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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天灾？人祸？
三年就饿死三千万？
挑战“权威”观点，还原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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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2009年春在北京碰见浙江大学的河清先生，他说他在主持编写一套丛书，要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困难时期”死亡问题的书。我答应了，写了大约10万字。这套丛书没出，也就没往下写。此后虽然一些朋友说这个课题很重要，但觉得出版困难，一直没再动笔。
2011年春读了一篇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关于戈尔巴乔夫推动的“重评苏联历史”中“解密”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的“研究”：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还分析了苏联人听信这些结论对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作用。看着看着脊背有些发凉。
苏联为什么解体的说法有很多。
开始说是有“特权阶层”。实际上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低基尼系数的社会：苏共总书记与普通劳动者工资差别不过数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以及城乡居民之间几无差别甚至倒挂。而那点所谓“特权”即使在西方国家也算不上啥事儿。“阶级斗争说”显然说不通！
后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与西方差距越拉越大，8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最终到了“崩溃边缘”。可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苏联人均国民收入1980年已达到9554
国际元，美国是11528国际元。僵化的经济体制能让苏联人均收入从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在三十年里变成五分之四？收入差不多，分配更平均，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比苏联老百姓好？西方国家刚经历70年代焦头烂额的“滞胀”，80年代年均增长不过两个多百分点，比同期苏联还低。数据不支持这个说法。
最新说法是，一党执政不民主，垮了台。可不民主的国家多的是，海湾六国个个酋长当家。人家沙特皇族和国家干脆一个姓，也没见垮台。
有点靠谱的说法是，“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斗法烧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阿富汗没完没了地烧卢布——这倒真会耽误改善民生。
不过有一点肯定会起作用。假如有人“解密”说这个执政党曾经不分青红皂白搞死了数千万人，每几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死于非命，而且大多数苏联人都相信了，结果会怎样？结果多数苏联人会认为苏共是“反人类组织”，没下台是老天瞎了眼！这种草菅人命的制度早该完蛋了。民心向背见胜负，就算戈尔巴乔夫拼命撇清自己，一个有“犯罪前科”的组织的总书记能有个好吗！
这很像老戈指使人往一把枪里装弹药。既然枪口对着斯大林和“前苏共”，当然是威力越大越显得自己与“老路”切割的决心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火药装满了，扣扳机的是叶利钦——轰——一声，已经是新思维的苏共、苏联，连同戈尔巴乔夫先生自己，都找不到了。
等90年代前苏联档案解密，当人们知道斯大林时期包括处死和死于劳改营的人总计不足百万（包括刑事犯罪）时，晚了！
想到这里，已经不是这本书该不该写了，而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写了。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已经有很多专家就此进行过充分的论述，牌子亮出来让人景仰：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教授、前公安部三局户政处的公安干警、《炎黄春秋》副主编……他们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层层加码”，一开始结论就是饿死了几千万。连令人尊敬的某农业领域专家都在《广州日报》上证明当时饿死4000多万人，还说是“亲眼见”！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承认仅1960年就比1959年年末人口少了1000万。
专家、名人众口一词，自己还有研究的余地吗？
等我深入进来后发现，研究1959年—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问题既难又不难。
说难，是因为官方人口统计中不同口径的数据之间有很大矛盾，而且口径繁多，只有综合分析，消除矛盾才能有结果。
说不难，是因为只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统计学、人口学的基本规则，具备基本数学知识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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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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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林,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中共党员。1968年插队河南南阳。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在河南省银行学校任教，先后任河南省发展研究中心财贸室、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河南省禹州市副市长等职。1994年下海经商。2007年春退出公司经营活动，在家写书画画。合作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2003年开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以“邋遢道人”参与评论，成为著名网络评论人。2007年出版政论集《道说天下》。在内部刊物《香港传真》和各类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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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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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为什么写这本书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
二、一个“猜大数”运动
三、还是有不同意见
四、让人想到苏联解体
五、历史对数字竞猜的奖赏
第一编他们都是怎么“算”的
第一章
关于研究的概念、范围和方法
第一节关于概念
第二节关于研究范围
第三节关于“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计算方法
第二章
“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第一节外国人口学者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用婚育调查推算的“漏报出生”是哪些人
第三节回顾性婚育调查数据更接近实际吗？
第四节不能回避的数字矛盾
第五节外国学者显然不熟悉中国
第三章
蒋正华先生的研究
第一节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第二节对蒋正华先生出生漏报研究的几点分析
第三节来有影的人不能去无踪
第四章
挑选数字不是严肃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丁抒先生为什么放弃第一个算式
第二节丁抒先生第二个算式的“出生率”究竟指什么
第三节丁抒先生用自己的算式算过其他年份吗？
第五章
设计一个逻辑周延的算式很重要
第一节金辉先生的算式能算出几种结果？
第二节有一个“不等式”陷阱
第二节在多项式里已经计算在内的数字在单项式里不能再用
第六章
按下一个葫芦浮起三个瓢
第一节究竟谁“有意”调整了数字
第二节怎么都迷上了“不等式”
第三节按下一个葫芦浮起三个瓢
第七章
《墓碑》真的算出了3600万“非正常死亡”吗？
第一节杨继绳先生并没有“计算”出3600万非正常死亡
第二节杨继绳先生的算法能够遵循“一致性原则”吗？
第三节杨继绳先生是怎么把“非正常死亡”算到2000多万的
第八章
《皇帝的新衣》和《兔子汤的汤》
第一节曹树基教授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这不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第三节新衣是怎样织成的
第四节兔子汤的汤的汤
第九章
用“知情人”的数字并不可靠
第二编掷向圆垒中心
第十章
有这样两个“坑”
第一节一深一浅两个“坑”
第二节两组数字应该有一组更接近实际人口数
第十一章
孙经先教授的研究
第一节迁移因素对户籍人口数的影响
第二节20世纪50—70年代人口非正常变动的社会原因
第三节孙经先教授推算的结论与历史记载相符
第十二章
对孙经先教授研究的思考、分析和补充
第一节关于迁移漏报和补报的思考
第二节迁移漏报及其纠正对这一时期人口数字的影响
第三节自然增长人口数比户籍增长人口数更接近实际人口数
第十三章
进一步靠近实际年末人口数
第一节人口存留率与出生漏报和补报
第二节1960年—1962年出生人口的存留率均明显异常
第三节用出生漏报和补报推测1953年—1964年的
人口数字
第四节孙经先教授研究的意义
第十四章
哪些数据才能计算出“非正常死亡”
第一节毛泽东不相信统计数字
第二节也许罗斯福总统也不相信
第三节用登记死亡人口分析“非正常死亡人口”
第十五章
死亡漏报、死亡补报与超线性死亡
第一节让人吃惊的人文发展指标
第二节长线分析中国死亡人口数的疑点
第三节1982年前存在大量死亡漏报、瞒报情况
第四节对于死亡漏报和死亡补报的估计
第五节“另类”的超线性死亡
第六节1959年—1961年超线性死亡分析
第七节推算1953年—1982年的人口数字
第三编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
第十六章
三分天灾？
第一节“那就是人祸！”
第二节确实发生了自然灾害
第十七章
几分人祸？
第一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第二节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
第十八章
制造灾难的罪魁祸首
第一节违反规律就要受惩罚
第二节“共产风”、“大食堂”和“坏干部”是罪魁祸首
第三节需要总结的历史教训
第十九章
还是要讲点历史
第一节饥饿不是历史传说
第二节饥饿是怎么衡量的
第二十章
摆脱饥饿的途径
第一节增加人均产粮
第二节市场经济照样饿死人
第三节粮票的故事
第二十一章
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难题
第二节最后一口烧饼
第三节粮食增长靠什么
第四节有比较才有鉴别
第五节人口增长速度怎样降低了
第六节制度创新是关键
第七节森的疑惑
第二十二章
抓改革、促生产
第一节第二次制度创新带来的成果
第二节农民家庭经济面临的问题
第三节问题和出路
附录：国家统计局公布1949年—1985年人口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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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春在北京碰见浙江大学的河清先生，他说他在主持编写一套丛书，要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困难时期”死亡问题的书。我答应了，写了大约10万字。这套丛书没出，也就没往下写。此后虽然一些朋友说这个课题很重要，但觉得出版困难，一直没再动笔。
2011年春读了一篇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关于戈尔巴乔夫推动的“重评苏联历史”中“解密”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的“研究”：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还分析了苏联人听信这些结论对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作用。看着看着脊背有些发凉。
苏联为什么解体的说法有很多。
开始说是有“特权阶层”。实际上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低基尼系数的社会：苏共总书记与普通劳动者工资差别不过数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以及城乡居民之间几无差别甚至倒挂。而那点所谓“特权”即使在西方国家也算不上啥事儿。“阶级斗争说”显然说不通！
后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与西方差距越拉越大，8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最终到了“崩溃边缘”。可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苏联人均国民收入1980年已达到9554
国际元，美国是11528国际元。僵化的经济体制能让苏联人均收入从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在三十年里变成五分之四？收入差不多，分配更平均，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比苏联老百姓好？西方国家刚经历70年代焦头烂额的“滞胀”，80年代年均增长不过两个多百分点，比同期苏联还低。数据不支持这个说法。
最新说法是，一党执政不民主，垮了台。可不民主的国家多的是，海湾六国个个酋长当家。人家沙特皇族和国家干脆一个姓，也没见垮台。
有点靠谱的说法是，“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斗法烧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阿富汗没完没了地烧卢布——这倒真会耽误改善民生。
不过有一点肯定会起作用。假如有人“解密”说这个执政党曾经不分青红皂白搞死了数千万人，每几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死于非命，而且大多数苏联人都相信了，结果会怎样？结果多数苏联人会认为苏共是“反人类组织”，没下台是老天瞎了眼！这种草菅人命的制度早该完蛋了。民心向背见胜负，就算戈尔巴乔夫拼命撇清自己，一个有“犯罪前科”的组织的总书记能有个好吗！
这很像老戈指使人往一把枪里装弹药。既然枪口对着斯大林和“前苏共”，当然是威力越大越显得自己与“老路”切割的决心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火药装满了，扣扳机的是叶利钦——轰——一声，已经是新思维的苏共、苏联，连同戈尔巴乔夫先生自己，都找不到了。
等90年代前苏联档案解密，当人们知道斯大林时期包括处死和死于劳改营的人总计不足百万（包括刑事犯罪）时，晚了！
想到这里，已经不是这本书该不该写了，而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写了。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已经有很多专家就此进行过充分的论述，牌子亮出来让人景仰：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教授、前公安部三局户政处的公安干警、《炎黄春秋》副主编……他们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层层加码”，一开始结论就是饿死了几千万。连令人尊敬的某农业领域专家都在《广州日报》上证明当时饿死4000多万人，还说是“亲眼见”！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承认仅1960年就比1959年年末人口少了1000万。
专家、名人众口一词，自己还有研究的余地吗？
等我深入进来后发现，研究1959年—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问题既难又不难。
说难，是因为官方人口统计中不同口径的数据之间有很大矛盾，而且口径繁多，只有综合分析，消除矛盾才能有结果。
说不难，是因为只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统计学、人口学的基本规则，具备基本数学知识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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