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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开除自己的总经理》记录了王文华十年职场的辛酸苦辣,前五年他就职于美国最大的金融资讯集团Dun
Bradstreet公司,派驻东京、纽约、福罗里达。后五年,他任职台湾的迪斯尼电影公司行销经理、MTV电视台董事总经理。
十年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他做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都写在书中。除了分享职场经验,《蛋白质女孩》作者王文华也首次写出了这十年他家庭和感情的生活。家庭中,父亲的生病和过世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感情上,两段恋情让他发现自己根本不懂爱情。
这本书写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职场与家庭。有人说,王文华是职场与爱情的专家,这一次,“专家”写出了自己的挣扎。
關於作者:
王文华,12月17日生,射手座。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斯坦福大学企管硕士。既感性又理性,喜欢写作和企业管理。
感性,所以学文学。著有《蛋白质女孩》、《吃玻璃的男孩》、《61 x
57》、《倒数第2个女朋友》等爱情小说。以及《宝贝,只剩下我和你》、《斯坦福的银色子弹》等励志散文集。理智,所以读MBA。在纽约华尔街工作五年,回台湾后曾任迪士尼电影公司行销经理、MTV电视台董事总经理。
目錄 :
我为什么失败
宇宙的主宰
派对上的耶稣
渡边小姐的高跟鞋
魂断好莱坞
在冷酷无情前离开
提前结束的秋天
我的穷爸爸和富爸爸
最可靠的司机
开刀房
急诊室
漫长复健路
遇到《蛋白质女孩》
全世界最好的工作
留恋舒适区
不急救同意书
“不”要活在当下
“这小伙子带着枪,很危险”
最后一击
开除自己的总经理
內容試閱 :
我为什么失败
我看着那张裁员名单,
上面一个一个的名字,像虫一样,
从我的眼睛,爬进我体内,接下来几天几夜,
不停啃噬我的内脏。然后一整夜我想的,
是更深、更重要的问题──
我为什么失败?
突来的电话
2004年12月12日星期天晚上九点,我在家看电视。手机突然响起,是我的老板--MTV电视台亚洲区的主管。当时我是台湾MTV的董事总经理。
“Tom,你可不可以到远东饭店来一趟。我和总部的几位同事在这里。”
老板的办公室在新加坡,我并不知道他来了台湾,更不知道总部其他同事也来了。电话中我没有多问,挂上后立刻换衣服。我知道:这是大事。
二十分钟后我走进饭店咖啡厅,老板和另外两位主管已经就座。他们坐的姿势和那场面的态势,跟半年前我在总部求职面试时一样。
我坐下,大家心知肚明这次见面的不寻常,但仍行礼如仪,把寒暄说完。
然后老板冷静地说:“Tom,台湾分公司必须裁员。”
半年前意兴风发
我回想起半年前,进入MTV台湾分公司的第一天,老板帮我办了一个风光的party。五十位同事齐聚在lounge
bar一般时髦的会议室,老板高调地介绍我:“我要介绍Tom--王文华。大家都知道他作家的身分,但从今天起,他也要以董事总经理的身份,带领大家。”
这念起来绕口的“董事总经理”头衔,是“Managing
Director”的直译。通常头衔愈唬人,头衔背后的人愈可能是纸老虎。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纸老虎。
老板介绍我上台,同事们掌声响亮,甚至有些夸张。我像得奖者一样一边挥手一边走上台,然后简短却坚决地发表了我对公司未来的愿景。我看到台下半信半疑的眼神,我提高音量,试图把大家的怀疑压下去。讲完下台,掌声比上台时更响。但我没有得意,只有压力。
当我接下MTV董事总经理的职务时,老板明确地告诉我他的期望:我请你只为了一件事--增加公司的利润。
多么直接、诚实的期望!他没有要我打造品牌、没有要我振奋士气,他没有要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要所有老板和股东最需要的,也是所有专业经理人最应该给的“利润。
我喜欢明确的目标,也喜欢电视这个产业。于是我离开了工作五年的博伟电影公司(迪斯尼在台湾负责电影发行的子公司),投入名称相近、性质却截然不同的产业。
从买方到卖方
性质怎么不同?
在博伟,我们营销好莱坞电影。片子强,戏院会求我们。有大笔广告预算,媒体会求我们。我们是买家,有很多谈判筹码。
在MTV,我们卖广告。我们求别人。
我当然知道这两份工作的基本差别,但仍自信满满地接下新职。
上任后,我才发现”增加利润“并非那么容易。方法很简单,开源节流而已。但实行起来,四处碰壁。
“开源”就是要多卖广告。境内广告主买广告时以收视率为标准,MTV是专业的音乐频道,虽有忠实的年轻观众,但收视率比不上一般综艺台或新闻台。收视率不好,广告就难卖。
“开源”困难,“节流”就重要。公司有五十人,每月的固定成本是沉重的负担。“裁员”这敏感的字眼,像农药或味精,看不到,但一直在那里,洗也洗不干净,直到某一天爆发出来。
上任半年后,它爆发了。
在远东饭店,老板说:“Tom,我们需要你留下来,但公司必须裁掉一些人。”老板打开桌上的数据夹,拿出一张纸:“这是我们建议的做法。”
听到自己没有被裁,我的紧张消退了,但立刻涌上的是沮丧。
他打开的,不只是数据夹,也是一罐小虫。建议做法包括裁员名单,我看着那张表,上面一个一个的名字,像虫一样,从我的眼睛,爬进我体内,接下来几天几夜,不停啃噬我的内脏。
老板不是坏人
到我看着裁员名单那天,我已在外商公司工作十年,看过裁员的场面。大家都喜欢雇人,没有人喜欢裁员。我们喜欢把裁员的老板看成猪狗不如的冷血动物,但他们也只是在执行资本主义中一件不悦的差使。资本主义也有很多快乐的事,如高薪、红利、股票选择权,但裁员显然不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对资本主义,对于“裁员”本身,并没有情绪反应。当时我在远东饭店之所以沮丧,是因为连建议的裁员名单都出来了,我却从头到尾毫不知情。以至于几天前,跟同事一起吃晚饭,酒酣耳热之际,我还拍拍同事的肩膀,毫无保留地激励他们说:“我挺你们,我们一起大干一场!来,我先干为敬!”
那晚的会议结束后,老板送我走出饭店。他说:“Tom,公司对你还是有信心。这次整顿后,我们一起再把公司做起来。”
我没有响应,面无表情,坐上出租车。
回家后,我的沮丧慢慢变成冷静的分析。
我凭什么沮丧?凭什么摆臭脸?这并没有不公平。公司付我高薪,给我福利,事先就说得很清楚:增加获利。我也答应了,薪水也拿了、花了。现在我做不到,公司亲自来做。天经地义!我做不到,要让总公司的主管牺牲周末,大老远飞来收拾烂摊子,是他们该摆臭脸,不是我。
决策过程中没顾及我的感受?这是哪里?我是谁啊?这是一家公司,不是心灵成长班。我是专业经理人,不是精神科的患者。长大吧,王文华!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中,公司不可能时时刻刻顾及到每个人的感受。在你上任那天,公司非常顾及你的感受,给你办了一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party。但那是特例,不是常态。你不能把福气,当成空气。
再说,当你这个月没办法交出预算书上的利润时,你可曾顾及老板的感受?
为什么我失败了
于是我的情绪很快就平复了。接下来一整夜我想的,是更深、更重要的问题,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为什么我没能达成公司交付的使命?为什么我失败了?
宇宙的主宰
有梦想就立刻跳进去,
不是站在岸边一直空谈,一直感叹。
热身动作都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热完身后你要跳水。
而不是虚晃两招,
然后回到更衣室洗澡。
第一份工作
我在MTV失败的原因,从之前十年职场的过程就可看出端倪。所以这个故事,要从我第一份工作开始说起。
我的职场路,一直走得很顺。商学研究所第一年结束前,我在洛杉矶的“葛雷广告公司”(Grey
Advertising)找到实习机会。虽然待遇微薄、工作繁琐(包括影印和资料key-in),但因为葛雷是大公司,可以学到很多,我还是去了。LA房租生活费都贵,那三个月我算是赔本上班,但却赚得了人生最宝贵的职场态度。(参照《史丹佛的银色子弹》P90)
商学院第二年毕业前,我开始在美国找工作。因为在西岸的加州念书,所以想换个环境,到东岸工作。最向往的城市,当然是在电影中看到无数次的──纽约。
一个台湾人在美国找工作何其容易,有礼却坚定的拒绝信像报纸一样,每天准时送达。收到了近百封的拒绝信后,我得到两份纽约的工作:一份是在“Lintas广告公司”当AE(业务代表),另一份是在“Dun
Bradstreet公司”做储备干部。
Lintas(大陆翻作“灵狮”)是美国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Dun
Bradstreet(大陆翻作“邓白氏”)是美国最大的金融信息集团。两者都是好公司,但产业截然不同。该选哪一家呢?
应该去灵狮吧。不管从里子和面子来考虑。
里子来说,我虽然念MBA,但热衷文学艺术,对广告的兴趣,自然超过金融。在洛杉矶“葛雷”的实习经验,是我能拿到灵狮工作的原因,也是我将来能适应灵狮工作的证明。
面子来说,广告界光鲜亮丽,能在全球广告的首都纽约做广告,是爱情电影中男女主角才有的特权。看看《绝配冤家》的马修、麦康纳、《纯属虚构》的珍妮弗、安妮斯顿,我也想过那种生活!
但最后,我选择了“邓白氏”。
工作vs生活
为什么选择和自己兴趣较远的“邓白氏”?
简单地说,因为我“玩心太重”。
学业、职场一路走来,我在选择学校或工作时,一向不在乎“学习、工作的内容”。我比较重视的,是读这个科系、做这个工作,能玩出什么样的“生活”?
因为我认为生活方式,比学业和工作重要。所谓“生活方式”,就是当你选择了某一个科系和职业后,你的衣食住行育乐自然会发展出来的风貌。
学业和工作是手段,好好生活才是目的。生活应该用“过”的,更应该用“玩”的。所以我选择的标准是:哪个科系或工作,能创造我想要的生活?哪个科系或工作,能让我玩得过瘾?
所以当初外文系毕业,也考上外文研究所,但当兵时一想,念博士当教授的学术生活,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当时我想要的生活是:出去看世界,从看世界的过程,认识自己。
于是我出国念MBA。这不代表我弃文从商,或对商业有什么专长。我只是想到国外,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认识另一个自己,发掘自己另一方面的兴趣。
本着同样的动机,我选择“邓白氏”,进入我比较没有兴趣的金融业。因为那里的工作,可以让我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
“邓白氏”是一家金融和市场信息的集团,当年旗下包括了做债券评级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做消费品销售调查的“尼尔森公司”(A.C.
Nielsen)、做电视收视率调查的“尼尔森媒介研究公司”(Nielsen Media
Research)、做企业债信评等的“邓白氏债信公司”(Dun Bradstreet Information
Services)。
我进入总公司两年的主管储备计划,公司把刚毕业的MBA在全球不同子公司轮调,学习不同事业,希望全方位历练后,他们有朝一日成为公司的领导人。
我并没有野心要当美国企业的领导人,但想假公济私地环游世界,所以我兴高采烈地进了金融圈。
在7-11上班
求仁得仁,我轮调的第一回合就在华尔街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穆迪做的是债券评级。什么是债券评级?政府或企业要募集资金,主要的两种方式是发行股票和债券。投资人买了股票,股价每天波动,随时可以用市价卖出,赚取价差。投资人买了债券,则定期收到发行单位付的利息,债券到期时拿回本金。
穆迪分析债券发行者的财务状况,然后给债券一个等级,供投资者参考。债券等级愈好的发行者,偿还本利的能力愈好,投资人的风险较小。债券等级愈差,表示公司偿还本利的能力愈差,投资人就要小心。
穆迪和其他信用评等公司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形象大伤,因为他们没有看出许多次级房贷债券外强中干的假象。不过在1994年我加入时,穆迪就像债券界的大法官,专业而权威。甚至连股神华伦·巴菲特后来都投资穆迪,买下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我在穆迪做了半年,负责搜集各新兴市场的金融信息。我们得到这些信息,一方面可以给公司的分析师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包装成其他的信息产品转卖。
我的工作内容是打电话给中国大陆、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的股票交易所,希望借由他们取得该国所有上市公司的财报。
这份工作本质上是做业务,我要说服对方免费或用极低的价钱把大笔信息给我们。拿人手短,要成交,我必须要有谈判技巧。我之前没做过业务,只能跌跌撞撞地从实践中学。此外,因为时差的关系,我常要在亚洲的上班时间(纽约的晚上)打给客户。我感觉自己在7-11上班,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
累是累,但这份工作培养了我职场的基本动作:找客户、打电话、沟通、说服、谈判。这些是在任何产业、任何公司、任何职位都需要的技巧,我有幸在第一次轮调中就学到。
宇宙的主宰
我喜欢在穆迪工作,因为除了学到基本动作,也就近见识到了华尔街。
穆迪并不在华尔街的核心,华尔街的核心是投资银行,如高盛、摩根史坦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倒闭。美林被“美国银行”并购)。
投资银行一方面帮企业客户进行并购或股票债券上市,另一方面运用本身的资金在市场上投资或投机。金融海啸的源头,就是投资银行设计出跟次级房贷连动的证券,自己买也卖给客户,最后当贷款者还不出钱来,这些证券变得一文不值,整个金融市场就崩盘了。
虽然投资银行在2008年人人喊打,但在过去和未来,依然是诱人的行业。在投资银行做事,经手的钱大、赚的红利也多,有面子也有里子,所以是MBA毕业后的第一志愿。班上最聪明的同学,大部分都进了投资银行。
比尔·盖茨曾说:“微软最强劲的竞争者,不是任何软件公司,而是高盛银行。”一家软件公司的竞争者怎么会是银行呢?因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IQ,比尔·盖茨认为只有高盛员工的IQ,足以跟微软媲美。
我在穆迪时经常跟投资银行中高IQ的客户或同学联络,听他们讲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投资银行中气焰最盛的是交易员,因为他们借由买卖股票、债券、期货和货币,替公司赚进大把钞票。他们上班就像赌博,只不过赌本由公司提供。赌性坚强的交易员,任何事都能赌。他们走过公司的会议室,看到一群同事在开会,立刻就在门外赌起来,“我打赌十分钟内有人会去上厕所。”大家纷纷下注,赢多少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赌赢”的感觉。
赌性跟个性成正比,成绩好的交易员,脾气也大。他没有时间和耐心跟你沟通,你跟他意见不同,他就对你破口大骂。没有人敢顶嘴,老板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是公司的摇钱树,摇钱树就是老大。
老大不遵守传统公司的规范,各种奇怪的行径都发生了。他们上班时间打色情专线,并将淫秽的声音用扩音器放给全公司的人听。钱和性,总是相辅相成,或狼狈为奸。
无怪乎在20世纪80年代,这批华尔街的交易员被称为“宇宙的主宰”(Master of the
Universe)或“摇晃的大老二”(Big Swinging Dick)。别以为这是羞辱,他们觉得这是光荣。
当李安的学弟?
我不是交易员,身上也没有任何大到会摇晃的东西,但我也有一种幻想,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主宰”。不只是我,事实上,在纽约,不管是交易员或流浪汉,都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主宰”。因为在纽约人心中,纽约就是宇宙的中心,全世界最好和最坏的人、事、物,都聚集在这里。纽约不是世界的缩影,她是世界膨胀数十倍的结果。
我大老远来到宇宙的中心,当然要把握这地利之便。于是玩心一犯,开始在穆迪的工作外,拈花惹草。我走到公司附近的纽约大学,报名了纽约大学“进修教育推广部”的电影制作密集班。
我从大学时就喜欢电影,和很多文艺青年一样,也想拍电影。于是大学写小说,在史丹佛念研究所时写电影剧本。我MBA的毕业证书,夹在我写的第二个电影剧本《如何变成美国人》中。我梦想有一天,能把电影和商业这两项兴趣合二为一。
拿到MBA后,缺的就是电影这一块。于是我决定去学电影。纽约大学,这是李安、马丁·史柯西斯,奥利佛·史东、史帕克·李的母校!我好不容易住在纽约,怎能不来这里学习!
我上的进修教育推广部当然比不上李安上的正规研究所,所以我并不算是李安的学弟。但只要能来到“麦加”,血统不纯也没关系。
“进修教育推广部”给社会人士下班后学习一技之长,班上同学从会计师到出租车司机,无奇不有。既然是“密集班”,上课时间当然紧凑。每周一、四、五晚上六点到十点、周六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上课。上下学期,总共半年。而既然是电影“制作班”,教的不是某部影片的内涵,而是实际拍摄和剪辑电影的技术:如何把胶卷装上摄影机、使用摄影机、架镜头、打灯光、剪辑、配音等。
翘班烂招
当时我在穆迪上班,很难每周一、四、五晚上六点准时到纽约大学上课。于是想出许多偷鸡摸狗的招术。周一晚上五点四十五分,眼看上课要迟到了,老板还在,怎么脱身?
我把大衣挂在座位旁,办公椅从桌面下拉出来、计算机开着、台灯开着、故意把桌面弄乱,营造出我还在工作,可能是去上厕所的假象。此时我穿着薄西装,摊子上买份热狗,在大雪中赶到纽约大学,上四小时的课。下课后,再回到公司,把工作做完,穿上大衣回家。
“Tom,你到哪去了?”老板还在加班,看到我走回来,忧心地问。他并不是要揭穿我翘班,而是担心我出了意外。
“没事,”我摸着肚子,皱起眉头,“拉肚子了!”
就这样,我“拉了半年的肚子”。
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当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精力。唯一的解释是热情。后来我常以“没时间”作为拒绝别人或自己的理由。但我深知真正的原因不是“没时间”,而是“没热情”。当年在纽约时我真的没时间,但因为有热情,一切都变得容易。
隔岸观火vs消防队员
但光有热情不够,热情不能供在家里,热情要用在街头。你想拍电影,就去学、就去拍,不要只是窝在家里看DVD,或坐在咖啡厅埋怨怀才不遇。去学、去做、去借一台DV,去到片场当小弟,这样你就会学到技术,得到人脉,然后有可能从小弟变成场记,从拍DV变成拍MV。慢慢地,有一天,拍自己的电影。
一旦实做,就比较可能了解到:你对电影其实没有兴趣,你只是对电影明星有兴趣。那你拍电影干嘛?看看娱乐新闻就好了。或是你了解到:你对电影有兴趣,但兴趣是在于电影欣赏,不是录音打灯光,那你去学拍电影干嘛?你应该去学电影评论(纽约大学有电影评论的硕士班)。又或者你了解到:你真的是对电影拍摄有兴趣,但你并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很不幸,这行业需要天分。这时你就要考虑,你要把青春花在一个有兴趣但没天分的行业,还是去找另一件既有兴趣又有天分的事情?
但不管最后是哪一种状况,你都要先跳进去,而不是站在岸边一直空谈,一直感叹,一直问别人,一直做市场研究。这些热身动作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热完身后你要跳水。而不是虚晃两招,然后回到更衣室洗澡。
学业和事业是这样,爱情也是。很多人,包括我,说的比做的多。我们会从各个角度来分析爱情,但却没让自己或任何情人快乐过。这算什么东西?这是隔岸观火,不是打火英雄。
我当了消防队员,把火灭了。我在纽约大学学了电影后,发现我不必急着拍电影。
为什么?
虚荣心骗了我
那半年,下课后十点坐地铁回家,在阴冷破旧的月台,我想通一件事:
电影是一种高度技术性的说故事方式。一个好故事,未必能成为一部好电影。因为电影中有摄影、音效、剪辑等技术环节,都很专业。我会写作,但不会技术,离能做一个好导演,差得太远。
想通这点,我沮丧但清醒地走下车。我不得不承认:我一个刚毕业的MBA,对技术没有天分、兴趣或能力,怎么拍电影?
出了地铁站,走在家附近的街道,我也体会到:我真正有兴趣的是说故事。至于用哪一种媒体说(文字、广播、电视、电影),并不重要。过去会以为一定要用电影,难免是受到了虚荣心的影响。哇,声光效果、俊男美女、国际影展、一夕成名,这些跟创作毫无关系的东西,让我误以为电影是我的真命天女。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很少电影让我想看第二次,但很多小说我已读了十几遍;很少电影让我想买回家收藏,但很多漫画却是我家最值钱的宝藏。
所以上完半年的电影课后,我重新界定了电影在我生活中的地位:她像老朋友,认识最久,一辈子都会联络,但不需要立刻追到手,或急着骗上床。太早上床,往往不久后就分手。太早实现的梦想,往往无法持续下去。
学完电影,我的电影梦暂时熄了。但我仍然常看电影,也持续写小说,《61×57》、《倒数第二个女朋友》的故事都从那时候萌芽。我也把履历表丢到好莱坞的片厂,自费飞到LA去面谈,但并没有得到工作机会。不久后,我被公司派到东京,看了那年东京影展一半的片子。后来,我回到台湾,进入了电影公司上班。是啊,老朋友,不需要整天黏在一起。但天注定,这辈子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