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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呈现珍贵文本——以今天的视角审视过去，以一手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本辑特稿《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年：黄杰日记问世的时代意涵》首次刊出了1949年3月黄杰的工作日记，真实再现了国民党在大陆下台前改朝换代的混乱情形。
2.讲述故人故事——本辑“人物”专栏，《教我如何不想他》，江青女士为我们讲述了她与世界船王董浩云先生相知、相交的平凡小事；张珑《母亲的日记：1937年张元济的几件家事》详细回顾了在抗战爆发的这一年，国家命运大动荡的背后一个普通家庭的聚散离合。还有章济塘《纪念沈昌瑞老伯》、王碧蓉《忆袁世凯的六儿媳陈徵》……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讲述故人故事，感受细节的力量。
3.重温公民记忆——本辑“记忆”专栏用欣《运尸记》生动讲述了一位老妇人50多年前独自一人把丈夫的尸体从酒泉带回渝中老家的离奇经历、祝万安《我在基层当法官》记录了作者自建国后担任法官38年来亲历的诸多案例；还有杜高《我们经受的历史伤痛》……来自基层的个人记忆，共和国早期的民间历史。
4.展示中国影像——用影像记录社会变迁，本辑“影像”专栏特别刊出秦风老照片馆《陪都岁月》48幅图片，以形象、直观的语言，展示了重庆作为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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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精彩依旧，2012年《温故》总页码256码，“影像”专栏特别刊出秦风老照片馆《陪都岁月》48幅图片，以形象直观的语言，展示了重庆作为陪都时的风貌，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那段特殊的岁月。
本辑特稿《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年：黄杰日记问世的时代意涵》首次刊出了1949年3月黄杰的工作日记，真实再现了国民党在大陆下台前改朝换代的混乱情形。“人物”专栏江青《教我如何不想他》、张珑《母亲的日记：1937年张元济的几件家事》；“记忆”专栏祝万安《我在基层当法官》、杜高《我们经受的历史伤痛》、用欣《运尸记》、王碧蓉《忆袁世凯的六儿媳陈徵》。
《温故》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所谓“温故而知新”。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对历史文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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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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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专栏
徐宗懋《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年：黄杰日记问世的时代意涵》
黄杰文采不俗，写景写情，恰到好处，不似一般文人之滥情，毕竟军人虽感伤时事，但仍要面对每天实际的问题。此外，黄杰对于党政军人士往访和谈话的内容大要，纪录非常详实。这一部分参照其他人的回忆录，相互核实，对此历史人事物准确的考证，必然大有帮助。
[人物]专栏
赵映林《容闳与太平天国、曾国藩》
1881年，容闳以前半生精力促成的中国幼童出洋留学事业在中国守旧势力的反对下半途而废，让人扼腕叹息。中国幼童出洋留学计划的废止，让容闳对清政府仅存的一点希望化为泡影，之后，容闳毫不犹豫地走上了维新与革命的道路，开始了他新的人生。
孙立川《将军白天与他的史学研究》
作为一名正直的职业军人，他在和平时代倾注全部心血写成的论著所具有的重要史学价值不可言喻。像白天这样的军事学家来研究这个军事战略失误的问题，其实也是抓住了太平天国为什么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这不仅是填补了一个空白，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角度。
李伟《生生死死说叶青》
章济塘《纪念沈昌瑞老伯》
沈昌瑞，江苏吴县人，1920年生，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抗战期间任军政部长陈诚将军的英文秘书。国共和谈时，他为美国特使马歇尔当翻译。沈老伯是我父亲的挚友。上一代风风雨雨半世纪，今日回首，内中的风波曲折，分分寸寸都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丝丝入扣。
王碧蓉《忆袁世凯的六儿媳陈徵》
江青《教我如何不想他：一位最“平凡”的人》
[记忆]专栏
祝万安《我在基层当法官》
几十年风风雨雨，和新中国法制改革同行，深感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艰辛，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法规比过去健全了许多，司法制度也比过去改善了许多，但司法腐败又成了难以根治的痼疾。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杜高《我们经受的历史伤痛：怀念亡友王正和肖里》
用欣《运尸记》
随着孔窑的掩埋，我已无从证实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但再不记下老妇人的口述，这离奇的运尸记也将被湮没，趁我的头脑还有记忆，赶紧笔录下这小小的一段，同时也希望，这样的故事不要再重演。
张珑《母亲的日记：1937年张元济的几件家事》
在我写回忆录《水流云在》时，凭的完全是自己的记忆，没有任何文字资料。最近回上海，我仔细地阅读了母亲残存的日记，模糊的记忆逐渐地清晰起来。尤其是1937年的那本，使我对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更加清楚，记忆中的时间也更加精确了。
[影像]专栏
秦风《陪都岁月》
重庆这一地名，不仅因联系着战争岁月的记忆，更因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自身命运所发生的巨大转折，而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涵。所谓“重庆精神”，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是国府和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凝聚民心、激励民众的图腾。
[往事]专栏
郑菁《内战期间的“特种教育”》
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市的民意机构：临时参议会》
季我努《近代美国军校中的中国留学生》
近代中国军事留美生虽然短暂地绽放过绚烂的光华，个别军事留美生甚至还孤峰高耸，可是在强大的军事派系面前，他们终究还是成为近代军事史的一个不起眼的“注脚”。他们当中有人形容自己是“故土上的异乡人”。
朱益华《明朝江南一座小城的公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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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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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如何不想他：一位“最平凡”的人》
江青
1970年我离开亲人，只身初到美国洛杉矶。久居在洛杉矶好莱坞的卢燕女士，和我以前在台湾的某次影展中有一面之缘。知道我人生地不熟，心肠好的她生怕我孤单，虽然事业家庭两忙，但也会找机会约我小聚。就这样，我在卢燕家中举行的一次“罗安琪国剧社”聚会中认识了董浩云先生。
卢燕的母亲李桂芬女士是国剧社掌门人，以前是京剧界唱老生的名角，听说当年还和梅兰芳先生搭档演戏。谈起以往梨园界的一些名人轶事她总是津津乐道，兴致所至也会清唱几段，在那天聚会中卢老太太也不例外，连唱带比划，神采飞扬。航运业巨子董先生端着一杯茶，与大家一起欣赏表演，闲话家常，给我的印象他是位和蔼可亲、十分平易近人的长者。后来，在洛杉矶的那一年中还与董先生见过几次，只是当时我生活处于最低潮，对周围的任何事和人都心不在焉。现在回想起来，只依稀记得他兴趣很广泛，总喜欢带着架小相机随时随地留影；也还记得他在背地里，对于卢燕待母亲的孝心赞不绝口，对我说：“你看她来美国几十年了，还可以保存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孝顺，真正是勿容易啊！”董先生笑眯眯地用上海话讲来，更见传神。
1972年春季，我幸运地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找到专职教舞蹈的工作，于是搬到旧金山湾区居住。董先生的公司在旧金山有业务，一年要来湾区不少次。他的幼女Mary（董亦萍）在湾区的一所幼儿园中任教，她恬静而朴实无华，对父亲十分体贴、敬爱有加。董先生极关心Mary的终身大事，对女儿择人标准发表了不少意见，也偶尔会突然用上海话提醒我：“下趟侬要小心点呵！”
他与在柏克莱任教，上世纪别具威望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教授、数学家陈省身教授都有交往，我也与他们相识，因此董先生有时也会约我同往做客。在与学者们的交谈中，董先生谦虚而诚恳，使我觉察到他是位尊重人才并且本身有着强烈求知欲的人，绝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与文人学者们应酬。这不禁令我对这位有抱负、理想的船王刮目相看。直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记得他走在柏克莱的山路上，边走边自在得意地哼唱出赵元任先生作曲、刘半农先生填词的歌：《教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此曲一字不差地由他口中唱出，着实令我万分惊讶，印象无法不深刻。
看到董先生最无拘无束的一次，是在张大千先生位于加州一号高速公路旁风景美不胜收的卡迈尔家中。张大千先生是位老顽童，总喜欢用浓重的四川话呼我曾扮演过的电影中的角色“西施姑娘”。他性格豪爽，极其幽默，常发一针见血的人生妙语和笑话，故事成筐成箩，令人捧腹叫绝。每次去他家我总可以暂且忘忧，而大饱耳福、眼福、口福。那天董先生也笑个不停，照片也拍个没完，用他那架“古董”小相机，将张大千家中的美景：老松、竹林、假山、猫、美食，以及张大千先生飘逸的美髯都一一收入镜底。在回程的路上，他还回味无穷地一再说：“今朝真开心呵！”再关心地补问：“侬你？”
为了追求我心目中确认的目标——进行现代舞创作，1973年夏天，我毅然放弃刚刚才稳定下来的生活，辞去柏克莱大学教职，迁往素有“现代艺术中心”之称的纽约定居。董先生知道后，很有点替我担心，曾苦口婆心地劝阻我打消此念，但在我表白了我来美国并不是去追求生活上的安定感之后，他便叮嘱我到了纽约后尽早地与他办公室的负责人卓牟来先生取得联络，并把我的新联络方法也留给办公室。
1973年，我一面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舞蹈系教舞，一面在纽约这个世界大都会如饥如渴地学习，观摩各种流派的现代舞。一段时间后就踌躇满志地希望：能争取到在纽约正式发表作品的机会。向董先生谈出这门“心思”后，他让卓牟来先生出面与有分量又资格老的“纽约华美协进社”商议，商议结果还请到了“华美协进社”羽翼下的“纽约中国民族乐团”演出时作现场伴奏，从而促成了我在“纽约市会堂”（NewYorkCityTownHall）当年秋天举行的公演，一千多人的会堂座无虚席。出乎预料的是：《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和各主要报章都派了艺术专栏评论记者来看演出，对我在纽约正式踏入的第一步评价甚高，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信心，初次演出的结果是促成了“江青舞蹈团”在纽约的创建。忆想起，我真不知道自己当年竟然会那么胆大包天，一个初到异乡的中国女子，居然在纽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真正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那年我二十七岁，大概还是自不量力的年纪。此后，虽然我备尝艰辛但更多的是创作时的苦中作乐罢，使我能一直坚持不懈地在纽约发展“江青舞蹈团”。与董先生在那段时间交往中有不少的“故事”，写出至今记忆犹新的这几件。
1974年夏天，我突然接到董先生纽约办公室的电话，要我在数日后飞往大西洋城（AtlanticCity）帮董先生领他所制作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影片获取的最佳纪录片奖。我当然非常替董先生高兴，因为1972年由“伊丽莎白皇后号”改成的“海上学府”焚毁一事令他情绪大受打击，成了耿耿于怀的心病，其中的损失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它包含了创业、历史、抱负、远景……为了补偿内心无法挽回的损失，也为了纪念这段往事，他极认真投入地拍摄了这部纪录片。但是，恰巧我团里那几天有演出，而且我也觉得：自己未参与这项工作而上台领奖并不适当，因此就婉谢了。不料没隔多久就接到董先生不知从世界上哪个角落打来的电话，有点急：“侬啥替勿能帮忙？难道侬要我自家上台领奖，去出洋相啊！”“为啥勿可以呢？”我也用上海话问。弄了半天，我才了解到他的传统观念仍然十分中国式的“古板”，电影圈属娱乐界，他认为上台领奖是抛头露面而不成体统；再有他一贯不喜爱“出风头”的低调作风，都造成他的“怯台”。我想董先生需要别人帮助的机会极少，而他平日一直慷慨大度热心助人，想着要照顾好他四周的人，所以当即感到义不容辞。我答应他设法重新安排时间，最后，虽无可能参加前面一系列的活动，但可以在颁奖礼当日傍晚赶到。
获奖的当晚，董先生欣慰满足之情溢于言表，捧着奖状拍了许多照片。虽然在事业上，他此生中赢得过无数骄人的成就、名誉和勋章，开创了中国、亚洲和世界航运史上的多项第一，但这次的荣耀似乎对他有某方面特殊的意义，他觉得对这一不幸事件，总算有了个较圆满的交代。那晚他重复多次地对我说：“良心上终算过得去了，这就是做人。”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对此事画上了句号，后来他买了另外一艘“大西洋号”（Atlantic），继续“伊丽莎白皇后号”的使命，实行他创设海上学府的理想并命名“宇宙学府”。
颁奖礼的第二天，我和董先生由大西洋城同机回纽约，印象难忘的是他的那口皮箱：皮箱很老且旧，看得出是历经沧桑，四角和边边全磨损得泛白，但整个箱子密密麻麻贴满了航空公司的标签，而且不止一层，根本没有一丁点缝隙可以再贴一张小纸片，像极了以前穷人家衣服补了又补，补丁上再加补丁，花花绿绿的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董先生得意地说：“侬看我这只箱子灵光勿啊，老远就可以看得见容易寻到呀。”我一时慨叹：“多辛苦，这要奔波多少万里的路啊！”
他公司里负责陪同的Robert事先跟我打招呼：“董先生的习惯，短途旅行一向乘坐经济舱位，请你多包涵。”董先生创业以克勤克俭著名，并绝对是以身作则，公司同仁心服口服。上机之后，不知机组人员如何知晓他的“大人物”身份，邀请他移至头等舱，但被董先生婉言谢绝了。记得那次在机上他谈了不少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价值观，也谈到非常想把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拍成电影。当然，我知道他是使中国航运业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因而也享有“现代郑和”的称誉。在许多场合中他都谈：“地球表面四分之三是海洋，我应该像郑和那样有雄心征服大海。”他一再对我说：“郑和绝对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以为：郑和率领船队远航非洲东海岸、征服印度洋，这些惊涛骇浪的故事本身就很戏剧性也很有看头；况且，郑和的最后一次航行，要比意大利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上半个世纪，他为中国人成为世界航海事业的先导者而自豪不已。
记忆深刻的是他对与他私交甚笃的玛歌芳婷，这位世界顶尖级的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舞后，由衷地发出赞叹：“玛歌除了她美好非凡的艺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她具备了世界上的人最美的德行和最高尚的心灵……”他不厌其详地讲述玛歌如何多年如一日照料患有残疾的丈夫，并能在公众瞩目之下处之泰然，担当着一个护士的角色。他不胜唏嘘，不禁再三地用“勿得了！真正伟大”这几个字来形容玛歌。我曾见过这位舞蹈女皇推着瘫痪在轮椅中的丈夫，到剧场来观看演出的情景：她熟练地不断替丈夫擦拭流淌在嘴边的口水，俯在耳边给他念节目单……我在叹息感动之余，也对这位舞后更加崇敬了。那次机上聊天，也使我对董先生在评价人的标准上有了新的了解。
董先生对我最不能理解而同时也可能正是他最“欣赏”我之处，那就是我一往情深并穷追不舍地在搞“赔钱”的舞蹈事业。
有一天他在纽约来电话说，下班后想和卓先生一同到我舞蹈工作室兼居住的地方来看看。1974年我搬到了租金便宜但面积相当大，由仓库改建成的曼哈顿苏荷区（Soho）居住。当年，那一带尚鲜为人知，很冷清，尤其是下班之后街上昏黑、少人气。当我开着四周只有铁栏围住，得用手控制的老式电货梯下楼去接他们二位时，由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他们对此区环境不安全而吃惊，电梯开动时左右摆动和啷当声响更使他们心惊肉跳。一下电梯董先生便急着说：“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住在这种危险地方？你晓得吗这里是纽约……”当时，我正因为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创作上的精力更充沛了，正计划将工作室改装成可容纳五十人左右的小型剧场，可做实验性演出，发表更多的新作品。董先生听后，以为我打的是有了小剧场多演出便可以多卖票、借以增加收入的如意算盘。我向他一五一十地分析，多发表新作品，排练、音乐、服装、道具等等制作费用加在一起反而会增加支出，与微薄的票房收入完全不可能成正比，多演出表明就是多赔钱。他起先纳闷，接着又替我着急起来：“你怎么可以去计划做赔钱的事呢？明知故犯，还这么起劲，这笔账你是怎么算的？我不理解……”当时舞蹈创作对于我几乎就是生活，那是一种极难向外人言传的激情，我也刻意避免董先生误会：我有向他要求经济赞助之意，因此没有与他继续算我的一本赔钱“账”。董先生慨叹起来：“从事表演艺术很艰辛我明白，你日子过得很淡泊但很满足我也理解，但你整天教舞、演出赚钱不辛苦吗？而赚的钱又都倒贴在创作上了。我很佩服你追求理想的勇气，但这个社会是现实的，人都是很势利的……你不要糊里糊涂，应当学会保护自己。”我知道他是出于一种对朋友的关怀而给的忠告。但“势利”两字由他口中说出来，不免使我纳闷起来，我不禁问：“难道你也会感到现实社会中的势利？我看到你周围的人，对你只会讲yes！”结果，董先生给我上了一堂社会课，将他的一些看法和切身经验分析给我听。
谈着谈着不觉到了晚饭时间，似乎不招待客人礼貌不周，但临时来客我毫无准备，于是建议他们如无其他应酬，不妨留下来吃我自制的韭菜猪肉大馄饨，董先生说这种上海家常食品，平时想吃难求，于是我算是作了一次小东。
其实为了实现他心中的理想，这种赔钱的“事业”，他自己也是一厢情愿地去尝试创建的，满怀信心和宏愿。我见证的那次是1982年初春，董先生创办在邮轮上的“宇宙学府”，当时与匹兹堡大学合作，别具匠心要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其中一个独出心裁的主题也就是他本人的嗜好“中国文化艺术”。当年我经常在各大学作中国舞蹈介绍和示范演出，因此董先生盛情邀请我参加研讨会。放幻灯片介绍舞蹈部分，在船上进行当然没有问题；但示范表演部分，我担心邮轮在海上航行时不易控制重心，感到困难，董先生要我见机行事。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所独特的海上学府，所以我对办校的设想、宗旨、课程的安排、师资的组成、学生的来源……都很感兴趣。我惊异地发现，董先生对船上的教学模式等等都了如指掌，谈时滔滔不绝，一脸得意且满足的口吻。还略微记得他在研讨会开幕的致辞中介绍了办校的理念：“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周游列国了解世界，将易于促进人与人的沟通，以及各种不同文化间的互相了解……”结尾时还说：“在这所海上大学上学，整个世界便是学生的校园，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放眼世界，获得更多的教益。如果能达到这一目的，就算不负我的一番苦心了。”我想董先生除了深信具创意性的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之外，也借此弥补青少年时期自己未能在受教育方面如愿以偿的遗憾。
研讨会进行的那两天，加勒比海风和日丽，在我示范演出时风平浪静，顺利完成示范演出后我如释重负，吹海风赏海景之外，与参加研讨会的其他人相谈甚欢。董先生忙得不亦乐乎，他既不放心各会场的细节安排，又要照顾众多的来宾，还时刻需要注意时间的控制。总之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随时调整，重作安排。与此同时，公司里的业务也不断地通过电讯从世界各地打来，需要他及时作决定处理。我实在佩服他精力充沛、日理万机的能力和惊人的记忆力，他笑说这完全是晨间打坐所赐，清晨能定下神来，整天再忙再紧张也可轻松应对。
整理资料时翻阅着保存下来的老照片，见到董先生和南宫搏先生与“江青舞蹈团”全体成员的合影，使我回想起1978年秋天，我的舞团在香港参加“亚洲艺术节”演出时，他精心安排并亲自接待整团的人到他的“香岛小筑”别墅中午餐，并邀约了在香港的众多文艺界朋友与我相识，希望将不同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他身为大人物，却有一种使人乐意亲近的魅力。
最难忘的是1977年“江青舞蹈团”第一次到欧洲做巡回演出，计算下来，演出酬劳难以支付全团八个人的机票、旅馆、制作费和薪金。其中，在巴黎的演出是参加第十五届“国际秋季艺术节”，在香榭丽舍剧场演出，这个机会对舞团十分重要，我不愿放弃。在经过努力依然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我只好找卓牟来先生，请他代我向董先生寻求赞助的可能。不久，董先生回到纽约，我硬着头皮实情直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经济上与董先生打交道，惶恐不安可想而知。不久他就吩咐卓先生，致电给与他公司相关的机构将赞助一事办妥，使舞团能如期在欧洲巡回演出。
在巴黎首演那晚，董先生约请了一些朋友来看，还事先通知我，演出之后他已为舞团安排了酒会宵夜庆祝。在海外尤其是在巡回演出的旅途劳顿中，这种周到细心的安排，使我感到一份难得的情谊和温暖，舞团成员们更是雀跃不已。舞团巡欧演出回纽约后不久，我便收到一叠董先生那天演出后在剧场后台拍摄的照片，倍感他对朋友的真诚和周到。董先生的好心，我却给他惹过大笑话，至今回忆起这件事仍深感歉疚。
1978年夏天我和比雷尔（BirgerBlomback）旅行结婚，事后在纽约的家中开了个香槟酒会，请了至亲好友热闹一番算是庆祝。董先生看我有了归宿，委实替我高兴，但觉得没有仪式和盛大的婚宴似乎说不过去，跟我嘀咕了几次，觉得我处理人生大事形式上太随便、太不讲究了。数月之后，比雷尔赴日本讲学，之后，我们打算途经香港前往中国大陆，因为比雷尔应邀在“上海生化研究所”讲学，我则探望阔别多年的亲人。董先生知道后，提议他在香港为我补请喜酒，并邀请我所有在香港的至亲好友前来参加。我当时觉得结婚是我和比雷尔两人之间的事，张罗婚宴太费时间和精力，也太麻烦亲友们，所以执意不允。结果，董先生只要求那天我们夫妇到场，其他一概都不用我操心，并且安排我们在香港时住在他的“香岛小筑”别墅，婚宴也设在那里。我被他的诚意和盛情打动，已到了却之不恭的地步，只好依照他的意思办。直到在东京上机时被海关挡驾，我才发现我在日本办的香港入境签证上日期弄错了（当时我还没有美国护照，拿的是无国籍旅行证件），年份一栏上提早了十年。明显是笔误，但一板一眼的日本海关，无论我如何求情兼评理都不肯放行，当然只好怪自己粗心大意。当日周五已过办公时间，第二天又是个不上班的周末，而董先生为我们举办的盛会就在周日。比雷尔既未见过董先生，在香港也不认识任何人，我也无法和董先生取得联系，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让比雷尔先行。
结果董先生亲自去机场接机，感到意外自不在话下，但事出突然，已无时间改变原计划，只好婚宴照旧举行，别开生面的婚礼是新娘缺席。使比雷尔感动的是细心的主人因为知道比雷尔是瑞典人，怕男方冷落，还请了许多在港的瑞典籍客人，但无论是主人或客人，比雷尔以前一概不相识。提起此事比雷尔总是说：“这是我一生中永志难忘最尴尬的一次经验，但我更同情那天的Mr.C.Y.Tung，他太好心了，大概把全香港的瑞典人全请来了，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向宾客做的解释，这个“玩笑”我们跟他开得实在是太大了点！”
几天之后，我终于拿到了签证飞来香港，但董先生已经出了远门。几个月之后在纽约见到他，他并未责怪，只是说：“我知道你糊里糊涂，但不知道居然糊涂到这种地步，可惜你香港的那些老朋友们想见你，结果却没见到。”
果然如此，1993年在台北庆祝台湾金马奖三十年的电影节中，碰到电影界的老朋友们，凌波姐还在抱怨当年我演的那出令董先生啼笑皆非的喜剧——举办“没有新娘的婚宴”。
1982年4月15日他突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在我上“宇宙学府”示范演出后不久，享年仅仅七十岁。猝不及防的诀别，我只能叹息这位有胆识有抱负的长者：壮志未酬！
如今，董先生已走了整整三十年了，但他并没有和我们“失散”，这些不受时间和距离的影响保留下来的美好追忆，仍然如此生动、如此亲切……
很多人会记得他事业上的轰轰烈烈，他在世界航运界显赫的地位，他对社会、中国文化投注的热情，他作为实业家、社会活动家的丰功伟绩……我一直愿意当他是暂停着在休息，他的一生太操劳、太辛苦了。使我敬重并最为怀念的是：董先生有着极不平凡的一生，但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最“平凡”的人。
我在猞猁岛海边写的这篇文章，此时此刻面对蓝天大海也想唱：
天上飘着些微云，海（地）上吹着些微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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