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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名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教育史、文化史不可忽视的人物高语罕（1887-1948）这本《作文与人生》初版于1928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后多次印行。书中除了讲述语言文字的起源与进化、语体文与文言文的区别外，还着重论述了文字写作的必要条件和诸多方法，今天看来，其中不少内容仍然熠熠闪光，正如著者在“自序”中所言：它不但是一般青年的作文的指导，并且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指导。相信这本饱含作者创作体会和写作理念的作文指导书，能够使读者感觉到新意，并从中获得启迪、借鉴和思考。
原书为繁体直排，现根据1936年版，以简体横排方式重新编排出版。编校工作中，除了对原书中的文字和引文作了仔细的检核与勘误外，还对原书与现行标点符号规范用法不同的少量标点符号作了改动。
本书适合中学生阅读，期待这本现代版的民国老书能够对当今中小学作文的教与学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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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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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旧作，但它的内容却依然是活泼泼的，因为它不但注意到死板板的作文的公式，并且注意到作文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联系。它不但是一般青年的作文的指导，并且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指导，故名之曰“作文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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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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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罕（1887—1948），安徽寿县人，原名高超。“五四”前后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教育史、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不可忽视的人物。1914年底赴上海，积极参与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8月赴德留学，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1925年12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随陈独秀赴武汉，任《民国日报》社社长。著有《白话书信》、《国文作法》、《现代的公民》、《现代情书》、《红楼梦宝藏六讲》、《康德的辩证法》等30余部。《白话书信》再版39次之多，发行10万余册，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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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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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篇语言文字的起源与进化
第一章语言文字的起源
第二章语言文字的功用与其进化
第二篇语体文与文言文
第一章语体文与文言文的生命
第二章语体文与文言文的对照
第三篇文字写作之必要的条件
第一章多读小说
第二章多读新闻杂志
第三章社会科学的常识
第四章自然科学的常识
第五章外国文字的常识
第六章实际生活的体验
第四篇文字的要素
第一章目的
第二章事实
第三章语言
第四章思想
第五章读者
第五篇文字的戒律
第一章虚伪
第二章夸大
第三章模仿
第四章轻薄
第五章阿谀
第六章傲慢
第六篇文字的质力
第一章漂亮
第二章生动
第三章简劲
第四章譬喻
第五章重点
第六章统一
第七章匀称
第七篇文字的内容
第一章民众的立场
第二章斗争的精神
第三章丰富的情感
第四章深远的意识
第五章客观的分析
第六章辩证的逻辑
第七章超越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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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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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语言文字的起源与进化
要明白文字的起源，必先明白语言的起源。但是语言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人说是“天生来的”，或是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时候，一开始就会说话的，这自然不像话，谁也不会相信；又有人说，语言是人有计划地创造成功的，这也不成话。据社会史的考察，人类在蒙昧初期，始发生语言，当这个时候，哪能有什么具体的有计划地创造出语言来？自然也不能使人相信。假使我们根据社会经济与社会形式发展史的研究，那所得的结论便迥然不同。
生物界中不仅人类有语言，群居动物也有语言，譬如“马嘶”，“鹿鸣”，“狼嗥”，“犬吠”，在人类看来，自然是莫名其妙，然而，嘶、鸣、嗥、吠的动物的相互之间，自然有它们的这种“鸣”、“吠”、“嘶”与“嗥”的迫切要求，犹之乎人类之有语言的要求一样。“它们由一只老的动物领导，寻找共同的就食地，并且占据地势，共同防备仇敌的袭击，因此在它们中间就要互相报告各种不同的消息。它们有各种鸣声，表示它们对于异性的引诱，对于仇敌的惊慌，对于远处危险的警戒，或是表示嬉戏与挑战，欢乐与恐惧，爱情与愤怒，这都是它们大家完全了解的。我们只要想及羚羊，当猎人相信确能射杀羚羊时，它时常一声狂叫，使全队羚羊都逃跑了。不独此等群居动物知道以鸣声向同类报警，就是孤栖的动物，对于它们的周围也是执行警戒任务的。当我们穿过山林时，山鸟与喜鹊即作恐怖的鸣声以警戒它们的同类；老鸦对于掠鸟以及其他原野间的鸟雀也执行同样的任务，沼泽间的全体小鸟则注意于更大的涉水鸟的警告。”这自然是不成音节的极其单纯的声音。
人类的语言也是从这样不成音节的单纯声音开始的，这种单纯不成音节的声音，就是“原始人类起初互相了解的媒介。但是人类的发展，经过了极悠久的岁月，即比一切动物的发展都悠久的岁月，他们的精神能力又发展到了高度，他又能利用他积久劳动的经验，把他的两只前足变成两只手。自从我们的祖先把两只前足变成两只手以后，人类的劳动范围就渐渐扩大，劳动技术渐渐进步，身体与四肢的运动愈加发展，他们的‘语言’也就愈加清晰。人类当其劳动时，常发出各种声音以维持相互间的联系，或造成一般人的劳动情绪。如果工作的振动，如工厂机器振动的声音不能用音律将工人联合起来，但是又不足以压抑人的声音时，则人便开始高歌求得其邻近工作者的附和。人类当其孤立劳动时也乐于唱歌，或发出很高的声音传达邻近各地。到森林里拾菌的女子用此唱彼和的歌声，或简单的呼唤声维持社会的联系。”
人类的语言萌芽于这种劳动的呼唤叫号的简单声音，这种简单的呼唤叫号做了人类初期的互相了解的媒介。但要形成人类今日之语言，必得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社会的共同生活”。人类一开始就是社会的动物，因为草昧初辟，天壤茫茫，穴居野处，生事艰难。这个时候，人类所努力的，专在于征服自然，就是怎样才可以免于毒蛇猛兽的危害，怎样才可以免于风霜雨雪的侵袭，怎样才可以免于疾病饥寒的交迫，怎样才可以避苦而求乐，转危而为安，那自然要靠着大家“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了。况且，那时对于自然的斗争，不像现在可以借助于机械，借助于科学；所恃者只有人类的两手，若是大家不联络起来共同动作，那人类恐怕早已灭绝。所以，人类的劳动与他们的社会的共同生活是相须为用，也是同时并起的，大家既然是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就不能不互通情感，以表示他们的喜怒哀乐；不能不交换意见，以传达他们的经验知识；有时共同劳作，则举动的或缓或急，或先或后，皆需要一种符号以为意思的沟通，行动的合拍，于是人类的简单声音就日趋复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语言。有了语言，人类的劳动越发有兴趣，有进步，人类的生活越发完美，欲望越发增加，而知识经验也就越发宏富。这种经验和知识不但可以借语言之助，互相传授，并且可以遗留给后人，劳动技术与工具也可以传之无穷。辗转相承，交互影响，因语言进化，而人类的劳动也就进步；劳动进步，人类的语言也因之而进化。
但是，人类生活既愈趋演进，交通愈益频繁，关系愈益复杂，无论就时间说，徒恃语言都不能应付裕如。事情多了，或则人类交通广了，语言便不够用了，而要想把前人的经验、技能、文化和工具一一传之后人，语言更是不够用了，到了野蛮时代的“上期”，才发明文字以济语言之穷。有了文字，才有文献记录，把以前种种的发明、经验、技能和思想移交于后代，于是人类才走进了文明时代。《易经》所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就是说明文字发明前后的社会现象。不过，《易经》把文字的发明完全归功于所谓“圣人”，把人类长期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之奋斗的史实一笔抹杀，好像这类创作都只是圣贤从他们自己的脑子里创造出来似的。这是个谎，《系辞传》这一类的话都是一样的谎，我们万不可相信它，我们要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考古学去研究人类语言文字的起源，才可得到满意的答复。第二章语言文字的功用与其进化
语言文字大有造于人类社会，上节已说了个大概，现在我们打算把它再总括一下，先看国语文字的提倡者胡适怎样说。他说：
语言文字的用处极多，简单说来，一是表情达意；二是记载人类生活的过去经验；三是教育的工具；四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
这四条所举固然不差，然而还有一件重要的功用必须举出，就是“训练思想的作用”。这并不是每一种思想必须发为语言，做成文字，才算得思想，乃是说，人类运思的时候，必要在脑子里，即思想中枢，经过一番语言文字的组织，构成具体的语句，才可以成为一种明确的思想。拉发格说：
在实际上，最抽象的头脑，不用字，不自言自语于内心，也就不能思想。纵使其用字，自言自语，不像小儿口头上那样喧哗不已，然而却有许多成年人喃喃自语地说他所思想的东西。语言在智识的发展上，因为那些字，及其相继的意义之字原学的构成，不过是反映创造它们和使用它们那些人的生活条件和内心状况而已。
实则不必把字句喃喃于口，人类的头脑已积有前人极悠久的思想的训练，当他思想的时候，思想中枢构成语句非常之快，仿佛电讯似的，若必待喃喃于口，才成为思想，极钝根的人容或有之，那却不是常态。
在我们看来，语言文字本来是一样的东西，因为出之于口则为语言；把语言笔之于书即为文字。然而，语言与文字之分离，又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历史的事实是怎样演成的呢？依我个人的见解应该溯源于社会阶级的发生。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没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不会发生阶级，没有阶级，也就没有什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那么，彼此之间所用以互通情感、交换知识、传授经验，只是一种语言文字。到了后来，私有制度发生，剥削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成为被统治阶级。政府官书文告、朝章国故所用的文字，渐脱离民众的语言，变成一种统治阶级的专利品，所以古人有“非天子不议礼，不考文”和“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话。就是说，“礼”、“文”是政府之事，老百姓没有议与考之权，而关于礼与文的文字，自然老百姓也就不需问津了；雅驯的文字是“缙绅先生”的专有品；所谓缙绅先生就是统治阶级的柱石，他们就是“士大夫”，又可以说就是现今的所谓官绅。他们不但要文字与民众的语言分离，就是他们所用的语言，也与生息在重重压迫与剥削下的一般劳苦大众的语言不同。因为统治者群是有闲阶层，他们据有农民与工人的剩余价值；他们要享乐，要文雅，要仪节，要阿谀，这是一个社会的生活；劳苦贫民大众终日勤勤为达官贵人、封建领主劳作，没有机会去享乐，他们不需要文雅，不需要仪节，更不需要阿谀。他们是奴隶，奴隶之间只有单纯的天真诚朴，无所用其虚饰诈伪，这又是一个社会的生活。生活不同，语言文字自然也就不同，第一篇语言文字的起源与进化00作文与人生语言文字分离的原因大致如此。统治阶层的语言与劳苦贫民大众的语言分离，统治阶层的文字与被统治阶层的语言分离得更远。胡适的国语的进化只图证明语言的进化与语言文字的功用，但他并没有说明语言进化的社会动力与文字脱离语言而独立的阶级关系；或则是他不企图去说明，也许他不能说明。还有人说，“文字（中国的）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那更糟糕！因为社会的物质生活进化了，社会的语言也必随之而进化。我们试把一个大都市的工人或市民和一个大都市近郊的农民的语言与乡鄙窎远地方的工人、农民的语言比较一下，便会明白上说之不符事实远甚。前者的语言益接近于现代文化与科学；后者的语言益带着神秘、迷信与旧社会的伦理观念。而且，社会上层的语言总带有保守性、反动性；社会下层的语言总带有反抗性、革命性。所以，俄国有一位革命家说，“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把‘苏维埃’‘工人国家’‘劳工专政’等等语言带到全社会的生活中，其功已经不可没”（大意如此）便是语言进化的一个明证。欧洲古代思想家有两句对话如下：
——什么是文字？——历史的保存者。
——什么是语言？——精神的叛徒。
这个意思是说，文字笔之于书，不可更易；语言随时代与社会生活而时有不同、地有不同，甚至此一社会与彼一社会不同，然而就一般说，语言是“精神的叛徒”，就是说，它是旧生活、旧习惯的叛徒，是上层社会之秩序与安宁的叛徒。所以，我们现在要郑重地从上述种种抽出如下的结论来：
（1）语言与文字原来本是统一的。
（2）语言文字分离始于阶级的社会。
（3）不但统治阶层的文字脱离被统治阶层的语言，且统治阶层的语言也脱离了被统治阶层的语言。
（4）中国的语言既然因上述的历史社会的关系而分成两种语言（统治者的与被统治者的），那么，中国的文字自然也就分成两种（统治者的文言文与被统治者的语文，即大众语——最大多数民众的语文）。
（5）统治者的文言文固然有进步，被统治者大众的语文更有进步。
（6）统治者的文言文是贵族的，反革命的，虚伪的，死的，被统治者大众的语文是民众的，革命的，真实的，活的。
（7）我们要努力于语言文字的统一，我们尤应努力于社会生活与生产关系的根本改造，作为语言文字大众化、劳动化和社会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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