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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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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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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论丛》编辑委员。三十年来致力于当代中国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百年来的社会思潮研究，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萧功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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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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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九八六
观念的屏障与近代士大夫的悲剧——《儒家文化的困境》结束语
一九八七
历史： 经由我们的眼睛
一九八八
文化失范与现代化的困厄——从激进回归保守的新思考
一九八九
新权威主义： 痛苦的两难选择——与《文汇报》记者的谈话
论当代中国浪漫主义改革观——对激进“制度决定论”的批判
一九九〇
“严复悖论”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
一九九一
从浪漫主义到政治激进主义——对中国早期民主思潮的历史考察
一九九二
历史拒绝浪漫： 改革时代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与《中国时报周刊》记者的谈话
一九九三
走向理性与成熟： 对80年代中国改革的反省与展望——再答海外读者
一九九四
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
一九九五
中国现代激进政治的思想起源——严复对“主义决定论”的批判
一九九六
戊戌变法与“极致性政治文化”
一九九七
台湾版《历史拒绝浪漫》自序
一九九八
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一九九九—二〇〇一
从入魅到出魅——世纪之交谈百年中国变革
二〇〇二
中国模式的政治学诠释——后全能主义体制的发展优势与矛盾
二〇〇三
从孙志刚事件看社会公正机制的重要性
二〇〇四
战争片中的人性与诗意——我的思想手记之一
二〇〇五
中国文化史随感录——我的思想手记之二
二〇〇六
中国可以在世界文明冲突中承担缓冲作用
二〇〇七
关于建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通信——我的思想手记之三
二〇〇八
与学生讨论人生哲学——我的思想手记之四
二〇〇九
如何走出“维新模式”的困局——关于中国民主发展的第三种路径的对话
二〇一〇
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
附录一 在精神自由中反思——回顾我的学术之路
附录二 萧功秦主要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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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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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
观念的屏障与近代士大夫的悲剧——《儒家文化的困境》结束语
当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近代文化的挑战的时候，它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在吸收这种异质的更先进的文化中的营养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结构、规范、思维方法进行一系列自我更新和建设性的转化。这就意味着，以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来作为对于挑战的回答。另一种选择是，把西方文化作为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异端和旁门左道来加以排斥，以此实现纯洁的传统文化的自存与民族自卫的双重目标。
近代正统士大夫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显然表明他们做出的是第二种选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是因为在正统士大夫看来，传统儒家文化体系，也即他们心目中的“圣学”，乃是超时空的、绝对合理和完美的、自我和谐的有机体系。当人们认为古代圣贤已为后代确立了垂宪万世的大经大法，而无需自己与“化外”的异邦人来补充、变更和发展的时候，那么“圣学”这完美的体系也就变成了一个不自觉的自我封闭的排他性的结构。来自西方文化的信息冲击，只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完美体系之外的谬误和杂质去予以摈斥了。同样，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将被人们视为圣教与异教的冲突，天理与悖谬的冲突，正义与邪恶的冲突，完美与缺陷的冲突。“人之持异教愈坚，我之护圣教愈力”①，一种主观上捍卫真理的神圣使命感，在客观上就会不自觉地变成顽固迂腐的卫道感。在中国近代史上，正统派恰恰是保守派，而保守派又恰恰是正统派，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近代正统士大夫始终不自觉地处于传统文化心理之圣学投影的思维方法为经纬编织成的意识网络之中。正因为如此，当他们用这一认识工具来看待新兴的西方文化的时候，也就丧失了如实认知这一客体对象的可能性了。千百年来，当一代复一代的士大夫运用这一意识网络来认识和适应周围的环境时，他们从来就是得心应手，不曾遇到过任何困难。然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传统的意识网络不但不再是人们用来认识和应付骤然变化了的外部环境挑战的工具，恰恰变成了阻碍人们认识这一现实挑战的障碍。正如本书已经分析过的，在西方文化的挑战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土大夫阶层实现传统文化的自我调整、更新与转化的过程是如此步履维艰，以至于人们为吸收异域先进文化所迈出的任何微小的一步，几乎都不是靠“圣教”本身给予他们的精神上的力量睿智，而是靠一种在外部强烈刺激下唤起的生存者的最本能的避害反应和危机心理。而且，这些通过干辛万苦而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朴素的新鲜认识和真知灼见，又不得不在与道统信条的剧烈搏斗和冲突中作自我挣扎，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地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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