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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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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历史中，中日韩三国有过三次冲突。一次是古代（公元663年）的白村江战争（又称“白江战斗”或“白江口战斗”）；一次是中世（公元1274年和1281年）元朝和高丽的日本远征（元军的侵日战争）；还有一次就是近世（公元1592—1598年）的壬辰倭乱。三场战争的基本构造特征，都是中国、朝鲜对日本的战争。其中壬辰倭乱起始于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而终极目标是征服大明。战争历时约七年。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对之后东亚世界的历史、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均施予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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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崔官（Choi
Gwan），出生于韩国咸平，韩国高丽大学毕业，东京大学大学院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学术博士。历任韩国高丽大学一般大学院副院长、高丽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韩国日本学会会长、人文韩国（HK）海外地域研究事业团长等。现担任韩国高丽大学日文系教授、东亚文化交涉学会会长、韩日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近世文学、韩日比较文化、东亚学。主要著述有《文禄?庆长之役（壬辰?丁酉倭乱）》、《日本与壬辰倭乱》等。
金锦善，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教学副院长。主要论作有《论日本北海道方言向普通话的变迁》、《论日本北海道内陆方言与标准语》、《汉字、汉语词汇对日语的影响》等。
魏大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主要译著有《芥川龙之介全集》（主编兼翻译）、林芙美子的长篇小说《放浪记》、评论集《村上春树1Q84纵横谈》（合译）、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学论著《菊与刀》、铃木贞美的学术论著《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日本人的生命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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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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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中韩日的冲突—壬辰倭乱
第一章 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壬辰倭乱
第一节 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
第二节 东亚的地壳变动
第三节 诸多外籍士兵组成的明朝军队
第二章 壬辰倭乱的展开
第一节 战争爆发之前
第二节 壬辰倭乱
第三节 丁酉再乱
第三章 壬辰倭乱的影响
第一节 相互间的印象根深蒂固
第二节 日本国内对壬辰倭乱的不同评价
第三节 《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
第四节 陶瓷战争、书籍战争、活字战争、俘虏战争
第五节 朝鲜性理学与江户幕府
第六节 朝鲜的关羽信仰
第二部 战争、记忆、想象力
第四章 壬辰倭乱在韩国的文学化
第一节 文学化的背景
第二节 实记文学
第三节 小说文学
第四节 诗歌文学
第五章 壬辰倭乱在日本的文学化
第一节 文学化的背景
第二节 与壬辰倭乱相关的短篇记录类
第三节 壬辰倭乱系列作品（朝鲜军记物）
第四节 近现代日本和壬辰倭乱
第六章 与壬辰倭乱相关文学的蔓延
第三部 英雄、反英雄—以晋州城攻防战为中心
第七章 壬辰倭乱的象征—晋州城攻防战
第一节 晋州城攻防战的起因
第二节 第一次晋州城攻防战
第三节 第二次晋州城攻防战
第四节 晋州城攻防战的特征
第八章 文艺作品中的英雄
第一节 朝鲜的忠臣—金晋州（金时敏）
第二节 近松门左卫门笔下的木曾判官
第三节 木曾官形象的转换
第四节 “日本的将军是三韩的狗”
第九章 朝鲜妓女与日本豪杰
第一节 义妓论介
第二节 豪杰毛谷村六助
第十章 郑成功与东亚—以近松的《国性爷合战》为中心
第一节 郑成功与日本
第二节 近松的《国性爷合战》
第三节 近松、和藤内与壬辰倭乱
第四节 从郑成功到和藤内
第四部 战争、国家、和平
第十一章 芥川龙之介笔下的壬辰倭乱
第一节 芥川龙之介和《壬辰录》
第二节 中岛敦的历史观点
第十二章 李舜臣将军在日本
第一节 木曾官和李舜臣
第二节 龟船的戏剧化
第三节 近代日本的李舜臣崇拜
第十三章 壬辰倭乱和国家意识
第一节 “忠”文学和“武”文学
第二节 民众和对外意识
第三节 壬辰倭乱与乌托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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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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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韩国高丽大学崔官教授的《壬辰倭乱：从历史到文学——丰臣吉秀的朝鲜侵略战争》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心中升起一种欣喜之情：这是早就该做的事情，现在做正是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空白。
西谚有云，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意思是讽刺那些不能正视经验直面历史的笨伯。也许从根性上看，我们人类不分民族均具有一种屡教难改的文化习性，即不论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还是不同部落、族群、种族、国家之间，我们习惯于从主观出发，轻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把自己希望如是的东西当成客观事实，而拒绝看到真实的情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习性中并不是只有真正善于学习的一面，而是同时也有趋于保守的倾向，往往过于自信，自以为是，喜欢用自己的尺度衡量他人，以自我中心的价值观来评判他人。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沟通和理解的困难与可能性，竟然成了康德哲学的主要论题之一，由此产生了无数哲人为之绞尽脑汁不懈奋斗的伟大形上学传统，从希望哲学到交往主体性理论，都在为解决这一困难而努力提出各种可能论证。历史上，在不同族群、种族、国家间，这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认识论或文化习性，相互间的误解或错判对方的结果，往往会引发惨烈的战争，民族、国家都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历史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进程，对后世的发展影响至深。这种痛苦的血的教训史上比比皆是。然而，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究竟接受了多少教训，我们进步了没有呢？看看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纠纷与冲突不断，就能明白，我们并不比古人聪明多少。真正能够直面历史并客观地看待对方，能够注意理解别人邻居的感受，尊重并理解别人邻居的不同想法不同习惯不同价值观，并不容易做到。且不要说千百年来的历史，就是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看到，有不少人不是至今不愿面对历史的真相，不从中吸取教训，仍然试图抹杀历史事实，毫不顾及别人邻居的感受，不打算承担应负的历史责任吗？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叙述和学术研究中。仅就16世纪末这场三国七年多的战争来说吧，不仅三方各自的历史记述不同，而且，三国当代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呈现了非常大的差异。十几年前，我在开始对这个历史课题做深入调查研究时，发现由于语言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习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三国学界关于这场战争史的研究结论与表述也极为不同。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发动了侵略朝鲜李氏王朝（目标指向明朝）的战争，历时七年多，直到1598年秀吉去世后战争才得以结束。关于这场战争的命名，明朝人称为“万历三大征”之“东征”之役；李氏朝鲜称为“壬辰倭乱”、“丁酉再乱”；日本人称之为“文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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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长之役”，或者民间称为“秀吉的朝鲜之役”，“征韩伟略”，等等。到现在为止，三个当事国的学界，仍然没有充分必要的交流，亦不能达成认识的统一，仍然各自习用自己的历史概念来命名。这个现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对这个发生在四百二十多年前的历史事件，要想做到各方立场的充分沟通和理解，形成共同的知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制约人们在认识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形成共同知识的困难，原因非常复杂。它不仅受制于语言、史料、研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往往能最本质地反映出我们人类的文化根性和道德困境。一句话，国与国之间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认知、评价、理解上的困难，有时恰恰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认识论问题，而首先或者说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和伦理问题，表现为在认识论背后的文化根性与道德勇气。
本书恰好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壬辰倭乱结束120年之后，申维翰作为朝鲜通信使被派到日本，《海游录》中记录了一段他与雨森芳州的对话。雨森芳州在长崎学过汉语，也曾在釜山的倭馆学习朝鲜语，他是当时一位罕见的既通汉语、又会朝鲜语的日本人。受他的老师木下顺庵推荐，雨森年轻时即在对马藩谋事。作为外交官，他也曾跟随朝鲜通信使到江户，陪伴申维翰旅行数月后，他们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雨森东（芳州）尝于江户客馆从容谓余曰：“吾有所怀，欲乘间言之。日本与贵国隔海为邻，信义相孚。敝邦人民皆知朝鲜国王与寡君敬礼通书，公私文簿间，必致崇极。而窃观贵国人所撰文集中语及敝邦者，必称倭贼蛮酋，丑蔑狼藉，有不忍言者（后略）”辞色甚不平，怒肠渐露。
余（申维翰）曰：“此自易知，顾贵国不谅耳。君所见我国文集，未知何人所著，然此皆壬辰乱后刊行之文也。平秀吉（豊臣秀吉）为我国通天之仇。宗社之耻辱，生灵之血肉，实万世所无之变。为我国臣民，谁不欲脔而食之。所以上荐绅，下厮隶，奴之贼之，语无顾藉。发于文章者，固当如此。至于今日，圣朝仁爱生民，关市（釜山东莱的倭馆）通货，且知日东（日本）山河，已无秀吉之遗类。故遣使修睦，国书相望，大小民庶咸仰德意，岂敢复提宿怨。”（本书37-8页）
实不相瞒，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禁哑然失笑，就我们与许多日本朋友交往的经历中，不是也会在许多场合遇见类似的情况吗？他们会对中国大陆影视、文学中的抗日题材以及艺术表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疑问与不理解。这种时候，我会善意地提醒说，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和身份，比如从受害国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问题，来体会一下邻居的感受？进一步，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认识”上的难题是普遍存在概莫能外的。我们在与不同的对象国打交道的时候，包括历史上与日本人和朝鲜人交往时，虽然不是处于某种战争状态，而处于比如说传统的朝贡体制下，作为和平使者的正常文化交往中，在彼此的学习、认识、理解中，难道就没有我们需要注意的必须避免的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吗？明、清两代与朝鲜王国如此友好亲密的外交关系中，“天朝”与周边朝贡体制下的小国的关系中，我们是否能敏感地体会到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作为文化宗主国的优越地位，会不会也让我们的先人们存在许多认识上的盲点而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体会不到邻居的感受呢？
当然，除了相互间认识的文化、道德因素之外，也确实还有许多其他历史条件的限制，影响我们彼此很好的沟通与理解。事实上，我们虽然是近邻，而且明、清两代与朝鲜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我们仍然并不真正有多了解对方，我们的认识仍受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我们相互间存在着客观上的“无知”和“误解”，会造成彼此之间的许多错判，而有时历史的车轮就是在这种误解下被引到了悲剧的岔道口。
崔官教授的著作一个重大贡献是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无知”状态，读这本书就如同恶补了日、韩三个世纪中文化传播史的基础知识。他对于这场战争整体的“历史过程”部分并未花太多的笔墨，因为这些基本史实恰好是三国学界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也是争议不大的部分。他浓墨重彩地直接进入了不同的历史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历史文学描述，进而描述了保留在韩日两国文献中对有关历史的不同叙述。必须说明，我并不是说“历史事实”部分的研究已经不重要了，这个部分虽然目前汉文史料为三国研究者所共见，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展开。2002年，我在韩国水原国史馆的资料库，看到了韩国学界编纂出版的相关史料与研究，真可谓是汗牛充栋，应有尽有。十年来由于担任了“壬辰之役汉文献研究”的重点课题，我已六次去韩国和朝鲜一次去日本做了大量调研。由于朝鲜半岛曾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及二战后的冷战结构等历史原因，当代韩国学界与日本学界的交往比中国要充分，他们对日本方面的史料与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也做得非常完备，能够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与研究成果。本书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之一，就是充分而深入地描述了韩、日两国历史上关于这场战争的种种事件，人物，传说，故事，母题，相互间的文化影响，一个文化符号如何在另一国的不同历史环境下变异，同时，产生了那些新的因素，影响了后人对此的想象与认知。相比较而言，中国方面，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此的研究明显不足。我们充分利用了汉文史料，包括《李朝实录》，日本方面的汉语文献，但对用韩文与日文记录的史料与研究成果，所知不多，甚至就以汉文记录的韩国史料而言，也没有充分地利用，韩国方面编辑的许多史料，并没有被我们的研究者所寓目。除了语言障碍外，还存在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相关历史研究与叙述，其局限性是可想而知的。崔官教授的这部著作，就弥补了中国研究方面的严重不足，让我们第一次看到在韩国和日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提供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风格。
崔官教授强调指出了这场三国间战争的国际意义。他分析了16世纪欧洲人东来的影响，在大航海时代西人东渐之始，包括火绳枪（“铁炮”）的出现如何促成了最后东亚的“地壳变动”。这影响先是从日本发生：日本大名织田信长用经过了改造的火绳枪部队击败了战国时代强大的武田军团，最终成为完成日本统一的力量。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个结果的促成者，由他直接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争不仅让明朝变得削弱，最终被满清灭亡，改朝换代，而且也使丰臣集团的统治崩溃，德川家康取而代之。一种新式火器就这样从西洋飘洋过海来到日本，在各种历史合力的影响下，撬动了东亚的地壳变动，形成了新的历史格局。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日本从朝鲜各地掠夺了大量的人口、书籍、活字印刷技术（朝鲜最先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朝鲜的儒学者和陶工，极大影响了日本近代的思想史和陶瓷工艺建筑技术，这则是战争中文化影响的一个例子。在世界史上，通过战争中的人与物的流通，改变和影响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情况，相当普遍。相应的，参加明军援朝部队的兵员中，则包括了“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这是明人的说法）的兵员，不仅明朝内部，连它的周边地区各国均有人员加入，虽然数量并不很多。这是一支真正的国际部队。指出这个发生于中日韩三国间的事件的国际性质非常重要，实际上这是从一个国际眼光来重新看待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本书的新鲜、有趣的地方在于书的后几部分。第一部有关战争史的叙述，大体上中国史料与研究水平与韩、日方面差不多。这不是本书的重点。本书侧重于战争的历史文化后果，特别是文化符号与文学形象在韩、日两国间的互动与交流，对于中国来说，这恰恰是过去研究中最为缺乏的部分，也是我们了解最少的部分，因而使本书的二、三、四、五部分的内容精彩纷呈，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举一个我感兴趣的例子。
司马辽太郎在他的历史小说中，曾描写了丰臣秀吉的一员猛将，也是侵朝战争中的先锋之一，“虎之助”（加藤清正），曾经受过藤原惺窝的教诲，让他读一读《论语》。事实上，藤原惺窝与朝鲜被俘学者姜沆的接触，直接促成了他从一个佛教学者转变成了日本儒学的重要开山。姜沆1567-1618与日本近代儒学创始人藤原惺窝1561-1619的相遇十分重要，可以说是日本近世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姜沆是朝鲜时代初期有名的学者姜希孟的第5代孙，师从成浑，深受朝鲜儒学代表人物李退溪、李栗谷影响，是一位开辟了儒学思想新境界的杰出学者。丁酉再乱时期，1597年9月在全罗道灵光前的海上，姜沆被藤堂高虎的水军所掳，从大洲移至京都后，为医师吉田意安撰写的《历代名医略传》写过前言，而吉田意安又将姜沆介绍给了藤原惺窝。那时，藤原惺窝正处于佛教思想向儒教思想转换的过渡期。藤原惺窝在姜沆的协助下,学习了朝鲜的科举制度与春秋释奠（阴历2月和
8月在文庙祭祀以孔子为首的四圣、十哲、七十二贤的仪式）等儒教礼仪。另一方面还抄写四书五经等所谓“姜沆汇抄十七种”。当时的大学者藤原惺窩已被德川家康任用授课，他的性理学思想由其弟子林罗山等继承。经藤原惺窩推荐，儒学家林罗山掌管了刚刚成立的江户幕府官学（关乎教育、文书、法令、外交等），并在性理学的基础上，树立了江户幕府的政治理念，为幕府官学奠定了基础。林罗山大量收藏、嗜读掠自朝鲜的朝鲜版书籍。姜沆1600年在藤原惺窩、吉田素庵等人的帮助下回到朝鲜，并留下了著名的日本扣留记《看羊录》。（50-51页）姜沆的《看羊录》详细记录了他在日本的生活细节，所接触的人物，与日本文人大量的唱和之作。最有意思的是，其中记录了他与藤原惺窝交往中的一个故事，藤原惺窝表现出了对丰臣秀吉政权的反对态度，甚至当面对他说，如果唐军（明军）能够进攻日本本土的话，他们愿意带路指引去攻打秀吉的战略阵地。说实话，我在《看羊录》中读到这个段落时，真是大吃一惊，我在想，如果说二十世纪有一种叫作“国际主义”精神传统的话，那么早在十六世纪，这个日本人的思想中表现出的国际意识，应该如何来评价呢？本书用许多历史细节呈现给我们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景观，其丰富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这里，作者条分缕析地梳理出两国间文本的相互影响关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历史认识的大门，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历史事件对于后世文化的复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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