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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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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散文是张承志数次居留日本经历的心血之作，深刻剖析中日两个国家的历史情结里，作者以良知与自省为武器，坚持民族的正义、世界的和平、历史的大义。作者分析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情结，从内心深处出发，描绘出民族精神的景深。这里叙述的，不仅仅是中国与日本，叙述的是每一个民族，是整整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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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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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张承志总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次居留日本经历的一部心血之作。勾勒了中国读者渴望了解的一些日本历史文化梗概；独自的体验里，凝结着对天下大势的估计。不同于往昔的名人旅日谭，也不同于当今的学者论文集，此书以良知与自省为武器，疾呼历史的大义、国家的和平，以及民族精神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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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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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1948年秋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曾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草原插队四年，文学初作为蒙文诗。长期在北方各地，尤其在西海固穆斯林聚居区以及天山南北深入生活。现为自由撰稿人、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约九十部，主要有《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金牧场》、《敬重与惜别》、《把黑夜点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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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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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子——东苏木以东／
第二章 三笠公园
第三章 长崎笔记
第四章 赤军的女儿
第五章 四十七士
第六章 解说·?信康
第七章 文学的“惜别”
第八章 亚细亚的“主义”
终 章 把解剖之刃对准自己
编后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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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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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文章，究竟怎样开头呢？
百思不得其案。后来想到一个人，我想，没准那白发老头的故事，可以简单地说明这种复杂性？所以，我用这一篇做个引子
（一）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个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组织者确是茉莉会。那个会名，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ū
，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ān huuu
（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做……”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
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聊起来，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还是暗中回避询问。接触多了，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词儿，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已！……我暗自揶揄。那时人在花之东京，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
（二）
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他不在意地说：“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我不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甚么呢？”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
霍洛特（horō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来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啃得鸡。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
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乌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
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节。我有些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吃惊。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
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他的梗概，还要等到下一次。
（三）
他依然住在民院家属院对门的政协宾馆。我坐定以后，见满桌满沙发都是表格和本子。随手一翻，到处都密麻麻写着学生姓名﹑年龄﹑民族﹑家庭人口﹑收入、申请的奖学金数额。
有些不是个人﹑而是学校的申请。我拿起一份，读着很有意思——因公路通过校舍，若顺校舍一侧沿路盖房十间，可建一座餐厅或加油站，经营所得款项可补助教育经费若干若干，现申请兴建此十间房屋所需补助伍万元。附着公路和校舍的地图，以及计划中的新屋位置。
更多的是报表。学校把申请服部老头援助的学生名单造册，马保国、卓玛草、扎西、黑麦、乙卜拉、李三小——密麻麻地一行行排列在名簿上。每一行是一个小孩：姓名﹑年龄﹑民族﹑村子﹑家庭经济状况﹑申请的补助金数额——我喜欢那些栩栩如生的活泼名字，从那数不清的一份份有趣名单上，一座座藏回汉杂居的村庄，声色气味跃然纸上。
我翻阅着，心情复杂。服部老头在中国教育扶贫的钱，是他自己在东京的两处公司（一处医疗器械商店和一处和服衣料店）经营的赢利。他把挣来的钱收集到手，然后就直奔中国。
几年后他选定了青海为目的地。
我问他为什么没选内蒙古或乌珠穆沁——话一出口，自己先感到了不必要。大概就像我感觉到的一样，东乌珠穆沁太富裕了！富裕使它也许不在意一捧一抔的心意，富裕也会使人对学习轻慢。我猜，服部还是觉得青海农村对教育更热爱，何况——
“青海也有蒙古人！……”他高兴地对我嚷，“也有你们回族。……”
“有一个村子两个民族打架，我去劝他们。嘿，我站在中间，我不怕。人呀，对方哪怕是……唉，有蒙古，奇伯特，回，嘿嘿。”
一对回藏村庄靠着公路，两个村子的孩子都顺着公路，和风驰电掣的卡车挤着上学。为了安全，服部给娃娃们买了一台拖拉机。但他有意只买一台。
“若是买了两台拖拉机，肯定是回藏孩子们各乘一台，反而不团结。”一台车，就是要让孩子们习惯挤在一块。
他的话题是高速转移的：
“听说过文……座么？”
文艺座？我不自信地说：“知道一点。文艺座、俳優座什么的，像是剧团，左翼的？”
他满意我什么都知道一点。
“对呀。就是那个。我的以前的妻子，嘿嘿……座，是女演员。所以他们说，我是受了老婆的影响，哼！”
我问“他们”是谁，但一瞬间他似乎只忆着那位女性。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脱口而出：“今天的日本右翼，没思想！……”
我追问：“您是说，那时候的右翼有思想么？”
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提到了川岛浪速。由于这名字和另一个恶名远扬的人名列在一块，使我刹那间对老头顿生怀疑。
他慢悠悠地说：“我曾经在川岛先生家住过半年……”
他那川岛先生的满洲养女，是名声刺耳的川岛芳子。在我读过的资料中，那女人疯狂病态，是日本侵略的帮凶。
老头会心地一笑：“在中国，她名声不好对吧？嘿嘿。”
我还是感到了隔膜。想着读过的川岛芳子，我甚至感觉严峻。您还和川岛芳子有共同青春地点呢！我心里想。
但那时的我，已见识过日本式的“左右混淆”。川岛浪速和他的同时代人，都并非一些疯子狂人，而一个比一个复杂。
“在川岛家做什么？扫地干杂活吗？”
“不！——在各方面，受到教诲。”
他说这一句时表情的庄重，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一瞬间，在沙发上他仿佛摆出了当时的姿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他描绘的川岛家，使我好像瞥见了一幅古旧的门客图。我笑着，但怀着一丝不易解释的紧张：
“后来您就当了关东军？”
“不，我不是军人。民间人……总之叫做关东军情报员。”
“也穿关东军的衣服？”
“不穿军服。”
不知为什么，这最后一句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猜测着，一一询问，但他对我问及的诸如大陆浪人﹑右翼团体等等，无不连连摇头。我发觉，界定或判断他的年轻时代是困难的。何况又有一位什么座的左翼女演员，模糊的形象使我浮想联翩。
“那位夫人，文艺座还是文学座的女優，后来呢？”
他眼睛里掠过一丝难测的神色：
“我太任性，让她吃苦啦，嘿嘿。……阿拉伯的劳伦斯，知道吧？”
我琢磨着，不得要领。显然，我那时的日本知识，涵盖不住这复杂的老头。我只是听了些概念。但用概念的套子，是很难套住这不驯老头的。
就这样，他一直也没给我讲清——五十年前，他怎么进了右翼大浪人的门坎，怎么娶了左翼女演员当妻子，怎样到了乌珠穆沁的东部，怎么给关东军当了民兵；就像他也一直没让我听懂——五十年后他怎么去了青海，怎么进了那些贫瘠小村，怎么给各族儿童分发助学金。
反正，“蒙古劳伦斯”已经变成了乡村教育家。左和右剧烈地混淆，彼此尖锐地分解又化合。我意识到：不管标签怎么剧烈变换，但那颗银发飘飘的大脑袋里，有一个什么丝毫未变。听他的口气，他不过慢悠悠接着走着那条东乌珠穆沁开始的老路。他不屑与众人共语，因为“他们没思想”。
没错，老头子丝毫没变。这颗白发覆盖的脑袋里，深藏着一条对中国人很陌生的思路。更有趣的是，他武断地判定我与众不同，这使我暗暗叫苦。随着交往愈多，我愈加说不清了。年轻人不行，新右派不行——难道我反而算懂得他，只因我也在“东乌珠穆沁之东”住过，吃过奶豆腐和“送走过青春”？
宾馆房间里，乱堆乱撒着申请表和助学金发放名簿。马占海、尕才让、法土麦、王小红。我不是好奇，也许是有些难受地翻阅着那些名簿。
他骤然切入的，是我熟悉的世界，宛似另一个东乌珠穆沁。如果我不是对这些名簿上的小孩和他们的父母过于熟悉，如果我不是至今还和他们的父母站在一块无形的地场上，风刀霜剑，心甘情愿，我依然会忘掉遥远的服部老头。
但是现在不能了，我不能回避他加於我的反省。
因为他做着的一件一件，都是我正在努力做的。只是他干得更随意，更富于行动的果决。
“嘿嘿，不用看，……没有用，嘿嘿。”
见我翻看那些名簿，他的表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他认定自己的事，就是按名单发钱。现在钱已发罢，他已经休息。
他随手把一叠名簿扔在茶几上。“一个村子的小孩，家里都很贫穷，给谁又不给谁呢！”他自语般说。我又摸起一本，满本的一页页上，申请的助学金数额，都写着50或者80。望着那些法土麦和卓玛草，我茫然无语。
“去年您怎么没有来呢？”我问。
“店里不景气，钱不够。”他望着我。好像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坏处，只是妨碍了他去青海。“今年，我朝姐姐借了一百万日元，说以后还她。”他自语着又呵呵笑起来，“嘿，还什么呢，她知道我任性。”
为他开一次例？我沉吟良久，最后犹豫地说：
“也许您愿意我把您的事情，在报纸上介绍一下？”
没料到，老头正色道：“不！在报纸上登出来，事情就变了！我从来拒绝在那种地方……”
我深深感动了。
从那天晚上起，拒绝和审查结束，我在内心里把他认做了自己的朋友。我打算仔细了解这个朋友，等着下一次倾心而谈。但我没想到已无下一次，那一晚便是我们的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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