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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重磅新书，一部直面中国改革痼疾、关注社会底层民生的良心之作）

書城自編碼： 202016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社會學
作者： 茅于轼
國際書號(ISBN)： 9787802563513
出版社： 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0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47/20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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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之一，茅于轼对中国政治、经济、民生等各领域弊病望闻问切，不仅把社会病态的表征和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彻，还对症下药，提同了建设性的意见，尤其是在关系民生的贫富差距、社会公正等方面，呼吁国家反思人民利益，提出了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消除特权阶层等实质性建议。
內容簡介：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的理性的分析，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与翔实的经济数据，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
關於作者：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并担任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目錄：
开篇　正视社会不公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比尔盖茨VS慈禧太后
——区分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
第一章 〖蜗居〗在中国
从故宫到贫民窟
——住房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集中表现
公用厕所的无奈
——为什么廉租房应该低标准
政府的顺水人情
——保障性住房的是与非
谁为你牺牲
——经济适用房的弊端
有人不怕贵
——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吗
“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
——被扭曲的房地产市场
第二章 穷人为何受穷
以赌博的方式分配财富
——社会贫富差距为何扩大
城镇化“拦路虎”
——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
农民工跳楼与加薪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化
反思斗地主
——农业发展和经济自由
绕不过的坎
——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为贫困者“输血”
——小额贷款的经验和前途
第三章　富人如何为富
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062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原罪从何说起·065
企业家是改革的功臣
谁有“革命造反”的权利？·069
慈善不是交易
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072
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
一个巴掌拍不响·075
反腐败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温和的剥夺·077
什么样的不平等必须容忍
第四章 消除贫富分化
“贪污分子最倒霉”
——收入差距的新视角
降低税率，减少漏损
——用税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不必为社保基金发愁
——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鲜花里的毒刺
——福利国家的利与弊
给政府打分
——以公共治理改善贫富分化
第五章 走向社会公正
富平的故事
——如何看待社会不公，怎样获得公平
从数学规划到自由主义
——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告别历史悲剧
——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
摘去“人权”的面纱
——人权与中国经济
想要人权怎么办
——彻底澄清人权问题
为什么城管和保安经常打人
——特权社会的文化底蕴
宽容是一副良药
——民主精神的实质
第六章 反思人民利益
一个孤儿引发的国际纠纷
——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揭穿千年谎言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
政治家的把戏
——再谈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人命关天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中国奇迹”背后
——新中国成立60年对世界的启示
第七章 重申市场理念
市场万岁，价格万岁
——市场制度改变了人类发展轨迹
经济学家有什么用
——解析市场的有效性
水价上涨并非坏事
——经济学家如何看价格
粮食安全靠什么
——无需18亿亩耕地红线
市场制度的真面目
——经济学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第八章 未来的世界
中国人口隐忧
——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寻找“人间天堂”
——从GDP极大化到幸福极大化
战争不能消灭战争
——世界和平的逻辑与现实
用裁军节约的钱应对气候变暖
——一个重大的全球性建议
附录　近期作者其他部分文章
如何提高你的经济学水平
颠倒的法律
为什么不应再保护耕地
谈“参考系坐标”
北欧行纪
內容試閱：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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