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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潜心研究 在多国原始档案中寻求历史真相
以史为鉴 了解冷战时代大国关系案例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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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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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跨越国界的，但当共产主义国家成立后，却不可避免的有了自身的利益，从而与上述观念产生了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中，自然也不例外。本书精选沈志华各个时期发表的论文，从中国与苏联、朝鲜及东欧的外交关系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与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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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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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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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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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
一、提供低息贷款
二、援建重点项目
三、发展双边贸易
四、开办合股公司
五、提供技术资料
六、派遣苏联专家
七、培养中国专家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
一、斯大林得以继续使用旅顺基地
二、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归还旅顺口
三、苏联军队撤退及旅顺基地的交接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一、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二、专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三、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
四、苏联的谨慎政策和中国的少而精原则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
一、倡导“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
二、苏联专家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三、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
四、“大跃进”和中苏分歧的影响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生活及工作条件
一、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谈判
二、苏联专家的待遇和中国的实际支出
三、对苏联专家日常生活的关心和照顾
四、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及其变化
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
一、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二、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由来
三、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援助和限制：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1949-1960
一、赫鲁晓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二、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
三、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及其限度
四、赫鲁晓夫决心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
一、关于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二、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三、关于朝鲜铁路的管理权问题
四、关于停战谈判和结束战争的问题
左右逢源：朝鲜战后经济重建与外来援助（1954-1960）
一、准备时期（1953–1954）
二、三年计划期间（1954–1956）
三、五年计划期间（1957–1959）
四、“缓冲”时期（1960）
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
一、起因：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波
二、经过：八月全会前后朝鲜党内斗争和中苏的干预
三、结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朝鲜族居民跨境流动：中国的对策及其结果（1950-1962）
一、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及其解决
二、中朝政府对边民流动的政策和措施
三、非法越境问题及中国的处理方针
1956 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一、前提：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二、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三、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一次出兵
四、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二次出兵
五、结论：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
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二、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
三、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四、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
五、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6 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
一、中波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接近
二、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
三、中共八大期间中波领导人的接触
四、中国在阻止苏联武装干涉问题上的作用
五、中共帮助协调苏联与波兰的关系
六、中波之间对匈牙利事件的分歧意见
七、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认识和评价
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 年1 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
一、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动乱的余波
二、周恩来三国之行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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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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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
二、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还在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方推进时，毛泽东就与金日成的私人代表李相朝做过一次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强调，朝鲜人民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对此必须时刻牢记。人民军只顾向前进攻，后方守备薄弱，敌人很可能从后方登陆，切断人民军的交通线。毛泽东警告朝鲜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应该集中力量，实施战略性后撤。李相朝传达了这一意见后，金日成不仅根本听不进去，而且警告他不得把这一情况告诉任何人。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
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周恩来也持同样意见，提出除非可以在汉城地区寻机歼灭敌军，否则，不论敌固守汉城或放弃汉城，我军均要休整一个时期。但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1951 年1 月3 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
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战局发展果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主动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作战部队造成什么创伤。鉴于此时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且考虑到“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
月8 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1 月2
日，《劳动新闻》发表了金日成几天前在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常委会上的报告。报告指出，朝鲜党和人民对三八线的划分，“不能容忍，不能坐视”。因此，当前的军事任务就是对越过三八线逃窜的敌人“积极展开追击战”，并组织“决定性战斗”。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须休整补充。1
月9
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同一天，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 月10
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
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停战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给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 月11
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会谈，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
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即展开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的。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也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
个军团约12
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然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自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
月14 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
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
年6 月至9 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于是，在1 月16-18
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在朝鲜党内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的志愿军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可见此事对金日成的刺激之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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