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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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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时代精神能够造就一代的史家，一代史家的著述也总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魅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真、细心地研读今天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为里面的知识学问，也为我们所处的当下确立坐标，为未来寻找方向。——《东方历史评论03：历史新声——中国杰出青年历史学人》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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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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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选取了十五位中国杰出青年历史学人，希望从他们的访谈和代表作里找寻这个时代的“志气”。如果说民国时代的历史学者面对的挑战，是让史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近代的历史学，那么我们今天的挑战则是摆脱阶级和革命史观的叙事，创造一个更新的，同时也还原一个曾经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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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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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就职于《生活》与《商业周刊》，也是FT中文网与《亚洲周刊》的专栏作家，他还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已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醒来》、《极权的诱惑》、《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时代的稻草人》等。绿茶：本名方绪晓，曾任人民网读书频道主编、《新京报书评周刊》统筹编辑、《文史参考》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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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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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历史新声
陈远 ：做学问是为解答自己的疑惑 采访：方可成
院系调整中的燕京大学 撰文：陈远
沈巍：幽暗的史学 采访：肖海生
戏梦台北：新编京剧中的政治隐喻 撰文：沈巍
崇明：回到近代自由主义传统 采访：杨潇、戴潍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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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重识历史经验的价值 采访：肖海生
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 撰文：冯筱才
付海晏：影射史学或集体的写作均不可取 采访：彭剑
安世霖的悲剧 ：1946年白云观火烧案研究 撰文：付海晏
姜鹏：历史学者做通俗化工作从未间断 采访：方可成
一个曹操，各自表述 撰文：姜鹏
李里峰：如果历史无用，则一切皆可曰无用 采访：方曌
土改中的工作队 撰文：李里峰
梁志：寻根溯源，清算冷战的遗产 采访：邓志新?
在反共、稳定和民主间权衡 撰文：梁志
马建标：在同情之理解中研究历史 采访：方曌
不朽的家国梦：五四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 撰文：马建标
唐小兵：重新认识知识人传统的历史谱系 采访：绿茶
重访中国革命 ：以德性为视角 撰文：唐小兵
肖清和：儒家基督徒身份认同下的两头蛇 采访：戴潍娜、杨潇
耶稣形象：明末清初西学东传的典型案例 撰文：肖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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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情怀既立，观念自在其中 采访：肖海生
滇缅公路的修筑 撰文：丁三
张宏杰：中国史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采访：张天潘
一个绅士家族的经济成长：以湘乡曾氏为例 撰文：张宏杰?
朱浒：在衰变的年代里 采访：戴潍娜、杨潇
整体性话语与地方性实践 撰文：朱浒
百年中国，薪火六代 撰文：谢志浩
二战一代的历史学家 撰文：威廉·帕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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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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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新声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繁体的标题，里面是竖排的小字，有一种魏晋碑帖的味道，还有一种面对破碎山河时的顽强和信心，“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但是全书一点没有强词夺理的戾气，对于所述主旨，莫不从容不迫，一一列举理由，而且也时而看得见作者的顽皮，“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那是1939年，钱穆先生四十岁出头，以研究先秦诸子成名的他，依照之前在各个大学任教时的笔记，写就了这本《国史大纲》。当时同在岩泉禅寺任教的更加年轻的张荫麟，以更流畅粹美的文笔开始写作他的《中国史纲》。在那本书的自序里，张荫麟直接宣称，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有机会，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他说过去十年里我们发现的新史料，运用的新方法，已经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而且将来的史学，一定是“万果垒垒”的。
他们当然有理由如此自信：梁启超、傅斯年、顾颉刚和胡适已经把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之路踏平了，剩下的就只有更年轻一辈在新学的广阔天地里面开拓；他们的师友中，也有王国维、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和陈垣这些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抱有同情的学人；他们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的学府留学或是进行研究，张荫麟和另一位比他年龄稍长、名气却大得多的同辈学人，由治外交史而转向外交实务的蒋廷黻，都是留美归来。著有《清史大纲》的萧一山，三十岁上获得资助赴欧洲访学；最终，这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其各自专精的领域都有所成就，可是他们最出色也是最出名的作品，却往往是由讲课记录整理而来的通史，那里面有他们的雄心，你甚至从这些著作的名字就能感到这一点：除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那未能完成的《中国史纲》，还有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就连以断代考据擅场的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俞大维语）。他们代表了一个锐思驰骋而又元气磅礴的时代。
这也是个迷人的时代。你不会忘记钱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下的断语，张荫麟优游不迫的叙述节奏，还有那一代历史学人考据的严谨、论辩的节制。这些三十年代的历史学者的作品在今天被重新发现，其中的一些几乎可以在不加注解的情况下就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反映了他们结论的可靠，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可以当作艺术作品来欣赏，其中最好的那些则具有伟大的长篇小说的精神气质。在这些作品面前，翦伯赞和胡绳们实在太刻板也太激越了，有点像叛逆期的倔强，像不那么好的类型小说。
年轻的民国造就了这些尚是青年的历史学者。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用胡适的话说，连皇帝都可以不要了，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接踵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让当时一位对时局敏感的读书人感慨：“这一百年里头时势的变迁太速，学问总是追赶不上。”他很快要以自己对古史的考辨，引发史学界的大地震。这些新文化、新主义的兴起给以旧法治学的儒者带来压力，也促使他们调整自己对于经史关系的看法，拓展自身研究的范围。纵观民国的史家和史学，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里所说的“志气”。
如果说时代精神能够造就一代的史家，一代史家的著述也总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魅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真、细心地研读今天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为里面的知识学问，也为我们所处的当下确立坐标，为未来寻找方向。
我们在这里推出生于1970年之后的十五位青年历史学者，希望从他们的访谈和代表作里找寻这个时代的“志气”。如果说民国时代的历史学者面对的挑战，是让史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近代的历史学，那么我们今天的挑战则是摆脱阶级和革命史观的叙事，创造一个更新的，同时也还原一个曾经的历史学。
从与他们的对谈里我们感到希望：他们明白意识形态下的历史写作既有的局限，希望不仅从材料上，也从方法和思想上取得突破；他们努力吸收来自国外和前辈的新的视角和语汇，对于史学界和思想界的动态保持关注，也对自身提出了种种要求；在大众文化生产出的通俗历史写作的冲击下，他们也能够保持专业历史研究者客观、冷静的态度，容忍，有时参与到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传播的进程中去。毕竟，90年代以来的大学校园，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平等的治学环境；快速开放的中国，重新带给他们走出国门、和国外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在这里面，也有并不依赖学院体制，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努力写出优秀作品的学者，虽然大学的校门依然对他们紧闭，但是公共空间和媒体在过去二十年的快速成长，给了他们空间和阵地。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求真、求实的欲望：如果过去曾是被刻意扭曲、忽略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用无可辩驳的史料，用难以争辩的事实回击它。有了明确的对手，挑选何种武器就变得特别容易了。因为曾经的历史叙事是基于对于历史材料的选择、过滤，在主题先行的前提下挑选历史证据，在价值判断已定的情况下展开议论，那么现在的历史就应该是从对材料的全面审读出发，从事无巨细的检索、查找和整理开始，然后基于这些工作得出所谓“客观”的结论和判断。毋庸讳言，现行的学术出版体制也偏好事实性强的叙述，而对思想和价值判断有所保留。在这些背景下，对于新的历史资料的发现，对于写作所谓“信史”的执著，成为了大多数历史学者的偏好。
不过，求真的强烈欲望也可能使人掉入片面真相的陷阱。档案资料有几个层次的真实：最简单的是通过档案了解到之前鲜为人知或被故意遮蔽的事实；然后，我们可以了解创造这份档案的人的心智和情感，从而对这些具体的人和创建这些材料的具体制度有了认识；最后，我们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有可能逐步进入当事人的心境，建立一种古今的连续感，把档案看作是一种活的传统，对于过去有一种带着历史感的认同。不过，如果阅读这些档案的目的是重估和修正，恐怕就不得不站在外面，就第一个和第二个层面的真实思考和写作。在目的明确、单向的求真过程中，今天的这批青年历史学者似乎太急于放弃全景式叙述了，因而丧失了对于历史事件起源、细节、丰富性的陈述能力，也无法经常看到他们个人色彩浓烈的一家之言。
矫枉过正的毛病，在思想和文化发生快速和剧烈转变的时候都有，这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敏感者，也对此有所察觉。让人更加忧心的是，他们似乎对作为艺术的历史缺少基本的感觉。转变一种作为哲学的历史的最好办法，并非是用一种哲学来替换另一种哲学，用一种真实回击另一种真实，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刚从一口井里爬出来，就掉进旁边的一条沟里了；哲学的历史需要用艺术的历史来转化、瓦解、丰富进而重构。
缺少审美意识的历史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倘若接触到用整齐漂亮的小楷写下的案牍、书信的时候，这些历史素材吸引人的并非是内容，而是有些黑字穿透了那薄如蝉翼的纸面，留下汉字轮廓形状的那一个个空格，你要从上下文里猜出这到底曾经是什么字。所谓历史事实也无非如此，存留下的档案只能留给后世的人一个轮廓，一个语境，确切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也可能已经丧失了。那种认为细心解释一套保存完好的档案就可以重构历史的想法，是以剥夺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为代价的。
有时我们觉得，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和体制下的青年历史学者，是不是过分苛责了？毕竟，从他们身处的纵坐标来看，世界范围的历史写作也呈现过度专业化，偏重研究而忽视写作，为服从学术体例而放弃个人风格的现象。历史感的构建，也非一人一日之功，而是需要人文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以及博雅教育的普及。但是我们也害怕，如果他们误以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提升、一种手段的改变、一种求真的欲望就能产出好的作品，就能真正重塑我们的史观，就能够使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和国外汉学研究并驾齐驱的话，那么我们就失败了，他们也许也会对自己失望。此时此刻，他们需要被提醒：历史写作“万果垒垒”的时代并没有到来，作为历史学者，他们需要比做好研究、写出信史和摆脱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强大的信念—这样一种信念，可能来自身为学人的道德责任，可能来自回望过去带来的历史使命感，也可能是对于中华文化的坚定信心。简言之，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conviction
historian，而不仅仅是consensus historian。
这辑《东方历史评论》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它无非是中国当代史学的某一侧影，不过却也包含了我们重塑史观的宏愿，还有对于这个时代精神气质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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