一块可以概括为不是重大题材，缺少有分量的主题思想。细想想，空空道人的评论确有道理也确有根据。几部“奇书”相较，当然是《三国演义》题材最重大，帝王将相，忠孝节义，纵横捭阖，治乱情理，俱收书上。《水浒传》也还可以的，叫作农民起义，朝廷招安等等。甚至《西游记》的题材也比《红楼梦》重大，神魔较量，邪不压正，历险取经，终成正果，能小看吗？
时代背景问题也是不能轻忽的。记得我1956年除夕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散文诗《新年》，不久即受到一位对我极富好意的革命前辈兼师长的批评，他说：“《新年》写的不好，看不出是哪一年写的，放在哪一年都行！”看来，这样一种文学批评上的价值观是由来已久的。
对空空道人的批评，“石头”做了一段自我辩护，但并不充分有力。“石头”不过是反唇相讥，批评了一番那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货色缺少创造性，“讪谤君相，贬人妻女，奸淫凶恶……坏人子弟”的流行小说罢了。很妙，这里，“石头”是打着更加正统的旗号、唱着更真实地维护正统观念的调子来还击那种认为此书太不正统的批评的。这第一是实话，第二是“东方式的狡黠”。最后作者还要通过空空道人之口声明此书“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诲淫之病”，一不伤时干政，二不诲淫叛道，端端是老实百姓写的闲书是也。这样一种低调门的自我界定，有利于保护作品，却又贬抑了作品的意义。其实最好的辩护是《红楼梦》本身。《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虽不具体明确，决不等于作品没有时代特点。而《红楼梦》的深度，突破了表面上的题材局限，使作品的政治社会意义丝毫不逊于甚至超过了其他。
二、宝玉与黛玉的见面
文人与企业家“联姻”
记得有人说过，《红楼梦》是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几乎一切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从《红楼梦》中找到可堪比附的先例。他们还举例说，傻大姐捡到绣春囊后抄检大观园，抄家与清洗是也。秦显家的接替柳嫂子掌管厨房，赔了夫人又折兵，搭进去好多礼物，只不过半天柳嫂子“官复原职”，秦显家的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恰如“文革”中短命的夺权是也。敏探春兴利除弊，改革管理体制是也……当然不无牵强附会。
妙的是《红楼梦》第二回中写贾雨村与冷子兴的交往，不过两句话：“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机”。却原来文人与企业家（冷子兴是都中古董行中搞“贸易”的）的联谊联姻也是《红》已有之，文人佩服企业家的作为本领，企业家则要借斯文之名，一语道破，泄露天机。可惜没见到冷子兴“赞助”与贾雨村为子兴写“报告文学”的描写。
黛玉不也挺随和吗？
林黛玉进贾府，是写得极精彩的。通过林黛玉的眼睛，写出了贾府的气象、排场，写出了贾府的许多人物特别是王熙凤与贾母这两个人物，一上场就那么活灵活现。同时，也写出了林黛玉的重重心事，寄人篱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情，以及入乡随俗的世故人情。比如饭后喝茶漱口诸小事，贾府的习惯与林黛玉习以为常的林家习惯不同，黛玉不但“注意到了”（这是外交用语）而且十分随和。如此看来，认为林黛玉一味任性，全无城府，不会算计，不懂委曲求全，恐并不完全与其性格面貌一致。那么为什么往后林黛玉越来越使气任性了呢？窃以为问题在于爱情。黛玉的使气任性，既来自个性，尤其还来自对宝玉的爱情。她爱宝玉爱得太深太苦太痛，她就有了在宝玉与宝玉家使气任性的“特权”与特殊需要。她的一切因寄人篱下与谨小慎微而被压抑的个性，她的孤独感与压迫感，不在宝玉处向宝玉爆发，又上哪里发泄去呢？爱情带来发泄的“内趋力”，发泄又折磨着有时是毁损着爱情，而爱情又反转过来使发泄成为两个赤裸裸的我的相互信赖与相依为命……不是这样吗？
黛玉与宝玉的会见
林黛玉见仆役婆子丫头，见贾母，见邢夫人王夫人李纨，见迎春探春惜春，见王熙凤，至贾赦府第，至“正内堂”，至贾政“三间小正房”，至贾母后院用饭……全部以黛玉视角来写，唯独宝玉一来，向贾母请安、见王夫人、换了冠带以后，视角转换，变成以宝玉的眼光写他与黛玉初次见面的感受了。
黛玉一见宝玉便吃了一惊，心想：“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宝玉“看罢”黛玉，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种写有情人初遇便“一见如故”“似曾相逢”，今天看来不足为奇。唯黛玉是一见便惊，宝玉是“看罢”方笑，黛玉惊在心里，宝玉说到口上，这就看出既相通相印相合又相区别来了。有性别的区别也有性格的区别。黛玉更富于最初的直觉也更为这种初次见面的冲击所震动，所以是“一惊”。宝玉相对来说就天真乃至憨厚多了，且又自恃在贾府中的得宠地位，所以童言无忌，童眼无忌，不但要细细地打量黛玉，而且要看罢而笑，不但要笑，而且要立即发表感想声明。跟着感觉走，宝玉是无惊无虑的。
自幼时读《红楼梦》，最感兴趣的是宝玉黛玉见面时宝玉摔玉的情节。既有趣又纳闷，开头儿还好好的，而且一见面宝玉就给黛玉起表字，引经据典，善砍能抡，好不得意快意！怎么紧接着问玉，而且“登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而且边摔边骂，吓得全家震恐，而贾母胡乱搪塞哄慰几句以后，“宝玉听如此说，想了一想，也就不生别论”。纯粹是来得突兀，去得秃瘪，晴天霹雳，雷声大雨点无，莫名其妙，没有道理可讲。
没有道理可讲却又觉得写得好，不俗，宝玉黛玉一见面就那么心与心相通相撞，电光石火迸发，灵魂深处闻惊雷。这是深情的一狂一摔。这又是不祥的一狂一摔。快乐的相见中出现了突然的狂摔，很像是歌剧序曲中突然楔入的一个不谐和音，预兆着全剧悲惨的结局。在爱情的神秘、喜悦、温馨，青春的得意、坦诚、吸引，相逢的激动、珍贵、信任之中，响起的这摔玉的自恨自狂，预兆了有情人终于生离死别的悲剧结局。
也许这是由于宝玉的“痴呆”，由于他对异性、对美、对可爱的黛玉的无条件认同、无条件趋向，因而对自己多余的劳什子（也有点弗洛伊德呢）恨其有而愿其无，恨不得与黛王成为一样的人，按照黛玉的模子来要求自己？也许这是由于宝玉的任性，“人来疯”，既有贾母又有袭人在自己身边，又来了这样一个美妙的少女亲戚黛玉，由兴奋而躁狂，由躁狂而胡闹起来，就像一个受宠的幼儿从托儿所接到家里，反而大哭大闹一样？也许这是宝玉对于黛玉的独特的好感、贴近感的下意识流露，见到自己心爱的人，感到莫名的欣慰、熨贴的同时，又立即感到了内在的慌乱、颤抖、痛苦，甚至急于在心爱的人面前出傻相说傻话做傻事，至少是要立即引起黛玉对自己，对自己的性格和内在苦闷（虽然又奢侈又娇惯又神气）的注意和同情？也许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宣告，摔玉是要摔掉宝玉的富贵而又糜烂的家世背景，摔掉宝玉的娇惯而又孤独的特殊地位与特殊生活方式？在第七回宝玉与秦钟见面以后，宝玉不是顿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之叹吗！也许这只是个引子，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老子式的辩证法，即是在绛珠仙草“还泪”以前，先由神瑛侍者再用自己的眼泪灌溉一次，以唤起黛玉对自己的来历、对他们的非人间的宿情宿爱宿债的超验的回忆重温？也许这一切本来没有道理，这摔玉正是中国古典小说中非理性处理的滥觞？
到此为止，黛玉倒是很世故也很随俗，她回答宝玉关于“有玉没有”的问询时说：“……你那玉是件稀罕物儿，岂能人人都有？”多么地和平谦虚！底下是黛玉伤心，袭人解劝，已经显出黛玉的“小心眼儿”了。再出场，就是第七回的送宫花了，一接宫花，黛玉冷笑并且出言不逊：“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这种挑剔和挑衅不仅使送花的“周瑞家的”听了“一声也不敢言语”，甚至使读者也一怔，谁得罪了黛玉了？没看出来呀！焉知道这不是因为宝玉的摔玉鼓励了黛玉的狂？而且黛玉说这话，与其说是给周瑞家的或宫花的主人薛姨妈听的，不如说是给在场的宝玉听的，你生活的不自由不顺心不舒展，我生活得同样是不自由不顺心不舒展呀！这也是共鸣哟！
正是：狂而后爱，爱便是狂，哥哥已狂，小妹焉能不狂？
《红楼梦》里的爱情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绝少看到那种对于爱情的自由的、饱满的、酣畅的描写，绝少看到对于爱情、对于女性的赞美与推崇。当然，有很精彩的欲说还休的伤春、单恋、相思或一时的感情之波的描写，诸如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晏殊的“油壁香车不再逢……山高水远一般同”……有很深挚感人的悼亡诗。《诗经》《乐府》中有一些比较健康的爱情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毕竟失之于简单。《牡丹亭》中的爱情能够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强烈则够强烈了，内涵却并不丰满，无非是伤春怀春的相当原始的情爱情欲。《西厢记》写得文字极美，却亦轻薄，流露着艳趣，与其说它对爱情的态度是审美的不如说是游戏的。古典小说的爱情描写更差，《三国演义》里的人物不谈爱情，一位领导同志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还常以此做例子做依据，论证爱情并非什么“永恒主题”（可见“样板戏”里无爱情也不是事出无因呀）。《西游记》里的爱情则是妖精与猪八戒的专利。《水浒传》里的爱情与淫妇是同义语，而英雄豪杰中的许多人——武松、杨雄、宋江——都是有手刃淫妇的光辉记录的，只有林冲，似乎对自己的妻子颇有感情。其他一些话本、戏曲作品中，则把爱情题材纳入道德伦理范畴特别是女性的即《女儿经》的道德范畴。《金瓶梅》的性描写不论如何放肆大胆，那种把爱情特别是把性爱视为一种淫荡的恶德的基本的否定倾向，与“三言”“二拍”之类并无区别。
从这方面看，《红楼梦》的爱情描写与爱情观就特别引人注目。在《红楼梦》中，爱情不再是单纯的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吸引、戏弄或家庭伦理义务，爱情也不再只是邪恶的同义语。在这本书里，爱情是这样地充满了生活的具体内容，爱情弥漫在生活中，生活充溢在爱情里。爱情拥抱着整个的生活，而生活又主宰着规定着爱情的形式、内容、走向与最终结局。这样，爱情是爱情，是性（《红楼梦》丝毫不回避这一点，当然，从对贾琏贾珍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此书对于单纯的肉欲的厌恶嫌弃）。爱情也是文化，是历史，是社会风习，是阶级意识，更是人本身，是人的性格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历史属性的综合体现。曹雪芹不可能摆脱封建社会的节烈观、阶级观、禁欲观。当他写到赵姨娘、写到尤二姐、写到贾瑞乃至以全知的作者的身份跳出来评价宝玉的时候，都很明显地流露了这一点。但整个说来，作者对于男女之间的灵与肉的交往，写得相当客观。实际上他是跳出了封建的道德评价或男性自我中心的以女性为玩物（后者甚至在当代作家如张贤亮的作品中亦有不自觉的流露）的传统观念的框子来写爱情的。《红楼梦》的爱情描写与其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相比，卓然不群，无比地更自然、更真实、更不受拘束、更丰满，既不流于陈腐，又不流于轻薄，端的是独一无二的奇书也！
《红楼梦》在结构上喜欢用先鸟瞰后铺陈展开的方法。所以开宗明义先讲题旨题名，先讲石头的故事、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先由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再写林黛玉自外面进入荣国府，再写刘姥姥进荣国府，然后这才慢慢将各种人物各种情节开动表演起来。在爱情描写上亦是如此。在大致上尚未展开写各人的爱情经验之前，先来一段“贾宝玉神游太虚境”，先来一段谜语式的对于“金陵十二钗”的命运的概括性预言，先给读者摆出一个大概的阵式——叫作迷魂阵也可以，然后才有彼时彼地的栩栩如生的描述。读了“太虚幻境”章节，读者当更受到吸引愿意去知其详去亲身领略一番（所谓亲身领略当然也只是书本上的），这样“太虚幻境”一章就起了导游的作用，悬念的作用。而当读到那些生动的宛如正在进行时的描述时，读者却已经预知了哪怕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事件后面的悲惨结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语）。这样“太虚幻境”一章就起了间离作用，再写得栩栩如生也好，正在进行感同身受也好，其实都是破灭后的回忆，梦幻般的追思，给整个《红楼梦》谱出了挽歌的主调，使一切“现在进行时”都成了“过去完成时”，如同看戏，幕开了以后演得无论何等红火，观众知道，甚至观众也在期待着剧终落幕、鼓掌谢幕后的岑寂。这在审美上，是很有一番效果的。
“幻境”的谜语式的描写当然也是一种文字游戏，谐音组字比喻乃至画谜，都是中国文人喜欢玩赏乃至卖弄的。即使是有血有泪的至诚之作，仍然不排斥游戏的因子，古今中外皆然。（如莎士比亚剧作。）倒是有几位我国当代青年，突然发现了个什么“崇高感”“宗教感”之类的词，立即视游戏为罪恶为大逆不道，与“玩文学”“玩批评”的主张各执一词地咋咋呼呼起来。
“幻境”的谜语也当真带来了悲哀的宿命色彩。这里，与其把宿命当做一种理念、一种哲学或宗教、一种世界观，不如将之视做一种情感体验，一种感觉。爱情的强烈、不由自主、无可理喻与难以预见前景，再加上中国的一次式婚姻的“终身大事”的威严性，爱情生活中种种偶然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和一经“决定”以后偶然向必然性向强迫性的转换，不能不使许多人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有所爱情觉醒爱情体验的人感到爱情是宿命，乃至是宿债，是前辈子造了孽。爱情不像自由的选择，倒更像是早已规定在“太虚幻境”“警幻仙子”那里的正册、副册、又副册上的天条。爱情是“幽微灵秀”之地，却又是“无可奈何”之天，谁能奈何得了命运呢？除了用命运来解释一切实乃不去解释一切而外，又怎么解释这些钟情男女的悲惨结局，爱情的悲惨结局，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遗憾呢？
爱情是宿命的，爱情本身就是悲剧，人就是悲剧。“幻境”是由“结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薄命司”等等组成的。爱情就是眼泪，爱情就是哭泣，爱情就是薄命！当然，这首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悲剧，但是，即使社会进步，观念新潮，愈是深情就愈饱含着痛苦，爱情中充满着遗憾，爱情悲剧带有人生悲剧的永恒性质，这又是谁能否认的呢？呜呼，孽海情天，离恨之天，灌愁之海，春恨秋悲皆自惹，所谓欲望便生烦恼，这又有些佛家的悲悯情怀了。
通过“幻境”，本书着重渲染了对于爱情的荒唐感，摩登一点的术语就是“荒诞感”了。所谓痴男怨女，所谓“乖张怪谲”，所谓“警其痴顽”，所谓虚幻，不论曾经是怎样美丽，虽是“万艳同杯”“香冽异常”，终于还是“水中月”“镜中花”“空劳牵挂”！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用尽了各种贬词悲词乃至嘲弄之词来否定爱情、抹杀爱情，至少是拚命显示一个爱情上的“过来人”的超脱旷达，所谓色即是空而已，另一方面，又用种种美丽动情的词句“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贾宝玉所患的爱情病，既是实在的，又是转瞬即逝因而成为虚幻的，既是真诚的，又是自惹自找的呆痴狂病。是的，在《红楼梦》里，爱情是一种病，是一种深入膏肓的疾患，药石难医，病灶难除，好可怜的人啊人！情便是痴，情便是误，情便是悲，情便是苦。只有槁木死灰式的李纨与天生心冷的惜春能免受这种苦楚。甚至于洁身自好秉性孤高的妙玉，情缘未断，改造得不彻底，最后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悲夫！
三、回味起来仍然得意
陌生的眼睛
《红楼梦》第一回开宗明义，写到了“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与“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对比。紧接着，又在“好了歌”及其阐释中，突出了“笏满床”“歌舞场”“金满箱银满箱”与“陋室空堂”“衰草枯杨”“转眼乞丐人皆谤”的对比。到第二回，冷子兴更是提纲挈领地讲演了荣宁二府的走向衰败灭亡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外面的架子虽然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还用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成语。所有这些，都与吊读者胃口的一般通俗小说特别是“公案”“推理”小说不同，不是用各种障眼法给你制造悬念再制造一个出奇制胜的结局，而是一上来就把结局的总体的悲剧性先告诉你。底下再写各种过程，就有一种“二次体验”的且忆且叙且叹的性质了。
尽管如此，本书开始部分仍然是兴致勃勃地、竭其所能地而且是不无得意地渲染了荣宁二府当年的富贵荣华，炙手可热。为了从总体上给人以气象非凡、令人咋舌的印象，本书特别注意通过陌生的眼睛来写对于贾府的总体感受。先是用林黛玉的眼睛写了一回荣府的街市繁华、人烟阜盛、门庭气象、华冠丽服、仆役排场，然后是一个个人物，言谈中流露着的高贵、自信、得意乃至放肆，调门自与甄士隐、贾雨村、冷子兴，更与刘姥姥、狗儿们不同。这还不够，本书又进一步用更加拉开距离的刘姥姥的眼睛看了一回荣国府，于是出现了更加强烈的用语：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谓“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壮”，所谓“满屋里的东西都是耀眼争光，使人头晕目眩，刘姥姥此时只有点头咂嘴念佛而已”，所谓“一阵香扑了脸来……身子就像在云端里一般”，都是力求通过刘姥姥的陌生的眼睛，通过姥姥的主观感受来描绘凸现贾府的不凡气势。在这个过程中，本书又通过烘托渐进的手法——写刘姥姥一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花容月貌”便当是凤姐，便要称“姑奶奶”……更显出这府的主子们的高不可攀，突出了在渲染描绘贾府的隆盛中的陌生化效果。
“陌生化”云云，在这一类问题上，创作永远比评论更高更富有原生性。陌生化也罢，心理分析也罢，间离也罢，视角转化也罢，心理时空也罢……创作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无师自通，无理（论）自通性质，在于它的早已有之的性质。无师并不是真正无师，师法造化，师法自然，师法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师法自己的深情与灵气，各种创作方法表现方法自然会得心应手，融会贯通。在这方面，创作的贡献是第一性的，无可比拟的。评论家理解这一点只会使自己的评论更实在，而无损于评论的崇高。如果硬撑什么评论的“主体性”，甚至搞什么“拒绝阅读”，那样的评论也就变成了一种自大狂自闭症的“自说自话”了。
当然，评论也有评论的优势，有创作和创作家所无法取代乃至无法攀比的成就。好的评论是一种独特的阐释，这种阐释不但远远超过了一般读者对于一些作品的领会受用而且大大超越了作者已有的自觉。很简单，即使是理论意识主题意识十分自觉的创作家，只要是真正的创作家而不仅仅是主体先行的宣传家，他的作品里的形象世界的可阐释性就绝对没有被作者本人所穷尽，越是有深度的形象世界就越是这样。《红楼梦》就是这样一个阐释不完的大世界深世界，而作者恰恰未必意识到它的或有的大意蕴。其次，评论家的阐释必然是借题发挥的，必然表达着评论家自己的独到的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文艺、对于各种思潮学问的见解。我常常设想，各种对《红楼梦》的阐释是何等有意思！如果曹雪芹死而复生，见到这些高论，特别是例如毛泽东主席的“阶级斗争史”“四大家族兴衰史”的高评，不吓晕厥过去才怪！评论的另一优势是价值判断，好的评论家的判断的权威性，对于文学事业的推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当然，反过来说，偏狭的、空疏的、信口雌黄的所谓判断，也是贻害匪浅。
写到荣府的隆盛繁华讲究排场，这位主张“好了”渲染梦幻的“跌过一番筋斗”的过来人，却丝毫隐瞒不住笔端流露出的自我欣赏自我满足甚至是自吹自擂的语调与个中的快意情绪。呜呼，能做到“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当然只能是毛泽东与他的“同学少年”而不是曹雪芹！呜呼，说“好”就是“了”易，去掉对“好”的依恋回味与对“了”的哀叹谈何容易！真正又“好”又“了”了的话又哪儿来的《红楼梦》？呜呼，曹雪芹亦不能免俗，不但津津有味地令人垂涎三尺（首先当然是自己垂涎了）地写种种讲究排场（包括写宝玉薛蟠等人的性享受的优越条件），而且用同样的语调写刘姥姥这种小人物的毕恭毕敬奉承叨光，写金寡妇这样的小人物气势汹汹前来理论，要告秦钟欺她侄儿金荣的状的，听了尤氏几句话早把“盛气……吓的丢在爪洼国去了”……显然，作者写这一段不是嘲笑贾府的骄横霸道，而是嘲笑金寡妇的不自量力，作者写到这里并无叹息，而只有权贵者的自满自足自傲，真是十足地开心！
一石数鸟，刘姥姥进荣国府一章还写了王熙凤的另一面；说话随和，通情达理，“俯就”穷亲戚，注意“公共关系”。她说的“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必信……你不嫌少，先拿了去用吧。”其实既实在又谦和，全无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之意。联系到第十六回凤姐为赵嬷嬷的两个儿子“走后门”办事时也是如此。看来这位“辣子”也有甜的时候，第一，她是分亲疏远近的，分阶级的，刘姥姥虽穷却能理出一点与王家的亲戚关系，自然不同。赵嬷嬷是贾琏的奶母，自不必说。第二，她爱听奉承话，吃软不吃硬。刘姥姥的骆驼寒毛之论，周瑞家的听着“粗鄙”，听不下去，凤姐却未必不爱听，因为凤姐并不酸文假醋，她其实喜欢大众幽默语言。赵嬷嬷则当着贾琏的面捧凤姐贬贾琏，使凤姐有了兴致，“外人”“内人”地说笑起来，如此情绪高涨，焉有办不成事之理！
秦钟与长篇小说的局部与整体
从情节线索、人物塑造、思想意义、环境描写等诸方面思考，秦钟不是《红楼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待文学作品究竟对不对？一部长篇小说，必须是或全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吗？它的任何一个章节段落，一个人物，一个插曲，只有放在与其他组成部分的关联当中才有意义，否则就会失去意义了吗？
恐怕是又是又不是。整体结构，前后呼应，人物与事件的对比，各种因果关系逻辑关系等等，对于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以人物和情节为主线，注意时空的确定性与事件的有序性合理性的作品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但说得绝对化了就说不通。表现生活与意识的偶然性、随机性、无序性的作品尤其不是这样。这一类作品中，“局部”的意义反倒增大了，更加讲究了。由于多少地放弃了情节悬念的吸引力即很易奏效也很廉价地吊读者胃口的魅力，每一个局部都必须写得生气贯注，五光十色，俏皮灵逸而又意味隽永。每一个词乃至标点都得铿锵作响、闪闪发光。无知者以为后一种作品是信手随意写出来的，此话不差，但信手随意之中恰恰提出了对作家的修养阅历人格深度功夫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你一信手一随意都显示超级的才华，超级的内蕴，超级的水平。比如写字，描红模子层次的人难与之论狂草。比如绘画，画写生层次的人难以与之论泼墨。
《红楼梦》当然不是“现代派”，但是此书由于对生活的忠实，对作家自我特别是他的艺术感觉的忠实，使它在诸多方面与中国的传统章回小说演义小说话本小说不同。中国传统小说的几个基本模式——“才子佳人”模式，“清官”模式，“忠臣遭诬终于昭雪”的模式等——根本罩不住他，而这些模式甚至对我国当代作家中的某些人仍然极其有效。中国传统小说的教化主旨——诸如忠孝节义之类，也管不住它，当然不能说《红楼梦》是什么教化小说，虽然它尽力至少在字面上不去违背。事实上此书是对小说教化模式的一大突破。结构上，它也突破了以情节主体组织全篇、与每段搞点悬念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来自评话的结构方法，它比一切其他传统小说都要丰富得多，自由得多，放得开得多。
秦氏姐弟，可卿与秦钟在全书中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身上放射着一种独特的与原生的美丽与邪恶相混合的异彩。王熙凤也是又美丽又邪恶，但凤姐的美丽更多的是后天的，是一种智慧的乃至政治性的又美丽又邪恶，而秦氏姐弟的美与恶却是生理性的，是与她与他的生命存在、生命形式与生命本质不可分离的。对于秦可卿，论述推理车载斗量，这里不拟赘叙。关于秦钟，这里多说几句。
早在第五回“神游太虚境”前后就提到了秦钟。“袅娜纤巧、温柔和平”的秦可卿安排宝玉到自己屋里睡中觉。一个嬷嬷质疑：“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妇的房里睡觉的礼呢？”秦氏笑道：“不怕他恼，他能多大了……上月……我那个兄弟来了……”两个人要站在一处，只怕那一个还高些呢！”宝玉道：“我怎么没有见过他？你带他来我瞧瞧……”众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哪里带去？见的日子有呢。”虚晃一枪，秦钟并未出场，宝玉已经遥相思念，油然而生兴趣了。是爱姐及弟吗？这谈话发生在走向秦氏卧房的路上。是府里生活的寂寞使然么？是宝玉的一种朦胧散漫而又充溢泛滥的情（欲）的表现么？
及至第七回，宝玉随凤姐到宁府，与秦钟相见，见秦钟“眉清目秀，粉面朱唇……怯怯羞羞有些女儿之态……”，宝玉“心中若有所失，痴了半日……自思道：‘……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我虽比他尊贵，但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这段写得有些个奇处，对秦钟的外貌产生好感也罢，何感慨至此自谦自贬至此，何其“言重”了啊！
宝玉确实是敏感多情，崇美趋美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本性流露得淋漓尽致。宝玉对自己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也常有不满的慨叹，归根结蒂还是越高贵越不自由的缘故。宝玉想：“（我）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确实是一种自发的对本阶级的批判。虽然是内涵极其有限的批判。以至写到往后书房中宝玉、秦钟、香怜、玉爱，直到往后写到“馒头庵”里宝玉、秦钟、智能儿的种种轻薄苟且，一方面，作者毫不掩饰地写了这些阔少的偷鸡摸狗，无情地暴露了仁义道德种种的虚伪性与无效性，另一方面，仍然不失宝玉的幼稚天真，所谓性情中人。似乎宝玉的这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红楼梦》在爱情问题上是主张灵肉的统一的，所谓“知情即淫，好色更淫”，是警幻仙子也是作者的理论。但实际上，灵肉又常常脱节。宝玉对黛玉、宝钗就绝少或干脆没有这种肉的轻薄。而且宝玉越成长，年龄越大，对黛玉爱得越深，就越没有了这种轻薄。如此说来，真正的爱情确实是有一种净化作用了。
王熙凤与宁府，与贾蓉、可卿以及尤氏似乎有点特殊关系。前一回刘姥姥在场，贾蓉来借玻璃炕屏，熙凤就与贾蓉逗开了闷子。凤姐拒贾蓉于千里之外，说：“你来迟了，昨儿已经给了人了。”贾蓉听说不但不恼不灰心，而且笑嘻嘻半跪道：“……好婶子，只当可怜我吧”，能求可怜，便有情谊，堪称知己。凤姐又抱怨：“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贾蓉再求“婶娘开恩”，凤姐吓他说：“碰坏一点，可仔细你的皮！”话厉害事情却答应了，答应了办事再说厉害话就更透着亲热，透着过得着。
写到这儿已经够充分的了，可贾蓉起身出去之后凤姐忽然又向窗外叫：“蓉儿回来”，贾蓉忙回来，满脸笑容瞧着凤姐——贾蓉一见凤姐就笑，打也笑骂也笑，面不改笑。凤姐“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脸一红”，又不说了。如此叫人不解的举止，贾蓉只是“答应个是，抿着嘴儿一笑”。
有成语道是“笑里藏刀”。凤姐是善于笑里藏刀的，如她见尤二姐时的那一套炭篓子式的热情问候与表白。但她与贾蓉的语言似乎有自己的特殊的“符号系统”，这不是“笑里藏刀”，而是“刀里藏笑”，在表面的挖苦、拒绝、威吓的下面却是一种亲昵，一种交情，叫做很过得着。贾蓉对凤姐呢，则是笑里藏坏，曲意奉承、百依百顺、央告求饶后面透露出一种奸邪诡诈，一种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鬼蜮伎俩，一种阴谋和阴私的默契。王熙凤是个敢做敢当敢说敢骂敢哭敢笑的人，这位“六敢”女性居然想了半日“脸一红”“又不说了”，她要说什么？为何一个字没吐出来贾蓉已“抿嘴一笑”，简直可以喊“理解万岁”了！而这位在“婶娘”面前又下半跪又抿嘴儿的男子，其行状又是何等地下作！
那么到底熙凤欲说还休的是什么话呢？其中关节，全付阙如。动机可能是遮掩，效果是欲盖弥彰或欲彰弥盖，阅读效果是更加有魅力，更吸引人。关节是有意地模糊，性格与人物关系却更加凸现和引人入胜。不仅如此，这一段描写还暗合着当今的一派创作方法，这一派认为心理语言只能通过外在的情状来表现，因而作家的任务应该是写好外在的情状，而不是充当全知的上帝，越俎代庖地把一个个人物当成解剖床上的尸体，喋喋不休地向读者灌输关于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一切而剥夺了读者自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观察与推理的无限创造，无限乐趣。笔者激赏过的上海青年作家陈洁写的《牌坊》就是这样的路子。
提到秦钟，凤姐对他的反应也有点奇。凤姐道：“……为什么不请进来我也见见呢？”尤氏偏偏拦阻，道理却不大说得通，尤氏说：“罢罢，可以不必见……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没见过你这样泼辣货……”可以与凤姐这样说话的，除贾母外，只有尤氏等一二人，贾琏不敢也不可能这样说，贾琏在凤姐前经常处于被审查被数落的地位，实在难得有雅兴有还手之力或还手之趣。凤姐笑道：“我不笑话他就罢了，他敢笑话我！”贾蓉道：“他生的腼腆，没见过大阵仗，婶子见了，没的生气。”凤姐啐道：“呸！扯臊，他是‘哪吒’我也要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来打你顿好嘴巴子！”……粗话透着亲热。果然一见秦钟，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探身一把攥住了这孩子的手”。而丫环媳妇立即报告平儿，平儿立即做主送来了表礼，“凤姐还说太简薄些”。按书上的交代，可卿秦钟姐弟并非出身于富贵大家，但两人如此受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容貌美丽。人的相貌对于人的命运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一点即使对于决不相信“相面”的人也不可不察。
“那尤氏一见凤姐，必先嘲笑一阵。”普普通通地见一下可卿的弟弟秦钟，竟写得这样曲折有致，生动活泼，趣味盎然。从外在情状来说，音容笑貌，纤毫毕现。内里的关节实质思想情况心理动机，一概不写。一概不写却又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只把眼睛盯在情节的发展上，所有这些音容笑貌，似乎充满了内里的心理活动与人物关系的蛛丝马迹，相当微妙。中国传统小说从无大段心理描写。《红楼梦》中也无多少大段心理描写，但读《红楼梦》处处可以看到感到人物的重重心理活动的迹象，以至掩卷后感到《红楼梦》颇不乏心理描写。这大概可以叫作心理迹象描写，心理迹象小说吧？不是有时比一切都说穿说透的心理小说更心理，叫作“无限心理迹象中”吗？
不平衡的“奇缘”
宝玉衔玉而生，已经够离奇也够糊涂的了。玉上写着两行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这两行字写得俗气，低于曹雪芹水平。偏偏薛宝钗有一个金锁，“癞头和尚”送的两行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同样没水平的两行字或者可说是“癞头和尚”水平的两行字。偏偏这两行与那两行成对成双，这也是“奇缘”！宝玉立刻天真无邪地说：“这八个字倒和我的是一对儿。”宝钗则回避保密珍重天机，明知是奇缘而不露，嗔着莺儿“不去倒茶”，转移了话题。宝钗俨然长姐风度，笑宝玉说：“又混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接着是宝玉闻到了宝钗身上的香气，要尝尝“冷香丸”。是不是吃药也需要奇缘呢？
在《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枉凝眉》中，悲叹宝玉与黛玉“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木石前盟，诚奇缘也，《枉凝眉》悲歌一曲，成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插曲中最感人的一支。但《枉凝眉》所提出的关于两个“若说”的问题，却至今无人能够回答。
第五回太虚境翻过，第八回回目是：“贾宝玉奇缘识金锁……”又是奇缘！金配玉，“不离不弃”配“莫失莫忘”，“芳龄永继”配“仙寿恒昌”，真配了个天造地就！这一回该唱什么曲子了呢？若说没奇缘，偏偏成对成双，若说有奇缘，偏偏无情无爱！
奇缘是什么？是一种奇妙的机会、机遇、可能性，而这种机会机遇可能性是非人为地产生的，是命定的与先验的。木石前盟，绛珠仙草还泪与神瑛侍者，这是前生就已经定下的。这当然是奇缘。所以宝玉与黛玉一相见便撞击出灵魂火花，一见便似曾相识，一见宝玉就发起狂来摔玉砸玉而黛玉也便伤感起来。宝玉与黛玉的奇缘是天生的，非理性的，无法解释的，原始原发原生的。连黛玉袖子里发出的香气也是原生的，自有的。
宝玉与宝钗也是奇缘。这奇缘则是比较合乎逻辑的，能够推理解释的。玉石与金锁从质地到形状，特别是上面的文字，恰恰成对成双，了无疑惑。可以说这种奇缘是文化的，符号的，工艺的，后天的。连宝钗身上的香味也是来自千奇百怪千凑万巧制出来的“冷香丸”上的，是后天的，身外的。
但宝玉与黛玉的缘也有不般配之处，盖宝玉有玉而黛玉无玉，同是“玉”而一有玉一无玉，此宝玉一见黛玉无玉便痛不欲生者也。宝玉与宝钗的缘也有不般配处，宝玉的玉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先天的，宝钗的锁则是根据“癞头和尚”的指示做的，后天的。好一个癞头和尚！同是“宝”而一天宝一人宝，也是不平衡的。
缘本身就不平衡，不完备，缘与缘之间更不平衡。就选择的窘迫来说，人生的奇缘实在是太少了！有多少“宝哥哥”终其一生也没找到“林妹妹”，有多少“林妹妹”，终其一生也没找到“宝哥哥”！就选择的困惑来说，人生的奇缘何其多也乱也。此亦一缘，彼亦一缘，缘与缘不平衡，不但不平衡，简直是悖谬已极！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是互不相容的。命运是互不相容的。都是命，而命与命是打架的。命运也是悖谬的。生活在悖谬的命运与悖谬的缘分之中，人生怎么能够不痛苦呢？原发的缘分与后天的缘分不一致，娘肚子与和尚不一致，前生的公案与此生的遭际不一致，灵魂与符号不一致，人性与文化不一致，人应该怎么自处呢？
如此说来，命运也是多元的了，真是欲百依百顺地听命于命运亦不可得！缘分也是多向的了，真是欲无条件地接受缘分亦不可能！这中间有什么道理吗？玉的出现或不出现有道理吗？金锁的出现有道理吗？没有道理。无理之理是谓理。命与缘就是如此。所以才称作“命”、称作“缘”，而不称作“道理”或“规律”。所以“风流总成冤孽”，所以风月有债难酬，没有还得清的感情，没有还得清的轻松。作者有意为之，作者明知命与缘是说不清道不明理不顺的，作者明知道说不清道不明理不顺的命运与缘分主宰着人，比人的意志、情感、愿望与力量强大百倍千倍！宝玉黛玉，同玉而异宝黛。宝钗宝玉，同宝而异玉钗。这难道不是有意为之吗？无意得之吗？这样说来，曹雪芹写《红楼梦》，吾人读《红楼梦》，不也是奇缘吗？理解上不也常是悖谬与分裂吗？不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理不顺吗？
情如此，风月如此，别的又如何呢？所谓“四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又如何呢？
李嬷嬷论
在贾府的老嬷嬷中，奶过宝玉的李嬷嬷的形象相当可厌。这当然与作者描写中的鲜明的倾向性有关。先是在薛姨妈处限制宝玉喝酒，连薛姨妈都要求情，并以“有我呢”来阻挡李嬷嬷的干涉。二次她又来干涉，偏偏提出“你可仔细今儿老爷在家，提防着问你的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宝玉怕谁打谁的旗；果然，“混世魔王”式的宝玉一听此言也只有“慢慢的放下酒，垂了头”。幸亏有黛玉以“比刀子还利害”的语言，以薛姨妈为大旗反击了一下子，才达到了“不理那老货”的目的。
往下看李嬷嬷更讨嫌，带几分“老不死的”劲儿。此人不但嘴馋，而且嘴碎。一会儿吃了宝玉留给晴雯的豆腐皮包子。一会儿喝了宝玉给自己留的枫露茶，气得宝二爷把茶杯摔了个粉碎，而且从根本上提出“他是你哪一门子的奶奶”这样一个置李嬷嬷于死地的问题。到后面第十九回，李嬷嬷又闹起来了，看到宝玉给袭人留的奶酪，便问：“这盖碗里是酪，怎么不送给我吃？”问得好，完全是老年人的孩子气的特权贪欲狂。“说毕，拿起就吃。”及听人说是留给袭人的以后，又气又愧，大骂一顿宝玉并联系到袭人。然后第二十回，李嬷嬷拄着拐杖大骂袭人“小娼妇”“狐媚子”“拉出去配小子”，乃至直接批宝玉：“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扔在一边……”而且“一面说一面哭”起来。
如此讨厌的“老货”，却无人敢申斥她。黛玉宝钗何等人物，过来也只能解劝，还要听嬷嬷诉委屈。凤姐见到此情，也只能笑道：“妈妈别生气……”，然后用一种模糊数学穷对付的方法把李嬷嬷“脚不沾地”地牵走了。
少年时代读《红楼梦》，看到这里常常不解，一个老嬷嬷，奶妈也是“下人”，怎么会这样老虎屁股摸不得，横扫宝玉的由袭人等众亲爱丫环组成的御林娘子军？怎么连凤姐也不敢得罪他？同是老太婆，包括因得到邢、王夫人的授权授命而气宇轩昂的“王善保家的”，因在探春面前稍有放肆便挨了一个嘴巴，而且仅仅探春的一个丫头待书就把她批了个体无完肤，打得她威风扫地，为什么李嬷嬷就这样厉害？就因为李做过奶娘，而王没做过奶娘么？
细想个中道理，似乎也有一点学问。第一，李嬷嬷有过硬的老本可吃，宝玉是吃她的奶长大的。而中国人是讲敬老，讲孝道，注意历史功勋的。本人的居功自傲意识也很明确，她说：“我的血变了奶，吃的这么大；如今我吃他碗牛奶，他就生气了？我偏吃了，看他怎么着！”第二，乳娘乳娘，一半是奴，一半是主是娘。半奴半主，甚至比纯主子的气焰更盛，尤其在袭人等一班丫环面前，她比主子还威风。第三，她虽又贪吃又唠叨，但她的言论还是以维护道统的面貌来出现的。第一不准宝玉吃酒。第二提醒宝玉莫忘父亲贾政的严格督导，拉起贾政这面完美正派的大旗，有了一身正气。第三严厉批判袭人等是“忘了本的小娼妇”“装狐媚子哄宝玉”“妖精似的哄人”……客观上主观上都明确地向宝玉敲响了警惕少女女色的警钟，防淫反淫的警钟，万恶淫为首的警钟。中国的老爷少爷并非不好女色，所以宝玉才由一大群丫环侍候，而不是由一大堆老少爷们儿侍候。如果防淫防得彻底，本应该从小使宝玉无有与异性耳鬓厮磨的机会才是。例如笔者访问一些中东国家时，就见到在某些酒店宾馆中，服务员都是大胡须的男性而绝无小姐丫头的，实在是好办法！当然，如果大量用内室的男仆而又不能像皇帝佬儿那样把男仆们全骗成太监，老爷少爷们的戴绿巾的危险恐近百分之百。在这种两难选择的条件下，老爷少爷们选择了侍女而不是仆男。选择了侍女是可以的，有“淫”的行为也是可以的，但对“淫”与“淫”的对象思想情感舆论上绝对不能姑息怜悯，更不能纵容抬举，因此由李嬷嬷这样的也曾经年少过而如今早已失去了女性的一切“狐媚”的老嬷嬷来先发制人、高屋建瓴、借题发挥地侮损贬低袭人之流，实际上是符合维护传统文化、维护家庭中主仆男女的健康秩序的需要的。总之，李嬷嬷虽有小缺点，大方向还是要得的。否则，虽有过硬的老本，焦大犯上，还是被灌了马粪。从李嬷嬷身上，同时让我们对宝玉在贾府的实际地位产生了疑惑。不论贾母、王夫人、王熙凤、众姐妹、众奴仆，都是宠着宝玉以宝玉为中心围着宝玉团团转的，但宝玉仍然是脆弱的，他的种种行状与理论是狗肉包子上不得台盘的，虽然在家庭层面上他是无比地优越，然而在社会国家层面上，在正统舆论层面上，在封建大道理面前，他是不足为训不堪一批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李嬷嬷地位虽低却占了大道理，这就是宝玉也奈何她不得而她却悲愤交加、所向无敌的原因。
关于“茗烟闹书房”
茗烟闹书房也是一件小事，对于主线（不论是爱情主线说还是阶级斗争主线说）可有可无。但写得特别生动有趣，活灵活现，疏密得当，场面乱而写得清楚明白，使读者有“洞察之乐”。过去每逢读到宝玉的几个小厮扫红、锄药、墨雨一齐乱嚷：“小妇养的，动了兵器了”，便觉得闻其声而观其闹，十分地热闹开心。这一段读起来也相当轻松，可能是《红楼梦》中最轻松的章回之一。其他章回，生生死死，爱爱仇仇，善善恶恶，昏昏昭昭，即使表面的轻松愉快——如写宝玉给黛玉讲耗子的故事，写年轻人们一起取笑打闹吃酒猜谜行令——也掩不住一种不祥感、惶恐感，哗啦啦大厦将倾的破灭感。
故而也可以说这一回是“闲笔”。即使短的小说中也会有一两处闲笔，闲笔不是废笔，闲笔可添趣味，可调节奏，可增侧面，可扩空间。有闲笔才说明了作家的胸有成竹，驾驭得当。
至少在这一回中，宝玉秦钟金荣贾瑞贾蔷贾蓝贾菌香怜玉爱茗烟扫红锄药墨雨，基本上是一个水平一个层面一个鸟样，并无高低贵贱之别。贾代儒老先生一走，这里成了无政府安那其，出现了短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痛快局面。贾代儒留的作业只是一句七言对联，功课已压不住了。（这是一个反证：功课的压力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秦钟和香怜挤眉弄眼，二人假出小恭……”已没了王法。金荣一口咬定这二人“在后院里亲嘴摸屁股……”，最后大打出手，言论行动都已大有突破。宝玉“一味的随心所欲”，向秦钟说：“咱们两个人……不必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实现了无辈分的平等。茗烟本应叫金荣为“金相公”的，“得了这信，又有贾蔷助着”，便大呼：“姓金的，你什么东西”，直到隔窗揭底，说金荣“他是东府璜大奶奶的侄儿，什么硬仗腰子的，也来吓我们！”公然对主仆界限表示藐视，平等意识与民主意识大增。李贵一面称呼贾瑞为“你老人家”，一面对贾瑞深刻指责，硬把一切责任扣到贾瑞身上。就连宝玉，仗势欺人地高呼“我去回太爷去！”“我必要回去的！”（这里的“回”作汇报、禀报解），也终于被李贵止住了，除此时此地之外，还有这等平等的事态出现过吗？至于博爱，薛蟠、宝玉、秦钟、金荣、香怜、玉爱、贾瑞……都是见一个爱一个的货，其爱焉为不博？因爱生妒，因妒生斗，看起来这场乱子还是因狭隘的爱而生呢。
乱子的起因在于薛蟠“不来应卯”从而留下的真空。在于因此产生的宝玉的新权威的未经确认，也就是说，宝玉与其密友老侄秦钟尚不能服众。这样，“东风吹，战鼓擂”，这所义学里的孩子便当真“谁也不怕谁”起来了。
乱子真正闹起来的关键人物是贾蔷。“他既和贾蓉最好，今见有人欺负秦钟，如何肯依？”但又不愿挺身出头，怕与薛蟠伤了和气，于是要“用计制服”“又止息了口声，又不伤脸面”。他的“计”便是挑动起茗烟来闹。而自己呢，“跺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儿说：‘正时候了’”，溜之大吉了。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人物，好斗，有倾向，躲在背后，假他人之手闹一气，而自己远远避开。其中跺跺靴子、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儿连用三组叠字动词，最为传神。小小年纪，如此心计，如此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做假，不但不“居功”，连围观看热闹也不曾，不能不令读者赞一声“厉害”，倒抽一口冷气！
贾蓝贾菌合写，二人性格不同，贾蓝主张不介入，劝贾菌“不与咱们相干”，贾菌却跃跃欲试，抱起书箧子来向金荣那边扔去，却扔到了宝玉秦钟案上，把宝玉的一碗茶砸得碗碎茶流——有斗志却无斗力与斗争经验的人的介入，只能使一场乱子的阵线更加混乱，只能帮倒忙，只能使温度更加升高，气氛更加白热。“众顽童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也有胆小藏过一边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乱笑、喝着声儿叫打的……”这种概括性的群像描写十分耐人寻味。打太平拳也好，乱笑叫打也好，都是非功利的加温和声援，你打，他取乐，却没有上前解劝的！
幸有大仆人李贵，相当干练地平息了这一场大闹。由仆人来平息处理主人的纠纷，颇别致。李贵的处理原则是：一、基于权势地位身份，宝玉秦钟只能胜不能败，金荣只能败只能磕头道歉。斗了半天，“势”在那儿呢，“势”不是靠金荣贾瑞能斗出什么变化来的，最后，对这个势不忿的人只能向这个势再次确认。二、适当降格，不同意“回”这“回”那，而是就地解决，把责任扣到贾瑞身上，数落贾瑞几句为宝玉秦钟出气，也是大事化小的意思。三、抑制激进勇敢分子，喝斥茗烟“偏这小狗攮知道”“仔细回去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后回老爷、太太，就说宝哥儿全是你调唆的！”表面上是喝斥茗烟，实际上也收到了为宝玉降温的实效，盖此事上宝玉并无光彩也。李贵的这套处理乱子的经验，也是有道理的。
贾代儒不在，贾瑞代理。贾瑞向着金荣，“以公报私”，拿着香怜作法，着实抢白了几句，如果就此为止，金荣贾瑞就大获全胜了。偏偏小胜冲昏头脑，金荣“越发得意”“摇头咂嘴”“许多闲话”，触怒贾蔷，闹出一番风波。及至李贵出来，贾瑞也只好让步，他的“势”哪里是宝玉的对手？真是欲沾便宜不得，反蚀了本。
金荣回家向母亲胡氏吭吭唧唧，立即受到母亲责备，而且胡氏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么？况且人家学里，茶饭都是现成的……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你不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子……”这就明确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非曲直，而在于利害。
封建社会是一个尊卑长幼十分有秩序的系统。这个系统又与血缘关系、辈分关系紧密结合。寒酸如胡氏与金荣者，因为金荣的姑姑是璜大奶奶，便也处于一种从这个系统中分享一些菲薄利益的地位，即沾光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底层的、外围的、无权无势的，受欺侮的或被损害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会看眼色会行事，常去请安奉承，能注意不休止地去向凤姐尤氏等家族内的权贵人物致敬效忠，那就完全有可能分享到一点残渣剩饭，使自己成为这个系统的既得利益者，金寡妇如此，刘姥姥也是如此，乃至李贵茗烟袭人平儿也是如此。既是得益者，最终就必然成为维护者。只有维护，才能得益，因为得益，必须维护。维护得益之中，偶有不平之气不忿之心，如璜大奶奶即金寡妇的小姑子听到侄儿金荣受辱，怒从心起，骂了回秦钟小杂种，捎扯上宝玉，而且提出秦钟是贾门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颇有为金荣争取与秦钟的平等权利的胆识。“等我到东府里瞧瞧我们珍大奶奶……叫他评评理！”进一步颇有论战——评理——的信心和勇气了。
璜大奶奶的表演十分可笑，豪勇而去，不战而败，尤氏几句话吓得她把一番盛气丢到了“爪洼国”，待贾珍赏她午饭，她忽然明白“贾珍尤氏又待的甚好”，更转怒为喜了。由怒而吓得不敢怒，由吓得不敢怒而衷心感恩知足维护喜悦，这就是封建小人物造反反抗的三部曲。这三部曲是必然的。考虑利益就必须维护系统，维护系统就必须确认自己的卑微，打消任何不平不忿的念头。憋着一口气想去评理，考虑到利害关系不能不膜拜上层人物的权势，叫做气与理必须服从势与利。在势上进行以卵击石的挑战，又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张先生与秦可卿
张先生看病一节平平。张先生是一般化类型化职业化地写的。功力如曹雪芹，写那么多人物，也不可能个个富有什么“鲜明的个性”。但张先生的职业特点仍有认识价值。通过此一节流露出来的一些观念习俗也还有点内容。首先，在医艺上，人们尊敬业余的却不尊敬专业的。张先生诊病处方后，受到贾珍贾蓉尤氏及可卿“贴身服侍的婆子”等一干人的称赞，此时，贾珍笑道：“他原不是那等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初时，介绍此人时，贾珍说此人“学问最渊博，更兼医理极精，且能断人的生死……”。这都反映了一种轻视技艺，更加轻视以技艺为职业为谋生手段的观点。技艺不算学问，单纯的技艺没有价值，学问兼技艺才有价值。什么是学问呢？大概是指治国平天下的大道，阴阳周易的混沌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中国自古是重大道而轻小术即轻技艺的。包括琴棋书画之类，兼通是风雅，专门干这个就会身份很低。票戏的人可能出自名门望族，唱戏的人却只是戏子。不知道这种观念可与奥林匹克的业余原则之间有点什么共同之处没有。
其次医生不听病人家属的“主诉”，而是靠诊断脉象来显示自己的高明。所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脉，再请教病源为是……看了脉息，看小弟说得是与不是……”这种“考医生”的办法，与其说是在看病，不如说是在看相。这样，医生的本领就在于察颜观色，分析概括，估计揣摸，治不治病首先要说病，要说个八九不离十。这位张先生给秦可卿看病，脉象分析得头头是道，不但外行听了服气，内行听了也无懈可击。张先生对症候的估摸也很了不起，贴身服侍的婆子赞道：“真正先生说得如神，倒不用我们说了……”。对于治疗和预后，张先生则十分慎重，不做保证，不做肯定全称判断，只讲可能性，讲不止一种的可能性。所谓：“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医也要讲缘，也就不必负什么责任。加上张先生十分谦虚，叫作“晚生粗鄙下士”“毫无实学，倍增汗颜”，就更留有了足够的余地。头头是道的分析，明明显显的症候，模模糊糊的治疗与预后，此行医之道乎？又何止行医焉！
本来是看病的，张先生却也对秦氏进行了心理咨询。张先生道：“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这就是说不但要治标，而且要治本，而治本的药方是——“难得糊涂”。
这里，关于秦可卿的性格，书中写得明明暗暗，令人捉摸不住。《红楼梦》一般相当客观地写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以描写的生动性与准确性取胜，或略加以诗词谜语判词散曲的象征暗示，便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唯独秦可卿，正册上最后一名，“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重要地位摆得显著，却绝少客观描写，而尽是通过作者与书中其他人物之口讲述（不是描写）其个性。第五回秦氏出现，宝玉在她房中睡中觉，作者说她“生得袅娜纤巧，行事温柔和平”，此时她绝无病痛之兆。第八回谈到秦钟，作者介绍其身世并谈到其姐：“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秦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风流也，瓜葛也，与温柔和平不甚对得上号，作者在讲述秦氏性格方面似乎向前走了一步，但仍是只有概念划分，没有具体内容，没有现实主义赖以支持的细节。第十回璜大奶奶金氏找尤氏本欲告秦钟的状，才听尤氏说道：“他这些日子不知怎么了，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有来……又说并不是喜”，病了，第一次报告有病。张先生过来看后，却说：“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众位耽搁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如此这般，忽然成了老病号了，前后不甚衔接。尤氏对金氏说起秦氏：“那媳妇……可心细，不论听见什么话儿，都要忖量个三日五夜才算……”张先生则看病看出了秦可卿“心性高强”“聪明不过”“思虑太过”云云。这方面的三个“太过”一个心细，都是别人口中说出来的概念化的东西，也是没有细节。及至第十一回，凤姐带宝玉来看可卿，秦氏说：“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心一分也没有……我自想着，未必熬得过年去”，结果宝玉哭了，凤姐“眼圈红了”，几成诀别！这病发展得恁快！从多数红学家的已成定论的解释，秦氏与贾珍有染，乃悬梁自尽而死，自可说通许多疑团，诸如秦氏卧房的书画摆设，有关太虚幻境的故事，秦氏之死，都可以自圆其说。但有一条仍不明白，即秦氏死时凤姐梦见可卿，梦中秦氏不但讲了一回“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大道理，而且根据“荣时筹画下衰时的世业”的英明深远的战略眼光，做出两个具体指示，安排好祖茔和家塾，“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有虚有实，符合一个封建大家族的长远利益，符合一个封建大家族的正统观念。这样的道理这样的指示，包括贾政和焦大在内的维护正统派也是想不到的。这样的责任感与深谋远虑的话直应是贾家的创业元勋、老祖宗宁国公说出来才够份儿，怎么倒是邪恶美人、做事很不负责任也很不守道德的秦氏可卿托梦讲述的呢？这不是虎头安在了兔身上了吗？
总之，秦可卿这个人物很重要也很奇特，对她的表现描写也很不正规，颇有突兀之处，不接茬之处，难解之处。这个人物的塑造与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不但经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而且经过恩格斯论述的现实主义方法大相径庭。盖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小说这种“大众文学”样式（诗歌散文方是传统的“精英文学”），更富有游戏性，不像西洋的现实主义那样严肃、那样呆板、那样郑重。在中国传统小说里，回避隐讳，影射暗示，假托借代（如借秦氏之口讲一番大道理），谜语占卜，牵强附会，以及种种文字游戏、结构游戏、情节游戏（如晴雯死后变成芙蓉花神云云）的方法用起来得心应手，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自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轻灵潇洒。轻灵潇洒而不失其份量，不失其痛切沉重，把荒唐言与酸辛泪结合起来，虽荒唐而字字血泪，虽血泪而荒唐可玩，这样的写法有一种特殊的间离感。这种创作特点在戏曲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小说的随意性与规定性
随意性与规定性，这是相悖的两种美学观念。从严格的现实主义或唯美主义或浪漫主义来讲，文学正如戏剧表演，是有自己的“最高任务”的。或是最典型最准确最生动地表现现实，或是最大程度地追求美，或是最大限度地表现热情和激情，由于“主义”的不同，各有其一元化的最佳选择最佳标准。所以托尔斯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自己描写马斯洛娃的肖像的手稿，直到把肖像写到字字精当，添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不可更易的程度。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之死也是这样，时间、地点、氛围、心理过程、事件过程之细腻准确，像雕刻一样地分明和确定。非现实主义在规定性上就差一点，雨果在写作中经常表现出那种气势澎湃、大火怒潮一样的激情，俯拾皆是，推波助澜，极尽渲染铺张之能事。但最根本的情节枢纽，那种大善大恶，大悲大喜，大开大阖的地方，为了表现强烈的对比，强烈的人类情感，一切也是规定死了的，不可更易的。
曹雪芹与这些西洋大家有所不同。首先他不懂什么文艺学上的这主义那主义，他不囿于一种体系一种规则所提出的最高任务最高标准。他的选择其实是多向的多元的。从第一回已经说明，怀旧——“欲将已往赖天恩祖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解闷——“……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纪实——“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警世——“不但是洗旧翻新，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更去谋虚逐妄了”。这些都是作者声明了的。此外，作者未明确声明但实际给自己提供的任务中，似还有求全与炫己两项。求全即搞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所谓“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其实不仅这些，作者不放过机会细写园林、烹调、医药、戏曲、僧尼、巫祝、典制、礼数、服装、首饰、陈设、工艺、书画，以至红白喜事种种，不但求真求味求精而且求全。炫己则是既炫耀自己的才学知识包括杂学知识，又炫耀自己有而别人难有的封建上层生活经验体验。《红楼梦》的纪实性怀旧性与警世性是严肃的。《红楼梦》的假语村言花花哨哨的东西，它的游戏性炫耀性梦幻性又是随意的。一上来两个人物，一个叫贾雨村一个叫甄士隐，这两个人名就起得随意之至。晴雯被逐至死，写得十分悲惨，令人愤懑怜惜而洒泪。偏又小丫头胡诌，宝玉信以为真，“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一回，此回目就相当随意。真实的描写转为陈腐的骈体，虽有“鸠鸩恶其高……葹妒其臭……”这样的激愤之语，整个来说，却是哀而不伤，将无法排解的悲哀纳入有章可循的俗套，把情感的宣泄变为语言文字的推敲，情感反而受到了节制。果然，黛玉听到后问起，宝玉说：“原不过是我一时的玩意儿……”接着二人讨论起文字润色来了。这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的写法是何等地不同啊！
秦可卿的描写亦是如此，作者似乎在与读者捉迷藏。秦之美丽迷人，呼之欲出。秦之病之死，则似“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秦之聪明要强，全靠敲响边鼓——吓回了金氏璜大奶奶。秦之风流淫荡，欲说还休，请君自己回味。秦托梦给王熙凤，更想假秦之口以说作者要说的话。说这完全是随意笔墨，也不尽然。盖秦氏是金陵十二钗中第一个走向黄泉路的人，她的死不仅有具体性也有抽象性，她的死本身就意味着“登高跌重”“树倒猢孙散”的开始。而且，一经辞世，便入仙境（仙境也是幻境），自可说一些比常人高明远见的话。其次，秦氏甚美貌，而曹雪芹恰如贾宝玉，是崇尚美的，为之隐恶扬善，乃至通过托梦给她增加一圈光环，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故而脂砚斋因托梦一节秦氏“其言其意令人感服”，而命“芹溪赦之”，略去了关于秦氏乱伦“淫丧天香楼”的太露的描写。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可以写得这样自由、随意，得心应手。可能是由于小说在古代中国难登大雅之堂，其主要目的是娱乐大众，没有哪个中国古代小说家摆出一副“忧国忧民”“一字千钧”“人类的良心”“思想家”的阵仗。这种“玩文学”的小说传统正与诗文的“兴、观、群、怨”与“文以载道”的传统一样久远。可能是由于老庄禅宗等思潮的影响，齐善恶，同悲喜，色即是空，鼓盆而歌，神游于六合之外——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用诡辩与佯狂为自己缔造了一个打不倒夺不走的精神王国，豁达而又悲凉地干脆把人生看成一场大梦，一个玩笑，叫做玩世不恭。可能这本身也是一种阿Q主义，一种掩耳盗铃，明明很悲惨，却是满脸的嘻笑，明明很愤怒，却又略去一切刺激而声称自己与秦可卿一样地温柔和平。可能也与中国人的一种朴素的宿命论有关，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黛玉要死宝玉要当和尚，想让它不发生亦不可能，都是有定数的，何悲喜之有？
从文化心态上说，当今有识之士可能对这种随意性更愿意批判之否定之扬弃之。从“小说学”的角度却很难将这种更多游戏性的小说观与洋大师们的小说观分出个高下。这种自由心态的小说，多元价值取向的小说，不戴悲壮严肃的面具的小说完全可以写得更好，如《红楼梦》。而从一个高层面来看，游戏中自有真情真知真意味，游戏中更有一种“翻过筋斗”以后“看破红尘”以后的智慧与超拔。其实，游戏与崇高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精神境界十分崇高的人未必一定厌弃游戏。如果从一味追求崇高的标准来衡量，“样板戏”确实达到了顶峰，但整个样板戏的故事，不也是一场游戏吗？
王熙凤的弄权及其他
可卿死了，尤氏犯病，贾珍便请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叫作智力引进。偏偏王熙凤喜欢揽事，喜欢逞强，“脸酸心硬”，有几分铁腕，便当真管起事来，而且看到自己“威重令行”，十分得意。掌权本来是办事的手段，如凤姐此次协理，本意是为了管好秦可卿的丧事，离开办事，掌权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掌权本身又会带来许多乐趣，逞强的乐趣，耍威风的乐趣，斗智斗力的乐趣等等，于是，手段变成了目的，为掌权而掌权也是可能的与富有吸引力与刺激性的了。乐趣云云，有几分游戏性。看来，正是游戏性使得手段变成了目的，使手段变成了一种享受、一种自我的愉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没有的”，伯恩施坦的理论不知是不是可以算做一种为运动而运动，为“革命”而“革命”的理论。这里，为某某而某某的命题的基本模式，应该是“为艺术而艺术”。作为一种文艺理论，为艺术而艺术似乎是一种诡辩。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与人生现象，为艺术而艺术的状态多着呢！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艺术的异化。正像为掌权而掌权、为弄权而弄权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而为花言巧语而花言巧语，为技巧而技巧实际上是语言与技巧的异化。从掌权到弄权，很可能就是一个从为人生（人死）而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的过程。“云破月来花弄影”，王国维最欣赏的是一“弄”字，叫做“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正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全出境界。什么是弄，弄是做了什么的意思，是to
do
something，但“弄”往往是一种无目的的做。弄坏了和破坏了不同，弄好了也和修好了搞好了做好了不同，因为缺少自觉的目的与步骤。弄权不是掌权不是争权甚至谈不上什么直接显明的“以权谋私”，而更多地是为艺术而艺术，用对权的得心应手的使用与发挥来愉悦自己。王熙凤弄权铁槛寺，其实她管的那事与她并无利害关系，包括对报答的银两她也并不在乎，她对老尼这样说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真实，因为她弄权的主要动机确实不在于索贿受贿，她确实在当时不会对“贿”的那几个钱十分看在眼里。但老尼一将军，叫作：“如今不管……倒像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似的”击中了穴位。果然凤姐“发了兴头”，甚至说出“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极重极重的类似“誓师”的语言来。弄也玩也闹也，亦大矣！
一经协理，王熙凤立即概括出“宁府中风俗”的诸多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诿，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总结得真叫好！头一件主要是编制问题、户口问题、大官中即府中公共财物的爱惜问题。二件是分工责任问题、检查监督问题、日常管理问题。三件既是财政制度与管理问题，也是风气、腐败、人员素质问题。四件是工作的组织指挥与奖惩待遇等问题，五件是人事管理问题，是创造公平竞争机会与建立约束制衡机制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又都反映了：一、家长体制，二、人浮于事、人员偏多，三、人治而不是法治，缺少制度上的制约与激发，四、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尊卑有序、利益相关的大集体、整体，实际上各颐各的私利，各由着各的性儿，没有人真正对集体整体负责。五、凤姐的能干掌权弄权，正是贾敬修道炼丹、贾赦苟且糜烂、贾政迂呆自重，包括贾珍贾琏宝玉一辈人中没一个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人物的结果。怎能不令人为其瓦解没落而叹息呢！
贾宝玉也是“窝里横”吗？
秦可卿丧事排场，炫人耳目，读后令人惊叹！竟有这等风光的丧事！背后的种种事自然不堪入目，为丧礼的风光为贾蓉捐个前程，凤姐乘机伸手弄权等等，令人不喜。
出殡中贾宝玉路谒北静王一节，通过作者与贾宝玉的眼睛极写北静王祖先功高、本人秀美谦和，又威风又体面又富绅士风度，居高临下地接见宝玉，而宝玉素闻贤德，每思相会，闻召自是喜欢，见北静王后谈吐得体，答问有礼，也是一副高攀邀宠至少是愿讨好的样子。说宝玉顽劣古怪也好，狂痴不肖也好，富有叛逆精神也好，看来也只是“窝里横”！无非是倚仗着娇纵的地位与贾母的庇护，造造贾政的反罢了！一见北静王，宝玉的腿也软了人也规矩了，接到北静王赏赐的礼物：“圣上所赐藿苓香念珠一串”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当黛玉奔父丧回来后“将北静王所赠藿苓香串珍重取出来，转送黛玉”。还是黛玉是真高洁，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掷还不取”“宝玉只得收回”。
秦钟之死
秦可卿死后不久，其弟秦钟呜呼哀哉。本书写秦钟之死，发昏三次、易箦多时、魂魄离身，见许多鬼判来捉他，而他念着家中、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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