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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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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再复与莫言的交往算是文坛一段佳话，多年前，刘再复即大力推崇莫言的作品，本书所收录的刘再复1997年撰写的评价莫言的文章即可见一斑。刘再复对莫言有着望其“成鲸”的期待，如今“鲸鱼跃海”成为了国内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二人的相知为文坛所称道。 莫言在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第十天后，即说：“多年前，刘再复先生希望我做文学海洋的鲸鱼。这形象化的比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复信给他：‘在我周围的文学海洋里，没看到一条鲸鱼，但却游弋着成群的鲨鱼。”2、读懂莫言，必读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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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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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了不起》是将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从1997年开始至今撰写对莫言的评论文章集成一册，且收录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刘再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亚洲周刊》《金融时报》的三篇采访文章。全书计五万字，分为四辑，第一辑是收录了刘再复在1997—2001年所写的有关莫言的评论文章；第二辑着重收录了有关刘再复对莫言鲸鱼状态的形容缘起及其具体内容，以及莫言作品的启迪；第三辑收录了莫言获奖后刘再复接受著名媒体采访的文稿；第四辑则得到莫言许可，首度收录其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全稿及其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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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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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刘林乡，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院校分别担任过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名誉教授与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放逐诸神》《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共鉴“五四”》《红楼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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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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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父亲与莫言的文学之缘（刘剑梅）
第一辑
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赤子莫言
黄土地上的奇迹
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
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
第二辑
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
莫言的震撼性启迪
——写实、想象与叙事艺术的“三通”
莫言的鲸鱼状态
鲸鱼梦的想象与现实
附：
（1）莫言：力避自己成为鲨鱼（2012年10月21日）
（2）莫言致刘再复信（1996年元月6日）
第三辑
刘再复谈莫言
（答《南方人物周刊》卫毅问）
刘再复谈莫言的绝对生命
（《亚洲周刊》江迅访谈录）
莫言了不起
（答英国《金融时报》薛莉问）
附录
讲故事的人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演讲全文）
莫言获奖致辞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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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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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了不起》
第一辑
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
赤子莫言
黄土地上的奇迹
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
第一辑
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去年3月，我在加州柏克莱大学所作的一次学术讲演中，热烈地赞赏莫言的《红高粱》《酒国》和他新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一年又6个月过去了，最近我又老是想起莫言，这大约又是与我对文学的思考相关。不知道怎么回事，近年来我老是想到文学的初衷，想到人类如果不是生命表达的需要似乎不必有文学；想到大陆的许多作家技巧愈来愈细密，但作品愈来愈苍白；想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巨人们总是面对生命的大困惑而不仅仅玩弄语言；想到文学家毕竟不是文学匠……想到这些，便想到“莫言”二字。
莫言没有匠气，没有痞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顽皮地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垒垒、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10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10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从不重复自己。而且，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与那些只会玩弄技巧和语言的作家不同，莫言热烈地拥抱人生、拥抱历史，在自己的作品中跃动着大爱与大恨。他从未陷入反映现实和背离现实的泥坑中，既拥抱大地又超越大地，在所有的表述中都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哲学态度，这一态度就是认定：生命，只有龙腾虎跃不为缰绳所缚的生命，才是历史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才使历史变成活生生的让人的灵魂不断站立起来的历史。莫言的文本策略，就是把这强调生命野性的哲学态度推向极致。任何作家只有把自己的艺术发现推向极致，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四平八稳的作家是没有前途的。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致命伤是它太意识形态化，尤其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40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此文学氛围中，莫言独树一帜，拒绝接受意识形态观念对历史的垄断，不仅从不陷入意识形态的逻辑，而且以作品沸腾的岩浆化解这些逻辑并完成了只属于“莫言”名字的他人无法替代的创造。这些让世界注目的创造，使蜕化成意识形态现象的中国文学，又回归到生命现象与个人现象。
（原载《明报》1997年9月17日）
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
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艰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１９８８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尽管他在下半叶的头30年，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也是他近八十高龄之时，还写下了散文巨著《真话集》，这部大书负载的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语。只要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坛，就会知道，能像巴金这样做的人很少。与巴金同一时代的作家沈从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个知音就是马悦然。马悦然告诉我，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但不敢译，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译的。直到１９８５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才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１９８７年，他所译的《边城》瑞典文版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学界的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最前列。
据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诉我，马悦然翻译的沈从文作品漂亮极了。从１９４８年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到了１９８７年，马悦然已经历了４０年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４０年间，他翻译了老舍、闻一多、艾青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的数百种作品，并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是90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因此，到了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时，其译笔已完全成熟，瑞典文本的沈从文作品集一经问世，马上赢得了瑞典人的审美之心。
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因此，他在担任院士后便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沈从文去世之后，他又选择了北岛、高行健、李锐作为他的主要译介对象。他和北岛认识得比较早，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这也许是缘分，马悦然真是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我在瑞典的时候，常常听到马悦然谈起他们的名字。那时顾城在德国，马悦然多次和我说，真想请顾城再到瑞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钱。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人”，衷心地爱他。可是顾城后来却发生那样的悲剧与惨剧，辜负了马悦然一片情意。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这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也因此，马悦然非常关注他们前行的足音，把他们当作朋友。19９２年深秋的一天，马悦然夫妇听说我和妻子采蘑菇采得入迷了，非常着急，就警告我说：“以后不许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么办？”他还告诉我，杨炼来瑞典时也采得入迷，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迁到一个没有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爱的另一位作家与戏剧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戏。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我初次到瑞典时，他就对我说，高行健的每一部剧作都是好作品。当时他很高兴地捧起一大叠手稿，告诉我说，这是高行健刚刚完成的长达４０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都是手写的，他读得很费力，不知道怎么办。我因为也喜欢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说，让我把稿子背回中国，打印好了再寄还给你。于是，我把《灵山》初稿带回了北京，打印校对好了之后，我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马悦然。马悦然接到打印稿后立即译成瑞典文，因此，《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典文《灵山》译本已经出版了。《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全书８１章，便由这三者分为三个层次。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一个非中国人，却能如此欣赏《灵山》，而且译得非常漂亮。我相信，翻译者如果没有一种感情，没有一种精神，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１９９６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区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他的报导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小说家李锐。
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马悦然在10年前就注意到，并很快就翻译出版。近几年，他又翻译了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大约不久后也可以问世。李锐的两部最新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马悦然也很喜欢。他告诉我，这两部小说就像诗一样。在和我的几次通讯中，他都对《旧址》称赞不已。马悦然本人具有很浓的诗人气质，一旦遇到自己心爱的作品，则表露无余。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他就一直念着，希望19９８年秋天能到太行山下去看看李锐，只是因为太忙，至今还未能成行。
马悦然是有艺术眼光的，李锐的《厚土》《旧址》确实是不同凡响的杰作。我在一篇短文中这么说：“我真的非常喜欢李锐的小说。他的《厚土》早就让我沉醉。吕梁山下那些贫穷的庄稼汉，那些纯朴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那些让人发笑又让人心酸的性纠葛的故事，每一篇都那么精粹又那么深厚地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李锐的短篇是真正的短篇，短而厚实，精粹而精彩。而《旧址》则是真正的长篇，这个‘长’不是篇幅的冗长（仅300页），而是它容下了从20年代到80年代整整一个革命历史时代，并气魄宏大地书写了跨越三代人的中国革命大悲剧。”我的这篇短文，是读了我的朋友葛浩文教授的《旧址》英译本之后写的。葛浩文是李锐的另一知音，他把《旧址》译为《银城》。出版后不久，美国最权威的书评杂志Publisher
Weekly就加以推广。美国作家Iisa
See评论说：“这是我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最令人惊叹的一本，它是中国的《齐瓦哥医生》。”近日葛浩文告诉我，《银城》的销路不太好，这虽可遗憾，但也不奇怪。如果说马悦然是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的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那么，葛浩文可以说是把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了。夏志清教授去年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说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这一评价是公正的。葛浩文的英文、中文都出类拔萃，偏又异常勤奋，因此翻译成绩便十分惊人。
迄今为止，被他译为英文出版的中国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有萧红的《呼兰河传》《商市街》《萧红小说选》；陈若曦的《尹县长》；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杨绛的《干校六记》；李昂的《杀夫》；端木蕻良的《红夜》；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白先勇的《孽子》；艾蓓的《绿度母》；贾平凹的《浮躁》；刘恒的《黑的雪》；老鬼的《血色黄昏》；苏童的《米》；古华的《贞女》；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李锐的《旧址》；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朱天文的《荒人手记》等。葛浩文特别推荐莫言，他的代表作，几乎每部都译，已出版和译毕的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正在译的有《丰乳肥臀》。我到科罗拉多大学“客座”多年，感到老葛口里最积极的词汇便是“莫言”二字。其对莫言的爱超过了萧红。幸而我也喜欢莫言，所以就有许多共同语言。去年我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做《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文中有一段我这么说：
莫言没有匠气，没有痞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顽皮地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10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10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在北美，除了葛浩文之外，还可以看到其他中国文学的知音和积极传播者，如王德威、詹森、杜迈可、戴静等。王德威主编的《狂奔·中国新锐作家》，收入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小说，已于１９９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詹森翻译的残雪的两本小说集《天堂里的对话》（收入短篇小说十几篇）和《苍老的浮云》（收入中篇小说两篇）。詹森与中国学者张健合作，使翻译更为成功。《纽约时报书评》通过译本发现中国也有类似卡夫卡的描写颓败的杰出女作家。这位女性作家笔下的“讽刺性寓言”和绝望感，让书评家感到惊讶。残雪的确是个具有独特思路、独特视觉、独特文体的作家。我在自己的文字与讲演中，多次推崇她。王安忆近年突飞猛进，她与残雪应是中国当代两位最有才华的女作家，我衷心祝福她们前程无量。
由于葛浩文教授如此努力译介、推荐，莫言应当会逐步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除了文学研究教授有推荐权之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也有推荐权。而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在获奖不久就发表了一个讲话，表明他欣赏中国当代的两位小说家，一位是莫言，一位是郑义。这自然使莫言更引人注目。但莫言的小说至今没有瑞典文译本，他要在瑞典赢得知音还需要时间。而郑义的小说则连英译本也没有。郑义的两部中篇小说《老井》与《远村》的确是难得的精彩之作，《老井》比较著名，而我则特别喜欢《远村》。这两部中篇出现之后，郑义到广西对吃人现象做了实地调查，写了长篇报告，但这部作品恐怕是社会学价值超过文学价值。我1992年刚到瑞典时，罗多弼教授和陈迈平先生就告诉我，因为他们把郑义长篇中的一章译成瑞典文在报上发表，立即引起强烈争议。几位社会学者谴责报纸发表这种文章。文明发展到今天，怎么可能发生吃人现象。瑞典报纸说中国吃人，这是不是种族偏见？问题提得很尖锐，罗多弼教授让我写一篇文章谈谈看法。我就写了一篇《也谈中国的吃人现象》，由罗教授译成瑞典文发表在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我在文中说明：广西的吃人现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时间，那时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而中国自古以来确有吃人现象，“五四”时期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吃人”二字批判中国的虚伪文化后，吴虞便写了《吃人与礼教》一文，列举了史书上所记载的确凿无疑的吃人事实。鲁迅和吴虞自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种族自虐。在本世纪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分别属于相对的两极，前者是唯美主义者，远离社会风烟；后者则热烈拥抱社会，批评社会。瑞典文学院能以宽阔的文化情怀兼容两者，是值得称赞的，只是这两者之外更大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却未能进入诺贝尔文学家族，却是可惜。作为一个热烈拥抱社会而取得成功的大江健三郎，他喜欢莫言与郑义是可以理解的。
放下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汉学界不说，仅谈马悦然、大江和北美译界，就可知道，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并不缺少知音。
（选自《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
写于1998年12月美国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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