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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谁、恨谁，为什么会杀害和拯救他人，为什么会追求生命的意义而不是混沌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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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尽管我们的头脑中充斥着简单自私的偏见——它们在人类的进化中至关重要，我们的祖先籍此得以幸存，但是，现代人类却绝不是浅薄而自私的野人。肯里克认为，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这些心理机制，最终导致了当今人类多层面的社会生活，并产生了人性中最具正面意义的特质，包括慷慨、艺术创造力、爱，以及家族纽带等。一切社会复杂性也是由这些简单的机制生发的，诸如国际冲突和全球经济市场等等。通过探索社会心理学的精深见解及其本人的惊人研究结论，肯里克详细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关心他人、充满创意和复杂性——换言之，究竟是什么令人充满人性。
肯里克从他自己丰富多彩的个人经验中撷取故事——从他住在贫民区的爱尔兰裔亲戚的犯罪倾向，他本人多次被中学开除、婚姻破裂，以及杀人的幻想，到他最终成为一名演化心理学家，获得个人的成功，并成为两个男孩（其年纪相差26岁）的慈父——本书是对人类的心理偏见与偏差，以及人脑伟大成就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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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T.Kenrick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获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学位。他是人类行为与进化学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已发表180多种科学论文和书籍，包括现已发行至第五版的畅销书《社会心理学》。
著述发表在《行为与脑科学》、《心理学评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演化与人类行为》、《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和《今日心理学》等国家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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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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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身陷阴沟
第二章 为什么《花花公子》对你的心理机制有害
第三章 杀人幻想
第四章 瞬间即对圈外人生出敌意
第五章 大脑像填色画图本
第六章 次级自我
第七章 重建马斯洛金字塔
第八章 心灵是如何被扭曲的
第九章 孔雀，保时捷，以及巴勃罗?毕加索
第十章 性与宗教
第十一章 深度理性与演化经济学
第十二章 坏群体，“混沌吸引子”，以及蚁群般的茫茫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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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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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杀人幻想——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有过至少一次杀人的幻想？
史蒂夫?洛利（Steve
Lowry）是曾与我一起坐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主道旁，讨论哲学、饱览美色的朋友之一。乍看之下，史蒂夫和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高个、长发、穿喇叭裤的白人男性临床心理学研究生，我们都爱玩吉他，也都喜欢在深更半夜讨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之类的话题。但实际上我们的文化背景迥然不同。史蒂夫在俄亥俄州上中产阶级郊区的环境中长大，他声称自己平生从未与人打过架。而在我从小生活的那片纽约社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混混人数远超纽约各区的不良分子平均数，我因此很难相信史蒂夫的话。我小时候有好几个时期每天都与人打上一架。我周围的人都比我粗暴得多，我爸在蹲班房，当时看来，我的很多朋友和亲戚早晚也都会进去。
我的继父鲍勃有着成为中产阶级的抱负，我感谢他把我从皇后区弄出来，远离了那个流氓窝。但鲍勃也是在同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即使我们搬家到了《完美家庭》中呈现的那样的地界之后，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偶尔还是拳脚相加。鲍勃是美国步枪协会的光荣会员，在厨房显眼的位置挂着他的枪架；他酒醉以后就会一改平时的随和态度，如果我和我哥企图干预他和我们母亲之间的争吵，他就会威胁着要朝我们开枪（至于我母亲，她也是个酒鬼，还时不时会很在行地挑衅鲍勃两下子）。
有一个晚上，我的继父特别出格，他挥舞着拳头来到我面前，威胁说要干掉我。我冲他挥出了我拳击生涯中最漂亮的一击——结结实实地打在他的下巴上，把他打得飞了出去，摔在房间那头的地上，不省人事。我哥看了看我，指着鲍勃刚才威胁我们用的枪问：“咱们是不是该干掉他？”我认真地想了一分钟，然后很不解气地说：“得了，还是算了吧。”
所以，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对杀人的想法可并不陌生。的确，当同事诺伯特?施瓦兹对我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杀人幻想”的假说表示质疑时，我觉得他摆明了是在跟我过不去。我甚至还在当时与诺伯特和我一起吃午饭的其他同事中间做了一次调查，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自称从未有过杀人幻想，而另一派则指责前一派说谎。对于实验心理学家而言，这种争论意味着存在一个有趣的假说亟待验证。所以我决定做一个更加系统化的研究，合作者是我指导的研究生维吉尔?希茨（Virgil
Sheets），他也来自美国中西部，但他的成长背景比史蒂夫?洛利不幸得多。
日常的杀人想法
在和同事们展开辩论的几天之后，我讲了一堂关于攻击性的课。在课上，我请学生们填写一个有关其暴力幻想的简短调查问卷。我知道人们一般都会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反社会倾向，因而对他们说，即使是正常人偶尔也会有对他人的发怒和暴力相向的想法，程度不等，从“叱责某人”或殴打某人到杀死某人都有。随后，我请学生们描述最近一次他们想杀死某人的情形，如果他们从未动过此念，就报告一下他们曾经有过的最为暴力的想法。
接下来的一年，我和维吉尔?希茨向760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提出了这些问题。结果很清楚：这些面带笑容、完全适应环境、全是美国人的学生，大部分都乐于承认曾经有过杀人幻想。实际上，76%的男性表示曾有过这样的幻想，这与我的悲观设想相当一致。然而，我有些惊讶地发现，在所谓更加温顺的性别中，同样有62%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谋杀企图。
亚利桑那州的学生是否特别暴力？大概不是。戴维?巴斯和乔希?邓特利（John
Duntley）稍后在得克萨斯大学学生中进行了一组样本调查，结果发现也有相当高比率的男人（79%）和女人（58%）承认有过杀人幻想。这些比率看上去已经很高了，但我猜想有过杀人幻想的正常人的数量应该比这还要多。社会心理学家早已研究证实，人们倾向于讲他们认为的最符合社会标准的话，我们都倾向于选择性地忘记自己不是好孩子这个事实。根据阿尔弗雷德?金赛关于承认手淫的人数的著名数据，大概可以大胆假设，杀人幻想的实际发生率至少不低于人们公开承认的比率。
人们想杀死的都是些什么人？两性都倾向于把男人作为目标；85%的男人和65%的女人都幻想杀死一个男人。这倒没什么稀奇，实际的凶杀案统计数据显示，男人成为凶杀受害者的可能性的确更大。不过杀人幻想还是存在着几个有趣的性别差异。我们发现，有59%的男人幻想杀死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女人中这一比率只有33%）。的确，有33%的男性最近的杀人幻想就跟陌生人有关（女人中这一比率只有10%）。女人只有在幻想杀死亲密爱人这一类别行为中的比例超过了男人：有27%的女人表示她们最近的杀人幻想与亲密爱人有关，而男人中该比率只有7%。这并不完全是因为男人从未打算实施极端的伴侣间暴力（他们也时有此类想法），而是因为男人更经常幻想杀死其他各类人。当然，女人的伴侣是男人，而男人似乎能够激发他遇到的每个人心中更多的杀人幻想。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两性之间的相似性却让我深感意外，即女人有杀人幻想的概率与男人如此接近。我曾经以为，女人不太可能有杀人幻想。想想看，实际的凶杀案中性别差异极大。在美国，每年的谋杀案有大约90%是男人所为，而且该差异绝非美国独有。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核查了其他国家和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数据，他们发现，在现代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苏格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迈阿密市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凶杀案的嫌疑人中，男人都占压倒性的多数。在遥远的塞尔塔尔的玛雅部落也是如此。戴利和威尔逊还找到了英格兰牛津地区1296~1398年杀人案件的数据。同样，当中世纪的英国人在自相残杀时，挥舞着刀剑和斧头的人中，大多数还是男人。
女人不太可能将其杀人幻想付诸实施，这一事实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比诸男人，女人的幻想往往转瞬即逝；65%曾有过杀人幻想的女人表示，这种幻想只维持了几秒钟或几分钟而已；但男人则更多地表示其幻想持续了数小时、数天乃至数周。男人的幻想还更有可能带有可怕的细节，更有可能激发男人的谋划能力。一个男人这样描述其杀人幻想：
我想杀了我的前女友。她住在阿尔伯克基市，我只是不知道杀了她之后能否侥幸逃脱法律制裁。我甚至考虑购买飞往她那里的机票，也想好了不在现场的证据。我还考虑了该怎么干掉她，才能使之看起来像是一场劫案。事实上我想了大约一个星期，但没想出什么完美的可行之道。
女人的幻想缺少细节，往往就是“我就是想要他的车冲到悬崖下边去”这样想想而已。但要最终干掉某人，需要的可不仅仅是这种转瞬即逝的恶意而已。
关于将幻想付诸现实的性别鸿沟，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女性更能够抑制自己的暴力冲动。攻击性研究者卡伊?比约克奎斯特（Kaj
Bjorkqvist）、基尔斯蒂?拉格斯佩茨（Kirsti Lagerspetz）以及阿里?考基艾宁（Ari
KauKiainen）以他们所谓的“收效／危险比率”（即个人在权衡了可能的危险之后，对于攻击性可能达到的有益效果的评估）的观点，解释了青少年暴力行为的某些性别差异。因此，举例来说，当我一拳击倒我的继父，暂时中止了他酒醉产生的怒火后，我们哥俩怕他会向我们开枪，实际上，事后我们在外面躲了几天。通常在女人向男人（女人杀人幻想的最常见目标）挑衅时，
危险与成效之比更不理想。纵观大部分人类演化史，如果男人报复，那么向其挑衅的女人将身处险境。在枪支出现之前，普通男人基本上都能挡开女人的大部分攻击，如果受伤，他很可能因愤怒而还手。因此，女人必须适应情况，迅速抑制住极端的暴力冲动。的确，戴利和威尔逊注意到，一般来说，杀死丈夫或男友的女人，最常见的动机是防御——为了抵御男人的虐待，她担心如果不先下手为强，自己早晚会丧命。
为引起注意而攻击
对于真实谋杀案中的性别差异还有第三种可能的解释，与大部分暴力行为的一个惊人动机有关：人们往往会选择用更富攻击性的表现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动机在女人中很少见，但在男人中比比皆是，并且，这种炫耀暴力倾向的爱好，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男人更乐于将杀人幻想付诸实施。
想想这个著名的事件：阿尔?卡彭邀请阿尔伯特?安塞尔米（Albert Anselmi）、约翰?斯卡利塞（John
Scalise）和约瑟夫?琼塔（Joseph
Giunta）参加一个宴会，声称这是为表达对他们几位的敬意。在与3个犯罪同伙酒足饭饱之后，据说卡彭命人将这3个人绑在椅子上，然后在其他客人面前，拿起棒球棒亲手将他们打死。作为芝加哥最有权力的人，卡彭的手下包括政客、警察以及大批黑帮分子，他通常让手下去做这些体力活。那么，为什么他要在一屋子目击证人面前亲手犯下三重谋杀呢？
答案是卡彭得知这3个人正密谋害他，希望借此开拓他们自己的事业。作为一个势力强大的黑手党成员，他必须以死亡来惩罚这种不忠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要除去这3个潜在竞争对手，还要对其他生意伙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禁酒令期间的风险回报非常高，芝加哥的非法贩酒生意价值以百万计，参与其中的自然是些亡命之徒，但可悲的事实是，就算回报有限，男人们也会争斗至死。马文?沃尔夫冈（Marvin
Wolfgang）在其关于费城凶杀案的经典研究中，将37%的原因归类为因小事发生“琐碎口角”，如辱骂、诅咒，或一个人不小心碰撞了他人等。正如达拉斯的一位凶杀案警探所说：
谋杀源自全然无谓的小争小闹。人们怒火中烧，开始争斗，有人身受刀枪之虞。我甚至经手过这样的案例，主犯最初只是为了自动点唱机里一毛钱的歌，或者掷骰子时一块钱的赌债而争执起来。
这并不是说女人对社交中的奚落贬损行为不敏感；她们很敏感。但只有男人会因此而陡起杀意，并且频率高得惊人。实际上，沃尔夫冈发现，男人最常见的杀人动机就是琐碎的口角——这比金钱、财产或不忠等争执都重要得多。为什么会为这样低的回报而杀人呢？在深入调查了警方的凶杀案报告后，威尔逊和戴利认为，其回报实际上并不算低。相反，极端暴力的起因并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所说的话，而是他怎么说的，其语调暗示着什么。一个男人公然侮辱另一个男人时，不论侮辱的起因为何，受辱那个人的地位都会受到威胁。威尔逊和戴利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在他人眼中丧失了地位，他吸引女人的能力也将遭受重创。
男人的地位与其在异性眼中的价值之间的联系，与演化生物学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相关：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和不同的亲代投入（differential parental
investment）。根据不同的亲代投入原则，如果一个性别（通常是雌性）对后代投入较多，该性别的成员就会在交配时更加谨慎。因此，另一性别的成员（通常是雄性）就需彼此竞争以利中选。与这一原则一致，女性因为会怀孕，如果其择偶决定过于草率，付出的代价会更高。因此，女人在选择男性配偶时，倾向于考虑得更多一些。男人被选择的过程即众所周知的性选择。为了赢得挑剔雌性的注意，雄性动物会在以下几种行为中选择其一：它们会展示其积极的特性，比如雄孔雀展示其华丽的尾羽；它们会寻找并控制某个资源丰富的领域；或者，它们会直接击败竞争对手——通过战斗，一步一步达到当地势力层级的顶端。无论游戏规则是保护领地还是赢得势力层级的顶端位置，体型伟岸、更富攻击性总是有利的。
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可以反向进行，一种名叫瓣蹼鹬的群居滨鸟就是一例。瓣蹼鹬在繁衍时，孵化和养育雏鸟的是雄瓣蹼鹬，因此它们在选择交配的雌鸟时很挑剔。根据性选择的一般原则就可以想到，雄瓣蹼鹬的体型小、毛色单调，而负责求爱的雌瓣蹼鹬体型既大又富有攻击性。
于是瓣蹼鹬就是用于证明这一规则的典型例子：对后代投入更多的性别，在交配时就更挑剔，而另一性别则需竞争以利中选。在这个等式中，攻击性是竞争的衍生品。回到杀人的性别差异上来，由于女人在后代身上投入更多，因此男人需要竞争以利中选。有些时候，竞争是致命的。
与地位有关的暴力实验
雄性的攻击性并非一成不变：它根据若干因素而强弱不定。例如，在很多物种中，攻击性会在交配季节前陡然增加，那时它们需要争夺领地和雌性。就人类而言，男孩进入青春期后，会更加突出显示其支配地位，那时拥有获得成功的竞争力可以让他们更受异性欢迎，比如成为体育健将。男人在青春期后期和二十多岁这两个阶段，是最具有攻击性的，此时其睾丸激素的水平最高，并且是彼此争夺伴侣最激烈的时期。另一方面，男人结婚后，睾丸激素水平下降，到妻子生育以后，其激素水平还会下降。那时，就没有太多必要去炫耀了，而更需要远离潜在的致命争斗，他们也就不会再为酒吧里的自动点唱机应该放哪首歌而挑衅了。
就算是对于充分参与竞争的男子而言，为赢得尊重而选择暴力也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危险之路——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人通常会尽力避免这么做。实际上，他们一般都会避免使用暴力。心理学家吉姆?达布斯（Jim
Dabbs）和戴维?罗威（David
Rowe）认为，只有在通向地位的其他道路都被堵死的情况下，男人才会付诸暴力和反社会行为，他们有大量的证据来支持该观点。通常，富人即使在睾丸激素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也不会陷入互殴。他们可以通过精明的投资乃至练就一记漂亮的高尔夫球挥杆动作来赢得尊敬。拿前面提到的我那位朋友，来自俄亥俄州中上层阶级家庭、从未打过架的史蒂夫?洛利来说吧，把他与和我在纽约一起长大的好斗（并且经常打得满鼻子血）的小流氓们对比一下，也能证明上述结论。洛利是个哲学思辨的专家，他完全可以通过言必称索伦?克尔凯郭尔而在其他出身中产阶级的小伙子们中间出人头地。在我成长的社区里，说话时提到“存在主义”一词则根本不可能赢得尊敬，还不如问“你算老几，该死的娘娘腔？”如此说来，竞争冲动未必会导致暴力，而是取决于环境、个人的其他品质以及其当前的生活状况。
我和弗拉德?格里什科维西亚斯（Vlad
Griskevicius）决定考察一下，攻击性竞争力是如何随着人类对地位或配偶的欲望高低而起伏的。弗拉德是一个体魄魁伟、极擅交际的人，他出生在前苏联，青少年时期在洛杉矶城区长大。在成长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利用攻击性引人注意，还学了一些演化理论。弗拉德喜欢讲一个篮球运动员查尔斯?巴克利的故事，讲巴克利在迪斯科舞厅里被当地的机灵鬼泼了一杯冰水后做何反应。巴克利把骚扰他的人从地上拎起来扔出窗外，砸碎了厚厚的玻璃板。据说当他戴着手铐被警察带走时，一个记者问他是否对其所为感到后悔，巴克利回答说：“我只遗憾我们当时是在一楼。”我和乔希?季博尔（Josh
Tybur）、史蒂夫?冈杰斯特德（Steve Gangestad）、伊莱恩?佩雷亚（Elaine
Perea）以及詹妮莎?夏皮罗（Jenessa
Shapivo）一起着手实验，旨在考察临时的动机状态会如何改变人们受到侮辱时的反应。
我们首先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询问其有无亲身体验过当众侮辱和暴力。显然，有很多人曾当众羞辱他人。我们发现，男女两性中有75%的人至少有过一次被他人在公共场合当面侮辱的经历。他们对于侮辱的反应却各不相同：有的人会一走了之；有的会间接地反击，如向别人说攻击者的坏话，或传播一些恶意的谣言等；而有的人则会直接攻击性地回击，对着侮辱自己的人使用暴力或恶语相向。在所有这些举动中，男人往往会直接攻击性地回应，而女人最常见的反应则是间接的攻击。
在后续的一项实验室研究中，我们让实验对象面对3种场景，这些场景都是为了操控研究对象的动机而设计的。第一组实验对象想象其在热带岛屿度假，与迷人的爱侣相伴，而当时已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他们越来越陶醉于和爱侣相处。浪漫的晚餐后他们在洒满月光的海滩漫步，指尖相触，爱意渐浓，二人最终热情拥吻。第二组实验对象想象其第一天在知名的大公司上班，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一同入职的另外两个人。新老板通知他们，半年后，三人中的一位会被解职，还有一位则会快速升迁。最后，我们请对照组的实验对象想象的场景非关爱情或职位，而是寻找此前丢失的钱包，并且最终找到了。
准备好不同的动机之后，我们要求所有的实验对象想象同一个场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聚会，他们认识的一个同学把饮料溅到他们身上并且没有道歉。他们有如下选择：（1）揍此人一顿；（2）当面羞辱他（她）；（3）推搡此人；（4）向其施加压力（以上四种选择全是直接型攻击）；（5）在背后谈论他（她）；（6）把自己听说的此人的尴尬秘密告诉朋友；（7）试图把此人排除在某一社交圈之外；（8）编造有关此人的谎言（后四种选择都是间接型攻击）。
一个人是否首选攻击性行为，取决于他（她）的动机状态及其性别。对于男人而言，考虑到地位会使之更想要击打、推搡攻击者，或向其施加压力——“你在跟我说话吗？”另一方面，满脑子想着求爱和浪漫则会稍微抑制男人的攻击倾向。对于女人而言，上述两种动机均不会促使其对于侮辱予以直接回击。不过，争得地位和求偶这两个动机都会让女人更想进行间接报复。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浪漫动机会令男人更加暴力。在第一个实验中，我们让学生想象自己身处一个聚会，聚会上有男人也有女人。在另一个实验中，我们让某些实验对象想象侮辱发生时，现场的观众全是与自己同性别的。当男人想象他在其他男人面前遭到侮辱时，浪漫和竞争动机都会激发他们有攻击性的行为。
所以，这一系列研究的结果就是：地位和求偶动机均可促使男人采取直接攻击。但男人看来意识到了暴力本身在女人看来并不性感。因此，求偶心境下的男人倾向于在女人面前循规蹈矩，但如果现场全是男人，那么他就特别倾向于炫耀自己的攻击性反应。至于男人为何在酒吧打架（因为假设那里没有一个女人，更无法令其印象深刻），答案是，这场表演实际上是给其他男人看的——使用这一策略可以保住他在男人中间的权威，而不是直接为了赢得爱情。实际上，自然界有很多其他物种的雄性都会先于雌性几周到达交配区域，在雌性来临之前先打上几架，站稳脚跟。雌性无须观看这些争斗，它们只需知道谁赢了。
分析的层次：为什么不止一个原因
我刚刚描述的研究假定攻击性与繁衍之间存在着基本联系。理性的人或许会反驳，“我在酒吧里跟人打架，跟生孩子可没一点关系；完全是因为那个家伙侮辱了我！”在某个层次上，这种反驳相当有道理；我们的头脑只负责处理眼下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反应与其背后的演化根源之间有任何联系。因为没有将此二者联系起来，生物学家和门外汉们一直争吵不休。的确，各持己见的生物学家自说自话由来已久，热烈讨论动物行为的起因，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反对方是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参与讨论的。著名的古生物学者和科普作者斯蒂芬?杰?古尔德总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对进化论问题提出了错误的“其他解释”，令很多进化生物学家都对他没好感。为了领会区分不同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哺乳动物的母亲为何要哺育后代这个问题。这一问题可从不同的分析层次来回答：
1.
功能性或进化学说的解释关注行为的终极适应目的。如果我们认为哺乳动物的母亲哺育其后代是为了提高后代的存活率，这就是一个功能性的
解释。
2.
历史性进化学说的解释关注某种特征、特点或行为的遗传根源。举例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哺育后代是因为人类有乳腺以及一套与之相关的激素和从哺乳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附属机制。
3.
发展性解释关注的是使动物对于环境中的某些具体信号敏感的、贯穿其整个生命的事件。发展性的解释会是这样的：母亲哺育后代涉及青春期、怀孕和分娩等一系列贯穿整个生命的事件，这些事件共同赋予母亲产奶的能力。
4.
近因解释关注的却是直接触发某一特定行为的起因——动物体内为回应此情此景中发生的事件而做出的反应。近因解释或许是这样的：之所以会发生哺育这一事件，是因为幼仔在吮吸雌性的乳头，这一事件导致激素即刻发生变化，从而刺激母亲分泌乳汁。
有时，不同的分析层级间有着一个明显的联系。例如，在哺育这个例子中，很容易就能看出幼仔的吮吸动作、乳房发育、身为哺乳动物以及向幼仔提供营养的功能性裨益之间的联系。但是，这4个分析层次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如此清晰的。请思考一下鸟类为什么每年迁徙的这个问题，如下就是一个近因解释：鸟类迁徙是因为白天越来越短——这是引发迁徙的最直接信号。但是，鸟类迁徙的功能性解释却与白昼的长短毫不相关，而是因为随着季节的变换，最佳的食物和交配地点也改变了。鸟类无须意识到白昼长短、季节、生存和交配之间有什么间接联系。实际上，我们可以确凿地说，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动物对大多数此类联系都全然没有意识。这是让进化心理学的批评者们感到困惑的另外一点。有人说：“我有性行为是因为这让我感觉良好，我竭尽所能避免生育；因此这与我传播基因的动机毫无关系。”这种说法在近因层次完全正确（他们头脑中针对所处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有何想法），但是在演化功能层次上就大错特错了。在本书中，我们自始至终都会就演化功能和近因影响之间的联系进行大量讨论，因此，理解不同分析层次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鸟类的迁徙，还是人类为了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做出攻击性的行为，行为所受到的演化影响都不会被直接意识到。不过我们仍然必须了解，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所受到的许多近因影响也全无意识。举例来说，进化论研究者已经发现，激素水平和不同类别的社会行为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除非你是内分泌学家，否则你大概不会了解任何激素的心理表征（尽管你能体会到兴奋、恐惧，或被唤起性欲，但那些都是各种激素的下游效应）。愤怒情绪也是一样，它是由某些激素引起的，它们会在某些情况下分泌，我们的祖先就曾因为在这类情况下采取了攻击性行为而受益。但当你愤怒时，你绝不会想：“此时我体内的睾丸激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正在迅速增加，为了扩大繁衍的成功率，我看最好还是冲着这个跟我叫板的家伙怒吼。”相反，你会想：“这个蠢货实在是个烦人、无礼的混蛋！”
是什么让女人变得直接
虽然女人所犯的攻击和杀人案件的数量少于男人，但就此定论，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像无辜的圣特蕾莎那样弱不禁风那就错了。女人也是性格各异，其中偶尔也会有利兹?博登这样的人物。实际上，由女人主犯的杀人案在全美国的凶杀案件中“仅仅”占10%，但每年仍然达到数千宗。在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研究中，进化心理学家安妮?坎贝尔（Anne
Campbell）总结了女人会在哪些情况下因“自保”而杀人——女人会在其自身或后代的生命受到威胁时采取暴力行动。
曾经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1789年，法国陷入混乱，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大范围饥荒。就在贫穷的妇女在为自己和孩子们断了口粮而发愁时，她们听到谣言，说皇后（年轻的奥地利人玛丽?安托瓦内特）仍然在挥霍国家的钱财，举办宴会、采买珠宝，豪奢无度。一天，一群愤怒的妇女从巴黎出发，奔向凡尔赛宫，沿途不断有其他妇女加入。她们抵达凡尔赛宫后，队伍壮大至数千人，她们挥舞着斧头、刺刀和长矛，为了食物而大声疾呼。眼看得到食物无望，她们开始叫嚣着要取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人头。尽管妇女们最终未能找到皇后，她们却找到了她的一名护卫并将其斩首。在现代，贫穷依然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区别。在失业率高、接受福利救济的地区，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女人更有可能参与暴力犯罪。
在一项旨在调查女人暴力起因的实验中，我们请另一组学生想象下面的场景：你刚从大学毕业，国家就陷入了经济衰退。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找工作、所有的积蓄都消耗殆尽之时，你无法再从朋友或家人那里获得任何经济支持。最后，你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但你发现，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你必须与另外两个女人竞争（或者是男人，如果你是男性的话）。在竞争职位的过程中，你们其中有一人将被开除，而另一个人则有可能获得一大笔奖金。想到自己即将丢掉工作并面对高额债务是唯一的动机，这一动机会大大增强女人赞同直接攻击的倾向。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也有相似的行为模式：人类学家马丁?穆勒（Martin
Muller）发现，如果稀缺资源或觅食区域面临威胁，雌性黑猩猩也会像普通的雄性黑猩猩那样富有攻击性。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雌性会放弃其一贯青睐的间接攻击策略，转而实施直接攻击的策略。最可能引发这一转变的情况就是严重的经济威胁。顺便提一下，尽管利兹?博登事实上并没有被裁定为残酷杀害了父亲和继母，她的故事仍在某方面与女性对他人进行直接攻击的一般情形完全吻合。在谋杀之前，利兹和她的姐姐都是住在父亲家里、依靠其经济支持的老处女，姐妹俩和老父亲在财产分割上有过激烈的争论，父亲计划在自己死前分割财产，准备把一座房子送给她们的继母的几位亲戚。
男人为什么会幻想杀死陌生人？
前文提过，参与我们调查的大部分男子至少有过一次杀人幻想是针对陌生人的。乍看之下，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肉搏可能会非常危险，即使那个你叫不上名字的家伙是个特别粗鲁的司机，他大概也罪不至死。最令人困惑的是，人们往往会在高速公路上向一个粗鲁抢道的陌生人表达自己的愤怒，此时就连观众也都是陌生人，实在很难看出这么做有何好处。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陌生男子被自动归入特别具有威胁性的一个类别。我的大儿子戴夫童年时，经常会梦见有陌生的男人追他。小戴维关于危险的陌生男人的噩梦恰恰吻合了曼海姆心理健康研究所（Mannheim
Mental Health Institute）睡眠实验室的迈克尔?舍得尔（Michael
Schredl）所搜集的关于儿童梦境的系统性数据。舍得尔发现，男孩梦境中超过50%的人类攻击者是他们陌生的男人。与此相反，男孩们的噩梦中从不会出现不认识的女人。
那么，“坏人”通常都是男人，还往往是不熟悉的男人。在与沃恩?贝克合作的相关研究中，我和迪伦?史密斯（Dylan
Smith）让学生们或是“想象一张愤怒的脸”，或是“想象一张开心的脸”。被要求想象开心的脸时，大多数人会想象一个女子的脸孔，而且通常是他们认识的女子。而当他们想象愤怒的脸时，75%的参与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男子的脸孔。最有趣的是，那往往是陌生男子的脸孔——如此说来，他们想到的不是与自己有过实际冲突的实际存在的人，而是不祥的荣格式原型——愤怒的陌生男子。
最有可能跟你竞争地位，每天骚扰你、欺侮你，或是让你的生活苦不堪言的，其实更有可能是你认识的人。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精力去反感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又为什么会对大概根本不会再见面的人宣泄负面情绪，甚至不惜为此而豁出性命冒入狱的险？在下一章，我会详细论证如何通过了解关于偏见的进化心理学来解开这一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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