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王道乐土：情感的抵制和参与“满洲国”
第二节 国家和朝廷的两难
无论支持与否，满洲建国让清遗民产生效忠国家和朝廷的两难。以效忠朝廷的观点而论，完成中兴恢复清室大业，固为许多遗民长期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可是要支持并建立如此国度，必须付出代价，倚赖且听从日本武力的支配。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他们究竟怎样平复个中的矛盾和冲突？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复辟契机
根据庄士敦庄士敦供称，溥仪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前数年，曾透过多方管道接触外国人士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p.348.。这些平日的拜谒来往，与其说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的，不如说是替清室制造舆论，寻求外援而发。也正因为如此，逊国后的清室得以开启与日本的外交。就在1923年的秋天，东京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举世震惊。当时担任清帝师傅的陈宝琛陈宝琛，经由早年在东文学社结识的日人池部政次得讯，从旁鼓动溥仪溥仪，公开任命赴日使节，并致电天皇，表达慰问、助赈之意。此举让原来双方早已断绝的交谊重新恢复温肃温肃，《温文节公集》，卷3《檗庵文集?陈文忠公小传》，总页172；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東京：株式會社原書房，昭和四十一年〔1966〕），册3，页20，引芳泽谦吉芳泽谦吉的追忆。根据曾在宫内担任随侍的人指称，溥仪溥仪在这次对日赈灾中，捐出许多珍品，包括慈禧慈禧生前佩戴过的珍珠。该批珠宝先运至东京，给日本天皇过目，然后才公开提供展览，用意在增进日方对捐赠者的好感，而这也是溥仪溥仪最后的一笔慈善活动。见杨令茀，《翠薇嶂》（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页406；王简斋，《我跟随了溥仪溥仪二十八年》，《大成》，175（香港，1988.6），页29。，据溥仪溥仪后来自承，目的其实想运用社会舆论，展现“皇恩浩荡”，藉以博取国人注意和同情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pp.348—349;
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我的前半生》，页163—164。。尽管不久后清室被驱出皇宫，却因此埋下日后满洲国满洲国成立的命运。
历史发展经常出乎人们意料。当中国境内处心积虑想铲除像溥仪溥仪这类的眼中钉时，没料到反而推波助澜，帮助他人实现了政治野心。清帝被迫离开紫禁城，找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芳泽谦吉1874—1965协助逃亡天津芳澤謙吉，《外交六十年》（東京：自由アジア社，昭和三十三年〔1958〕），頁80。，结果愈发使得与他关系日渐密切的日本，意欲利用这颗棋子，达成建立“满蒙王国”的构想。至少从1926年初，有关言论已相继展开。譬如，结合了日本官员、学者及政党要人的“东亚同志会”，便力促迎接溥仪溥仪至满洲。在建设满蒙国度的想法中，该会还声明“中国既不能行立宪政治，则惟有贤人政治之一法”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郑孝胥日记》，页2087。溥仪溥仪这段期间与日人的接触，另可见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册3，页13—20。。嗣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节节胜利，日本田中义一田中义一1864—1929内阁有意迎接溥仪溥仪东渡，因部分遗民劝阻而未成行。1931年，因为日方对张学良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不满，颇有“迎驾还乡”的传言王庆祥，《陈宝琛陈宝琛与伪满洲国满洲国——兼论陈宝琛陈宝琛的民族立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6：2（长春），页183—184；胡嗣瑗胡嗣瑗，《直庐日记》（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编页317—318、397—398。，隐然为清室的复辟铺起道路。
“九一八”事变发生，是满洲国满洲国成立最关键的因素。许多人关切东北问题和前途，就连溥仪溥仪与清遗民亦无例外；事变发生未久，也引发了天津的“小朝廷”几许不安。胡嗣瑗胡嗣瑗在日记接连几天记载此事的发展，特别是溥仪溥仪传谕诸位遗民商议因应办法的情形。从这份已经出版的《直庐日记》手稿可知，参与讨论的陈宝琛陈宝琛、朱益藩朱益藩、郑孝胥郑孝胥、陈曾寿陈曾寿等人，除了提出审度情势、伺机而动外，并无具体的肆应方案。更应留心的是朱益藩朱益藩和胡嗣瑗胡嗣瑗尝表达相异的意见。根据日记所载，朱氏主张对日本应秉持“主拒不主迎”的态度，但胡氏认为此一态度“太固执”了。胡的看法认为，要先看日军和赤俄在东北势力的变化，然后再决定溥仪溥仪的行止；至于在此之前，应尽量少露痕迹，避免外界的舆论及浮言，引起惊动胡嗣瑗胡嗣瑗，《直庐日记》，编页418—424。。
《直庐日记》纪录遗民互动的情形，说明清室内部对“九一八”事变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事件陡然发生，刚开始时清室并未立即决定投靠日本；相反地，遗民感到意外，态度彷徨犹疑，显得不知所措。第二，主张拒绝接受日本扶持的朱益藩朱益藩，尽管无从得知其想法到底如何，但充分代表部分遗民反日的情绪与立场。第三，胡嗣瑗胡嗣瑗的说法必须给予重视，代表另外一股遗民们的意见。以事后发展的结果而言，走上建立满洲国满洲国之途，其实与胡嗣瑗胡嗣瑗的选择颇有密切关连。
遗民对建立满洲政权的态度
溥仪溥仪后来酝酿复辟、建立满洲国满洲国，许多清遗民固然称喜譬如广东遗民温肃温肃、黄诰黄诰等廿馀人联名上书，劝乘机图谋复辟（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郑孝胥日记》，页2354）。甚至直到1934年3月，溥仪溥仪称满洲国满洲国皇帝，还有来自上海陈夔龙陈夔龙等人的贺表，见秦翰才，《满宫残照记》（上海：上海书店，1998，据1946年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整理），页131。，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细究其因，认定此一计划将受日本左右，无法自立自主。以接近“小朝廷”的遗民来说，陈宝琛陈宝琛便以为不应贸然行事。他给家信中提到：“旧臣遗耈，或以天下嗷嗷为机会，我则虑其一片烂泥之无从着手，且环顾亦未得其人，则仍是为人所利用，徒自蹈危机也。”该信未刊，转引自陈绛，《落花诗所见陈宝琛陈宝琛的晚年心迹》，《近代中国》，12（上海，2002），页257—258。
陈的态度，引来其他遗臣非议，有人甚至以怯懦见疑。后来事果成行，陈氏端居深叹，直到临终之前，仍感负疚君主陈三立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散原精舍文集》，卷17《清故太傅赠太师陈文忠公墓志铭》，总页1108；王庆祥，《陈宝琛陈宝琛与伪满洲国满洲国——兼论陈宝琛陈宝琛的民族立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6：2，页184—190。。另一位身处北京的章钰章钰，给胡嗣瑗胡嗣瑗唱和的诗中，传达相当悲观的语气，如谓：
东风消息问天涯，一朵红云艳莫加。
安稳仍栖同命鸟，高华自压隔墙花。
忍言冰雪前番劫，信是神仙到处家。
照海倚云知有待，漫愁国色溷尘沙。章钰章钰，《四当斋集》，卷12《天津张园海棠和胡愔仲同年》，页5。
章氏诗集出版之时是1937年，而该诗撰于旅居天津期间，地点系溥仪溥仪住过的“张园”即张彪张彪旧宅。若非睹物思人，相信绝无诗中内容。“东风消息”意指溥仪溥仪前往东北一事；至于“高华自压隔墙花”，显示深信满洲政权终将为日方欺压，难以自主，故章钰章钰感到不安而“漫愁国色”。
有的忠清遗民还坚信，原本中兴清室的大业，可能因满洲国满洲国成立，将使“忠君”的态度加速“污名化”，不见得符合民心期望。铁良铁良和袁大化袁大化1851—1935即共同反对溥仪溥仪赴往东北立国，指称此举“恐失人心”，又言：“人心所向，即天意所归，可不谓知所本欤？”金梁金梁，《记铁良铁良》，《古今半月刊》，13（上海，1942.12.16），页21。
在部分遗民的心目中，恢复清室与建立满洲国满洲国，两者意义也有距离，不必然等同视之。因为前者乃世受“国恩”，攸关个人的声名气节，属于“不卖主”；但后者涉及国家立场，视如“卖国”行为，会引来强烈反感。最具体实例乃1932年6月27日，当时满洲国满洲国已成立三月之久，《申报》上有金梁金梁鬻卖笔墨的启事，颇能解释当中区别：
金息侯先生梁，自去秋沈变即携眷避津，鬻文为活，不问人事，既未卖国，亦不卖主，主身自有本末，不辨自明。收在王中秀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页277。近人认为评价陈宝琛陈宝琛，也应该要以两把尺衡量：一是进步与反动，另一是爱国与卖国，用来区别对清室和满洲国满洲国的态度。见王庆祥，《陈宝琛陈宝琛与伪满洲国满洲国——兼论陈宝琛陈宝琛的民族立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6：2，页190。
尽管后来金氏仍然远赴东北，任职奉天博物馆馆长，欣喜溥仪溥仪就任满洲国满洲国皇帝杨令茀，《翠薇嶂》，页460。但杨书称金氏任职沈阳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系翻译有误，今改正，见内尾直昌编，《康德元年版满洲国满洲国名士录》，页66。，但此则启事至少显现他最初时犹疑的心情。据称吴郁生吴郁生“临终遗命，敛以常服，留冠去顶戴，以示己为清朝负罪之臣；且属如民国或满洲【国】有所赠恤，皆不许受，盖非出于清朝也。殁后汪兆铭汪兆铭派青岛市长往祭，溥仪溥仪亦遣人往祭，并予谥文恭。其孤谨遵先志，咸坚拒却”顾廷龙，《吴蔚若先生赴告跋》，《顾廷龙文集》，页64。。从吴的“遗命”来看，系以遗民自期；然而对自己死后安排，却无意接受民国和满洲国满洲国，认定两者均不能代表一己心志，由此推断反对满洲政权的立场。
然而遗民对满洲国满洲国充满挣扎，可谓既矛盾且复杂。当郑孝胥郑孝胥、罗振玉罗振玉积极与日本图谋合作，共商建国事宜时，朱祖谋朱祖谋深深以为不可。有人形容朱每次“语及东北事，相对歔欷者久之”；而听闻郑孝胥郑孝胥打算卖去上海自宅，举家迁移辽东，更私下表示“极不以为然，亦无法相沮”。我们同时发现：朱氏对自己是否应该前往、报效清帝之恩等细节，一度颇感踟蹰。日后龙榆生龙榆生记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说朱氏自承：“吾今以速死为幸。万一逊帝见召，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引文均见夏承焘夏承焘，《夏承焘夏承焘集》，册5，《天风阁学词日记》，页254；龙榆生龙榆生，《词籍题跋?彊邨晚岁词稿》，《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页519。
冀望自己“速死”，以逃避应命所召，显然朱处于两难之间，格外痛苦，除了以“情知薄悻”表示日本不可倚赖外朱孝臧，《彊村语业笺注》，卷3《鹧鸪天》，总页320—321。，还有首《小重山》，自题“愧不能和”，可知其意向：
无力护琼枝。东风休再种、有情痴。年来心事在江离。浑不称，头白赋相思。
据近人笺证，此词写于溥仪溥仪遁居天津之际；当中“无力护”、“浑不称”，表明不愿伴驾随侍，与诸人同流合污朱孝臧，《彊村语业笺注》，卷3《小重山》，总页313。。至于提到“东风”，如果参照前述章钰章钰与胡嗣瑗胡嗣瑗的诗唱，应暗指日本无疑；而“休再种”当谓不希望清季“新政”的历史教训重演日本和清季“新政”的关系至深，学者已有讨论，请参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译本见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939年，汪兆镛汪兆镛和张学华张学华藉着“万寿节”按：即溥仪溥仪生日时登访寺庙礼佛，和诗表达对清帝忠诚，有曰：
臣甫再拜诗，此中意苦辛。
松花想滉漾，莲茎望嶙峋。
我佛功德水，当为开迷津。
愿燃无尽镫，永销浩劫尘。汪兆镛汪兆镛，《辟地集?己卯正月十三日偕张公莲峰庙礼佛作》，《微尚斋诗续稿》（庚辰年〔1940〕刊本），页16。另一位遗民吴道镕吴道镕也有类似的语气，见吴道镕吴道镕，《毅夫自长春假归赋寄》，《澹盦诗存》（丁丑年〔1937〕刊本），页37。
诗中提到“意苦辛”，不妨解释身为遗民的难言之隐。“松花”意即松花江，这里暗喻成立在东北的满洲政权；至于“莲茎”，则描写汪氏自己的所在地莲峰庙。从整首诗描写的意境看来，此时汪兆镛汪兆镛引颈企盼误入迷津的溥仪溥仪，能够知返，避免国家民族浩劫。他的心情可说备尝悲辛。
上述遗民焦虑且徘徊的态度，主要与背负“民族罪人”恶名有关；也就是说，他们考虑的是能否背弃国家民族的立场，选择接受日人摆布，造成“以华制华以华制华”的事实。许多遗民知晓：日本所以扶持溥仪溥仪立国，目的系借用逊帝个人名义，招揽其他更多忠于清室的人前往，造成中国内部分裂。不过，却有清遗民无意甘受利用。早已息影津沽的章梫章梫，深知日人用心不轨，当有人挟着溥仪溥仪之名要求他前往东北时，结果是以“誓死不离”来回应。相信章氏经验应非特例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卷12，章乃羹，《清翰林院检讨学部左丞宁海章先生行状》，总页637。另一位并非忠于清室的王彭1874—1940，因与遗臣多为旧稔，故有人也借机劝效拉拢，即为显例。见王开节编，《观休室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收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4辑），王开节，《海伦府君年谱》，编页202。。后来1935年末，日军侵逼华北益急，夏承焘夏承焘1900—1986致信张尔田张尔田，藉批郑孝胥郑孝胥为“屈节异族”之人，希望张氏尽早离开。夏氏日记清楚明白说到自己的用意是：“孟劬以遗老自居处，近日东人谋占华北甚亟，他日如送清帝来北平，孟劬或以此受累，故先以微言规之。”夏承焘夏承焘，《夏承焘夏承焘集》，册5，《天风阁学词日记》，页409。
夏的考量或许不无道理，适足洞见日本将溥仪溥仪当做傀儡的企图，达成“以华制华以华制华”目的和意涵。
参与满洲国满洲国和维护主权
为了免遭日本利用，参加满洲国满洲国之列的清遗民，竭尽所能想要维护自主权。追随溥仪溥仪的陈曾寿陈曾寿，便亲誊疏陈，强调接受日方协助，必须注意三点：第一，审慎分辨日本扶植溥仪溥仪复位一事，究竟系属政府或军方意见，若只是少数军人的想法，恐将产生歧异，而变象难测。第二，陈氏认为，将来清室恢复政权，用人行政必须完全自主，内政必不容丝毫干预。第三，尚须观察时局，尤其民国政府与日本对东北问题的交涉及协议，以图谋后动陈曾寿陈曾寿、陈曾植，《局中局外人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9），页196—197。。这里打算以政体的争论，进而说明他们的立场和努力。
有关满洲国满洲国政治体制的规划，最初溥仪溥仪与日方曾有争执。以清遗民的立场来说，继续维持帝制系主要策略，也是向来的信念，但他们同样了解东北立国，势将受日方箝制，实无异走“与虎谋皮”的险棋。近人指出罗振玉罗振玉和郑孝胥郑孝胥对此斡旋的情形胡平生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页489—490。，陈曾寿陈曾寿亦有类似要求恢复“主权”的说法。他向溥仪溥仪建议：
故【东】三省建立新国之举，已有欲罢不能之势。苟建新国，除请我皇上复位外，岂有他途？然此机会至巧亦至危。或启我中兴之机，或蹈彼朝鲜之辙，是在我之所以自处者耳。
既要开启中兴大业，又希望免于朝鲜亡国的前车之鉴，当中运筹帷幄，相当复杂困难，所以说“至巧亦至危”。陈氏认为“自处”之道，应采复辟的方式，重新打着“反民复清”的旗帜。陈有此衡虑，并非无的放矢。当时日本确实拟建满蒙共和共和国，以溥仪溥仪为总统，而非回复昔日的清室。对照到郑孝胥郑孝胥兴高采烈，“以为指日上任矣”，其他遗民则认为满洲国满洲国在实质意义上，与中兴清室无关。故陈宝琛陈宝琛痛陈不可，希望清帝切勿让步。后来幸而溥仪溥仪坚持，终于达成协议，新的满蒙组织政体仍以共和共和为主，而元首称为“执政”。可是如此的政治体制，既非以“民主”为名，也未符合遗民们的期望，故视此为一“非驴非马之局”。所以当溥仪溥仪的执政宣言一出，反对声浪自然接踵而来。地处京津的遗臣，无论曾出任民国官吏与否，皆同感悲愤。据言理由是以“执政”为名，“疑尊号自此取消”以上均见陈曾寿陈曾寿、陈曾植，《局中局外人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页204—207、218。。
朱益藩朱益藩也是戮力争取主权的遗民。他在溥仪溥仪就任“执政”后，仍隐居北京，不时将关内的政治局势，透过私人关系辗转反映至东北，积极献替。就现有公开的书信来看，1932至1936年期间，朱氏屡次致函胡嗣瑗胡嗣瑗，向溥仪溥仪建言。他希望溥仪溥仪能够重视北京地区的舆论，提出所谓“救国方法”，利用筹款谋设机关，争取昔日北京地区两院旧议员的支持；此外，通过公开电告，敦请吴佩孚吴佩孚“迎銮入关，收复政权，请即停战”。朱氏主张发挥舆论功用的理由，是“由全国民意推戴，各将领出力举动，自较堂皇，可雪‘傀儡’二字之耻”《朱益藩朱益藩致胡嗣瑗胡嗣瑗的密札12件》，颜富山主编，江西省莲花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末代帝师朱益藩朱益藩》，页142。。为了能够洗刷溥仪溥仪的罪名，朱益藩朱益藩亲向北京旧官僚联系，希望结合立法机关的力量，获取“民意”；信中甚至提到，规划的步骤系采取主动，并以筹划救国方法为名，与外人谈判，同时认定主权为要义《朱益藩朱益藩致胡嗣瑗胡嗣瑗的密札12件》，颜富山主编，《末代帝师朱益藩朱益藩》，1932年7月22日，另见8月11日，页144—145。。
其次，既然认定主权所在，朱益藩朱益藩重复先前反对被日本利用的意见，强调坚定立场，“绝不容其退却”；而与日本的外交策略，应该是“双方利用”，如此则“其地位不可动摇矣”！朱氏认为，溥仪溥仪若受日本挟制，放弃主权，无异也等于放弃了作为中国统治者的权利。他的信中感叹：
主权放弃，恢复良难，此为弟一苦痛。龙旗未睹，今兹疆场〔埸〕之役，以华攻华，只是为人作苦力，于我无与。弟对于此局，啼笑皆非，默念将来，则更惧多于喜也。《朱益藩朱益藩致胡嗣瑗胡嗣瑗的密札12件》，颜富山主编，《末代帝师朱益藩朱益藩》，1933年5月4日，页150。
当中“以华攻华”四字尤值措意。显然对朱益藩朱益藩而言，满洲国满洲国建立的理想仍属广义中华之一部分，而非日人扶植的附庸。朱后来宣称“收拾人心，全在旧日招牌”《朱益藩朱益藩致胡嗣瑗胡嗣瑗的密札12件》，颜富山主编，《末代帝师朱益藩朱益藩》，1934年1月24日，页153。，指的就是以清帝的名义。换言之，他的“中华观”其实兼具朝代和国家两者的内容，想要鱼与熊掌皆得。但对朱氏而言，局势恐怕难以完全掌握，因此便有“为人作苦力”而“惧多于喜”的想法。
陈曾寿陈曾寿、朱益藩朱益藩等人争取主权，究竟能否代表整体遗民的立场，目前没有材料可供探讨。然而，溥仪溥仪及清遗民借助日本的力量，以成立满洲国满洲国来遏止民国政府，其实是陷入圈套，反倒成为日本“以华制华以华制华”的工具。就在1933年4月17日时，鲁迅鲁迅公开写下这样一段话：
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时〕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以华制华”给你看。鲁迅鲁迅，《鲁迅鲁迅全集》，卷5《伪自由书?“以夷制夷”》，总页88。
此一极尽讽刺的语言，替后来事实的发展做出最佳注脚。我们也从鲁迅鲁迅的描写清楚可见：满洲国满洲国本来意欲“以夷制华”的用意，结局仍系“以华制华以华制华”。
要了解这种千回百折的情绪，夹杂内心兴奋、不安，又深觉挫败的感受，或许还可将焦点集中在一位关键人物。透过单一个案的呈现，探析“防共防共”和中兴梦想交织下，遗民究竟如何自处，甚至参与满洲国满洲国。下面便以极富争议的满洲国满洲国总理，也是著名的清遗民——郑孝胥郑孝胥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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