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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本书中，作者与我们共同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困局与出路，具体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哪里，中国最大的危机又是什么，改革的下一步是民主还是民生，中国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中国的收入分配会更公平吗，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清廉国家，以及中国当前的外交困境如何突破，等等。
郑永年以其深厚的专业学养，锐利的观察、独特的视角，精辟的见解，通过饱含情感的笔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与研究，同时给出了务实、理性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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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8部，主编学术著作18部。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2010年1月在国内出版《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被中共中央党校指定为教材，并入选“深圳读书2010年度三十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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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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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当前世界经济危局和中国应有的理性思考
世界经济怎么了？
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
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发展中国家或者亚洲能够拯救世界经济吗？
中国怎么办？
2 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
全球化与中国
资本、国家与全球化：简单的历史
全球化与经济活动的“去主权化”
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
全球化与弱政府
全球化中的东亚模式
全球化与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未来
3 民生还是民主？中国改革下一步
奇迹的背面
重新确立改革方向
民主和民生谁先谁后
重在培育中产阶级
4 拯救改革：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
“南巡”的历史意义
中国目前的改革状况
下一阶段的主体性改革
呼唤科学的顶层设计
5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和政策选择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起源
收入差距的社会与经济影响
已经付出的分配调整努力
收入分配调整的远景
6 中国何以可改革成为一个清廉的国家？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对中国腐败的几种认识
经济改革
社会改革
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7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动力来自地方？
地方和中国的改革进程
为什么地方创新是可能的
目前的困局
未来怎么做
简短的结论
8 市场经济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市场经济改革
社会改革
行政改革
简短的结语
9 当代中国外交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挑战
文化地缘的转移
地缘政治的转移
中国外交国内环境的变迁
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
中国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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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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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改革状况
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可以说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么止步不前，要么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在政治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那里还是在社会群体之中，人们对改革缺少有意义的共识。缺少共识是有代价的。在政府层面，人们只知道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做什么、如何做。在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思潮（大多是进口而来）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如果从十六大确定算起，已经有近十年了。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但就是没有重大的突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没有突破口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社会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尽管提出了诸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社会改革的目标，但没有把这些整合成为一揽子社会政策，就像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一样。在社会政策没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线的情况下，政策的执行及其力度肯定会出问题。没有改革的共识，哪会有改革的执行力。
经济改革方面，也出现类似于“南巡”前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而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90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导下，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私有化，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也收缩战线，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而集中在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成功，主要是企业化和法人化。但是，此后，国有企业在改制方面没有进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再者，企业发展已经走偏了方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都是通过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壮大产业，而新加坡尽管也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但是国企是高度企业化和市场化的。中国在这方面和这些经济体区别开来，因为政府支持的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
我一直强调，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就是说，美国的政府是必须服从市场原则的，而中国的市场是必须服从政府原则的。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经济危机也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则必然出在国有企业。
政治改革方面又怎样呢？今天的情形和20世纪80年代也极为类似。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理想主义又回来了。80年代被视为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代。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人们急切地向极左思潮告别，向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告别，向往着一个全然不同的美好时代的来临。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想主义的崛起成为必然。尽管当时的理想主义更多地是建立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上的，但就其目标来说，并不是对中国事务作理性思考的产物，很多东西是从西方“进口”的。对很多人来说，理想主义就是抛弃苏联式的极左思潮和贫穷社会主义，转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当时的理想社会表现为两句口号，即“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所以，80年代表现为（西方）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或者主流话语。当然，在这个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里面，官方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层面的自由主义，而在民间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员中间，政治自由主义也拥有相当市场。
这种理想主义维持到1989年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前面讨论过，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即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苏东领导集团不能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结果导致了人民的不满和执政党合法性的衰退。
“南巡”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大转型，主要表现为政治空间收缩，而经济空间大扩张。在政治上，执政党看到了“激进”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动用一切机制来控制和消除政治自由理想主义的发展空间，同时让出更多的空间给予其他的主义，包括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较之政治自由主义，这些主义和官方的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尽管并不吻合。
但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空间的扩张。市场经济的合法化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限的经济空间。这样，整个中国社会就面临一种选择：政治空间小并且风险极高，经济空间大并且利益极大。在这样一种选择面前，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退出政治领域而进入经济领域。选择退出政治的不仅仅是原先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社会群体，更包括很大一部分原来生活在体制内的党政官员，他们以“下海”的方式进入了经济领域。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很快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国很快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型成为利益导向型的社会。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整个中国社会便步入了一个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随着经济空间的大扩张，各个社会群体纷纷在物质世界领域追求和满足自身的需求。各个社会群体不可能在经济扩张过程中取得同样多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不过，人们忙于追求物质利益，并且也的确多少能够追求到物质利益，很多社会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忽略过去。
那么，现在的情形又如何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今天，对每一个社会群体来说，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说，现在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那么，不同社会阶层的理想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变革观又是如何呢？
权势阶层构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极其保守，其理想是要把自身的利益永恒化。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想变革。有人说，他们想用“中国模式”的概念把目前的利益格局固化，并非没有道理。（当然，我自己对“中国模式”有不同的理解。）不过，这个群体并没有牢靠的安全感，心里很不踏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在中国社会拥有显赫的地位和巨额的财富，但在全世界到处寻找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随时准备“退出”中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需要通过变革来巩固已有的利益。要变革，这个阶层当然需要“思想”。他们感到不安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便是缺乏“思想”来论证其所拥有的权势的合法性。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他们经常成为社会的“弃儿”。中国社会近年来盛行的“仇官”、“仇富”心态，使得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随时会被社会所抛弃。要追求合法性，但自己又缺失思考能力，这个阶层经常毫不犹豫地从其他任何地方、从其他任何社会群体中借用一切对他们有用的思想意识。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他们不相信任何主义，但可以包容一切对他们有用的主义。就是说，权势阶层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主义”是百花齐放的，各种“主义”之间没有任何整合性。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中产阶级一方面人数还少，另一方面又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对这个阶层来说，理想就是稳定、发展、不折腾。法治和法制无论对于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还是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都非常重要。今天，他们对这些年的法制倒退忧心忡忡，不少有条件的人已经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从意识形态的光谱来说，这个阶层也处于中间地带，既不喜欢左，也不喜欢右。从长远来说，他们应当也必须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避免中国社会受来自左右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但就目前来说，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代表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有些自己的思考，但成不了主流意识。同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复杂，很难成为一个阶层。在思想意识层面，这个复杂群体是今天中国最分化的。他们的大部分已经为权势阶层所吸纳，成了典型的利益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的物质利益的来源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也决定了他们的理想。
但是，这个群体中的两个边缘化次群体则已经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就是人们所说的“左派原教旨主义”和“右派原教旨主义”。前者钟情于包括毛泽东主义在内的各种源自中国本土或者进口的左派思想，后者仍然坚守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自由主义理想，即相信西方式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出路。后者因此也被称为“民主派”。
这两个次群体尽管处于边缘，但其动员力量不可小看。这主要是因为两派的传统理想主义特色，即能够向社会提供有关中国社会前途的一幅明确的远景图。总体上说，左派力图提供一个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堂”，而民主派或者自由派则力图提供一个有关“民主自由”的“天堂”。这些远景尽管就其本质来说是乌托邦，但其明确度是任何其他羞羞答答的主义所不能相比的。他们经常在不同程度上被权势阶层所利用，因为在不同议题上，他们对权势阶层的不同群体具有价值。不过，他们也经常和权势阶层发生冲突。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动员草根阶层的很大的力量。草根阶层是行动取向的。他们的意识和草根的行动一旦结合，就能够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而这种能量是权势阶层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中国的草根阶层人数众多，仍然没有自己的主体思想。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处于对社会的愤怒状态。他们的愤怒经常被其他各种激进的思想所利用。他们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不断发出愤怒的声音，但方向极其不明确。尽管如此，草根阶层思想意识的崛起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发展。草根群体中已经出现一些不乏理性和切合实际的思维。他们接近中国社会，或者处于社会的最底端，因此了解中国社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无论左右，都很难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他们开始远离传统理想主义的对“政治权利”的争取，而转向了争取和自己切身相关的社会权利。于是乎，他们开始关心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空气、交通、医疗、教育、住房、社区等等都包括在内。一句话，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理想主义所追求的抽象的正义和公平、抽象的民主和自由，转而追求可以触摸得到的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并不想得到政治权利，而是意识到权利的获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与上世纪80年代一样，一边是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兴起，另一边则是愈演愈烈的党政官员的腐败。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腐败规模不是80年代所能相比的。80年代的腐败集中在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规模并不大。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仍然很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政府合法性的流失。现在的一些官员则是一腐败就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腐败对执政党造成的危害谁都很清楚。历任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这是历史经验。在社会层面，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执政党执政的道德基础在哪里呢？尤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道德几乎是执政者之所以能够执政的基础。一旦道德基础丧失，合法性危机必然接踵而来。
改革举步维艰、社会政治理想主义回归、党政官员腐败愈演愈烈，所有这一切与上世纪80年代末何其相似。执政党的回应似乎也相当类似。尽管很多人只知道“不能做什么”，但党内改革派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和80年代末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就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中国社会又一次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但又前途渺茫的时期。中国因此需要再一次“南巡”，不仅拯救改革，拯救社会，更是拯救执政党。
下一阶段的主体性改革
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道路是最危险的。
第二次“南巡”的目标就是要把社会改革确定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为下一阶段的主体性改革，并且找到政策执行的动力。
改革遇到了困难，人们自然诉诸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当然不可或缺，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前面讨论过了，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道路是最危险的。无论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还是近来中东、北非的动荡都说明了这一点。从民意的角度来说，政治改革的议题最容易被激发出来，但一旦政治激进化，就会导致国家进入一个毫无发展方向的困境。社会改革要优先于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世界历史证明，以民生促民主，人们才有可能得到好的民主；反过来，以民主促民生，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坏民主的例子倒不少。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要把社会改革界定为下一阶段的主体性改革，这里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通过第一阶段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如上所说，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经济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总体国家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比较容易进行。
其次，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今天中国社会的民怨大多是因为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已经解体，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30年来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之少，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些服务也不是公平分配的。现在一些人把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其所提供的服务描述得非常公平、非常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种怀旧感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判断而非历史事实。原先体制的解体不可避免。因此，通过社会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会体制是唯一选择。在这些方面，执政党在这些年也尽力做了很多事情来消化经济改革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次，社会改革是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这里主要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就感到力不从心。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走出这一困局的唯一途径在于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不仅有赖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有赖于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老百姓不敢随便消费。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应当说，在这一点上，执政党和社会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共识。
同时，社会改革是为将来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无论中国实现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需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并使得暴力因素最小化。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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