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逊发现《老姑娘》中还真存在着这样一个人物，他便是一位被放逐的贵族军官德·特洛斯维伯爵（Counte de
Troisville），这是一位具有无可置疑的贵族“合法性”和确凿的拿破仑式功勋的理想人物。他刚从俄国返回本地，科尔蒙小姐便在一段美妙的时刻中将其想象为她最般配的意中人。然而不幸的是，伯爵已经结婚，因而这个人物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理想的”解答而出现的，只是一个就现实上来说无从实现的属于乌托邦性质的解决方案。这又印证了“可爱者大都不可信，而可信者又不可爱”这句王国维的名言。而那个走上绝路的倒霉诗人，则恰恰是两种被去掉的符素，即无所作为与不能生育这类符素的结合。它代表了巴尔扎克对浪漫主义的批判。这样，这些人物的品质与结局都隐含着深层的道德寓意，而作品中显示出来的野性思维，则既显现了渴望实现理想的乌托邦想象，又有维护某种既定现实的意识形态因素。
野性思维绝不仅仅限于具体的文学作品。推而广之，甚至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文艺风格和文体（genre），如罗曼司小说（romances）、科学幻想小说和侦探小说等等，本身亦可以被视作是对一个社会难以解决的现实矛盾（如这些文体分别对应于19世纪的社会阶级矛盾、20世纪地球人的种种困境以及愈益失控的社会犯罪现象），提出一种乌托邦式的象征性解答，因而一种风格和文体在某个时代的盛行，恰恰说明了那种文体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以及人们渴望解决它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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